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人？——科学如何重塑我们对自身身份的看法 - 传媒教育网

纳撒尼尔·凯夫（NathanielComfort）写道，生物学的进步反复改变了我们对自身身份的看法。本文是为了纪念《自然》创刊150周年，《自然》聚焦150年科研体系转变系列文章的第三篇。

在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1863年）一书的标志性前言中，灵长类动物骨骼排满页面，似乎一步步走向未来：“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人类。”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新证据科学地、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我们毫无疑问是动物的一种——只不过排在最前面。

哥白尼使我们离开了宇宙中心；达尔文则使我们脱离了现存世界的中心。不管他人怎样看待这种降级（赫胥黎并未受困扰；达尔文受到了困扰），毫无疑问，赫胥黎传递了更大的信息，即科学可以回答他所谓的“问题的问题”：“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其和宇宙万物的关系。”

在早期的《自然》杂志中，赫胥黎的问题占有重要地位。赫胥黎机敏、尖锐，作为达尔文理论的颂扬者，赫胥黎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评论家之一。《自然》的创始编辑诺曼·洛克耶（NormanLockyer）在说服朋友成为定期撰稿人时巧用妙宗，而赫胥黎立即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兴奋地用《自然》的页面来为达尔文主义和科学公共事业辩护。

在1869年12月16日的第7期《自然》中，赫胥黎推动了一个所谓“实用达尔文主义”的计划，我们称之为“优生学”。他深信大英帝国的持续统治将取决于“充满进取精神”的品质，并考虑为英国人选择乐观进取的态度[1]。尽管他知道法律以及道德或许会成为拦路虎，但他仍然写道：“或许我们能以间接的方式影响我们后代的性格品质和繁荣昌盛。”高尔顿（达尔文的表亲、赫胥黎的拥护者）当时已经有类似的想法，后来被称为“优生学之父”。杂志面世后，“改善”人类遗传的想法印在了许多人脑中——尤其是作为帝国的一件强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乐观地认为，科学的永不止步会带来人类的无限进步和胜利，这一观点概括了一个围绕所谓启蒙价值观的问题。社会应当以理性、事实和普遍真理为基础，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指导思想。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最近我看到了太多治理行为无事实依据）。然而，奥卡姆剃刀原则（Occam’srazor）是把双刃剑。启蒙价值观包纳了各种刺耳的不和谐一致的声音，例如人人生而平等，贵族应当被斩首，人类可以被当作财产买卖。

我想指出，这段历史中许多最糟糕的章节都是科学主义造成的，即科学是理解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科学常常扩展和解放自我意识，但科学主义却对我们造成了约束。

在过去的150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和科学主义在许多方面塑造着人类的身份。发展心理学把注意力集中在智力上，导致IQ（智商）从教育工具转变为社会控制的武器；免疫学从“非己”的角度重新定义了“自己”；信息理论以一种全新的比喻手法，将身份置于文本或接线图中。最近，分子和细胞研究放宽了“自己”的界限；生殖技术、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使人性更具可塑性；表现遗传学和微生物学使个性和自我管理的概念更加复杂；而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带来了一个自我更加分散、离散和原子化的世界。

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在1907年写道：“必须在所有教育工作中引入科学精确的方法，让理性和光亮照遍所有地方”【英文译本于1914年发表（参考文献2）】。在这之前10年，Binet和ThéodoreSimon为法国小学生开发了一系列测试，以衡量他们所谓的“心理年龄”。如果孩子的心理年龄小于其实际年龄，那么他将获得额外帮助以赶上进度。德国心理学家WilliamStern根据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的比率，给出了他所谓的IQ，并在理论上使其在各群体之间具有可比性。同时，英国高尔顿学校的统计学家和优生学家Charles Spearman发现，孩子在不同测验中的表现存在相关性。为解释这种相关性，他从理论上提出了一种固有的、固定的、根本的品质——“g”，即“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随后，美国心理学家Henry Goddard受优生学家Charles Davenport的影响，声称智商低是一种简单的孟德尔性状。因此，科学主义一步一步地将IQ从一种衡量特定孩子过去表现的手段，变成了预测任何孩子未来表现的指标。

IQ不再是你做了什么的衡量指标，而是你是谁的衡量指标——表示一个人固有价值的分数。在进步时代，优生主义者纠结于低智商，认为它是犯罪、贫困、滥交和疾病的根源。到希特勒将优生学扩展到覆盖所有种族和文化群体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有成千上万人被从基因库中抽离，或被绝育，或被收容，或两者皆有。

免疫学家采取了另一种方法，他们将身份定位在体内，以相对而非绝对的术语定义身份：自己和非己。组织移植的排斥反应、过敏和自身免疫反应可以理解为一种身份危机，而非身体内的一场战争。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领域。的确，历史学家Warwick Anderson曾提出[3]，免疫学、生物学和社会思想“在热带棕榈树下杂乱地混合着”。

澳大利亚免疫学家Frank MacFarlane Burnet号称免疫学界柏拉图。Burnet将免疫学塑造为关于自我的科学，这本身就是他吸收哲学家Alfred NorthWhitehead的观念的直接体现。与此相对，从Jacques Derrida到Bruno Latour和Donna Haraway的社会理论家，在进行自我的社会理论化过程中，都依赖了免疫意象和概念。这里的核心在于：科学和社会思想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彼此产生共鸣，被共建起来。没有这一方，你就无法理解另一方。

