技术伦理学：关切人类未来的伦理学 - 传媒教育网

计算机技术催生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延伸了人的身体、扩展了人的智能，促成了万物互联，迎来真正的信息社会。一方面，它给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重塑了人类的价值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也离不开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社会不动声色地预制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路径。计算技术经历了从巨型计算机到个人计算机，再到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并将发展到普适计算的过程。巨型计算机使机器获得计算能力，人类因使用计算机获得延展的计算能力。个人计算机则将计算能力赋予寻常百姓，开启了一场技术赋权运动，人人拥有机器计算能力成了社会目标。互联网尤其社交网络和移动网络，将计算能力不可思议地转换成了信息权和表达权，全方位地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人类生存空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则将计算能力进一步社会化和广谱化，使人类从科学数据化步入社会数据化、从生产机械化迈向生活智能化之路。电子政务、网络经济、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据人生成了新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样态，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融合成为赛博空间。人类开始进入万物互联的信息时代，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观正在浮现。

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亦面临诸多伦理问题和挑战，如网络安全、个人隐私、数字鸿沟、数据巨机器等。这些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促成了技术伦理学的大发展。需要强调的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广谱化和深层化，已经超越个体和区域，涉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的未来。这使得伦理学正经历“未来转向”，要求人类不仅应对当代人负责，也应对未来人和人类命运负责。这一转向在二战后已经开始，原子弹爆炸、环境污染等关涉人类生存和未来命运的问题，催生了关于技术伦理的公共讨论和技术伦理学。随着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迅速崛起，技术伦理再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话题。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指向人类本身、人类的身心。如果说以往的技术指向的是客体世界，那么这些技术指向的是人类主体。这种主体性技术直指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对人类自身身体和智能的改造、延展或替代，对人类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更易引起人类普遍的集体忧虑，引起对人类未来的担忧。物理学家霍金认为，人工智能一旦脱离束缚，就会以不断加速的状态重新设计自身，而人类由于受到漫长的生物进化的限制，无法与之竞争，将被取代。《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技术带来了现代化生活，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人将变得毫无用处，人类可能灭绝。因此，技术伦理学既是部门伦理学，也是超越部门伦理学的时代伦理学和未来伦理学。作为对上述问题进行学术回应的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伦理学也具有这样的属性。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一直蕴含着几条相继或交错的线索、路径：计算机伦理学、网络伦理学、机器人伦理学、人工智能伦理学和全球伦理学、未来伦理学。

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控制论创始人罗伯特·维纳向世人提醒信息技术对社会构成的威胁，提出应将对新技术的讨论提高到道德认识的层次，由此奠定了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也奠定了他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创始人的地位。计算机伦理学学科史始于美国计算机专家沃尔特·曼纳。在20世纪70年代，他注意到计算机伦理问题日益突出，提出研究这些问题的领域应当成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将之命名为“计算机伦理学”，并将计算机伦理学界定为研究计算机技术引发、改变和加剧伦理问题的应用伦理学科。1984年是计算机伦理学发展的分水岭，它能够成为“显学”与美国计算机伦理学家詹姆士·摩尔和黛博拉·约翰逊不无关系。摩尔提出“真空说”，认为计算机伦理学是一门全新的伦理学，因为计算机技术具有以往技术不具有的逻辑延展性，这一特性导致了理论的含混和政策的真空。从前的伦理学理论无法回答计算机技术提出的挑战，需要建立一门全新的伦理学来应对。约翰逊设立了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议程，将计算机视为典型的社会技术系统。

人工智能伦理学的发展在上述线索中穿行。196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专家韦曾鲍姆编写了一个名为ELIZA的心理疗法计算机程序。这个程序表明计算机能够进行自动化的心理治疗，并容易导致将人看作机器的“艾丽莎效应”（Eliza Effect）。韦曾鲍姆担忧人类“信息处理模式”会增强科学家甚至普通公众把人仅仅看作机器的倾向，认为人工智能的滥用可能损害人类的价值。韦曾鲍姆是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先驱，代表计算机伦理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路径。1988年，IBM公司的雷蒙·巴尔金提出，如果机器人最终与人难以区分，那么我们必须制定伦理行为规范来调整真实的人与“人工的人”之间的关系。他编撰了“赛博伦理学”一词，用以概括这一研究领域。巴尔金提出的这条路径代表计算机伦理学的机器人伦理学线索。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商业化普及，网络伦理问题获得空前的关注。斯皮内洛、塔瓦尼等众多学者相继出版了大量网络伦理学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网络伦理学的研究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出现超越计算机意义上的计算机伦理学，预示着计算机伦理学中的全球伦理学路径。1995年，克里斯提娜·格尼娅科-科斯科斯佳指出，选择从事计算机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在界定其研究范围和学科的意义时太保守了。当我们在谈论计算机伦理学时，我们是在谈论一种正在出现的全球伦理学，而且是在谈论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因为计算机影响人类生活的一切。她指出，到人类进化的现阶段，还没有创造出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全球伦理，未来的全球伦理学将是计算机伦理学。在她看来，计算机技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疆界，是全球性的；计算机技术涉及人类行为和人际关系的整体，是全球性的。因此，计算机伦理学必定成为全球伦理学。

计算技术不只是延长或代替人脑，更重要的是促成万物互联。多种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能源技术等的融合，将加快万物互联的进程。技术的融合将促进人机的融合，促成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使我们难以区分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两类空间，难以区分我们的身体与人工物，并最终导致各类技术伦理学的融合。如巴尔金在1989年曾因科学家利用计算机使猴头存活36小时，预言赛博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将汇合到一起。计算机伦理学、互联网伦理学、大数据伦理学、人工智能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等将汇聚发展成为基于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的赛博伦理学。

赛博伦理学是各类技术伦理学的汇聚，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时代伦理学和未来伦理学。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诞生和完成，将使人类社会真正奠基于技术，从而实现技术与时代同一，技术时代的伦理学即时代伦理学。人—机关系、人—万物关系，更准确地讲，基于技术的人与人的关系便成为技术时代伦理学的核心议题。赛博伦理学不再只是技术伦理学，它是技术时代的伦理学，是万物互联时代的伦理学，是关切人类未来的伦理学。

技术与人类未来、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是技术时代伦理学乃至整个哲学探寻的核心。在不同的技术时代，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问题聚焦在不同的内容上。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它聚焦于人与机器的自由关系；在当今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它聚焦于人与信息、人与数据、人与自主机器的自由关系。人与技术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技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关系，确保人类的未来，便成了技术时代伦理学探寻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