后来，Burnet被控制论和信息论的新隐喻所吸引。1954年，Burnet写道，很快便会产生“生命体的‘通讯理论’ ，相信这一点是“一种时代精神”[4]。此话不假。在同一时期，分子生物学家也迷上了信息隐喻。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随着遗传密码问题的形成，分子生物学家发现信息、文本和通讯的类比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因此借用了“转录”“翻译”“信使”“转移”“信号传导”等词汇。基因组“咒语”存在于包含四个字母的“字母表”中，它们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文本来加以讨论，不管是在书籍、手册还是零件清单中。无独有偶，计算机科学和计算行业也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

二战后，自我成为一种需要解密的密码。DNA序列可以被数字化。其信息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被拦截、解码和编程。很快，人们很难不从信息角度考虑人性。到20世纪60年代，DNA成为众所周知的“生命的密码”。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批评家（包括许多科学家）开始担心新生物学可能改变人之为人的含义。1971年，James Watson（因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为世人所知，后来又声名狼藉）写道，由此引发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由科学和医学界掌控”。

1978年，Patrick Steptoe和Robert Edwards成功地进行了人类体外受精，从而诞生了第一个“试管婴儿”Louise Brown。到1996年，随着Ian Wilmut及其团队成功克隆出绵羊多莉，人类克隆技术似乎近在眼前。

克隆和基因工程促使人们大量探索灵魂，却鲜少发现灵魂。长期以来，关于人造人，也许不是很纯正的人的想法既令人恐惧又令人着迷。克隆人和自然出生的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吗？为提供身体组织而制造婴儿是否非人性？我们是否有权修改未出世的人的基因？或者，正如反对者所称，我们是否有义务这样做？近来，CRISPR等强大基因编辑工具的发展使这类决策变得更加紧迫。

1902年，英国医生Archibald Garrod撰文[5]谈论了基于遗传学的“化学个性”（chemicalindividuality）。90年代，第一批基因组序列数据如海啸般席卷基础科学领域，很明显，人类遗传变异的范围比我们所知的要广得多。Garrod已成为基因组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到20世纪末，有远见的人开始兜售基于基因组的“个性化医疗”。他们的口号是，再没有什么“一体适用”。相反，医学诊断和治疗将根据DNA定制。人类基因组计划结束后，DNA测序的成本急剧下降，这使“测序基因组”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今天，技术先进的大学开始为所有新生提供基因组档案。时髦的公司会根据你的基因组来定制酒单、营养补品、护肤霜、奶昔或润唇膏。基因组序列成了人本身。正如测序公司23andMe的DNA测试盒上所写的，“欢迎认识你自己。”

但你不全是你自己——绝不可能。DNA蓝图模型已经过时，几乎有些古老了。首先，人体中的所有细胞并非拥有相同的染色体。顺性别女性是嵌合体：每个细胞中一个X染色体的随机失活意味着她一半的细胞表达了母亲的X，一半细胞表达了父亲的。由于通过胎盘与胎儿之间进行的细胞交换，母亲们也是嵌合体。

嵌合现象可以跨越物种边界。人类-黑猩猩嵌合胚胎已在实验室中制成，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尝试在猪身体内培养具有免疫耐受力的人体器官。基因、蛋白质和微生物在几乎所有生命形式之间不断流动。约翰·列侬说得好：“我就是他，他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们是一起的。”

即便在严格的科学术语下，“你”也不仅仅是染色体的内容。人体包含至少与人类细胞一样多的非人类细胞（主要是细菌、古菌和真菌）[6]。数以万计的微生物物种在人体中游走，对消化、肤色、抗病能力、视力和情绪产生深远影响。没有它们，你会感觉不像自己；事实上，你不真的是你。生物自我已被重新构建为社区集群，它们互相之间保持交流。

这些也混杂在棕榈树下。科学家发现，他们有86%的几率通过一个人的微生物组来识别其性伴侣[7]。他们发现，在同居伴侣中，最相似的微生物群落在脚上。相比之下，大腿微生物群落与生物性别的关系比其与伴侣身份的关系更紧密。

人体部位、污水池、地铁、教室，任何具有独特群落的地方，都可以理解为具有基因身份。在这样的群落中，基因信息通过性、掠食、感染和基因水平转移在有机体内部和之间传递。在过去一年中，研究表明，深海贻贝中的共生微生物群落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遗传隔离，就像物种一样。在真菌中，一种名为“Spok”（孢子杀手）的基因通过“减数分裂驱动”在物种间衰减、流动和重组，减数分裂驱动是一种基因组快进按钮，它允许可遗传基因快速变化，以响应极速变化的环境。正如遗传学家Barbara McClintock早前说过的那样，基因组是细胞的敏感器官。

表观遗传学进一步消除了自我的界限。编码在DNA中的信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修改——包括混合和匹配DNA模组，加盖或隐藏位使其不被读取，或者在读取后对其进行更改，在翻译中改变其含义。DNA曾经被视为神圣的文本，会忠实地传递给后世子孙。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核基因组更像是意见、旅游短语、音节和无用数据的混合，你可以根据需要来使用或修改。基因组似乎不再是自我的所在地，而更像是塑造自我的工具包。那么，是谁在塑造？

脑植入物、人机接口和其他神经技术设备将自我的范围扩展到“宇宙万物”的领域。埃隆·马斯克的公司Neuralink致力于使无缝人机接口成为（虚拟的）现实。自然智能和人工智能已经相遇，它们的融合也不会在太遥远的未来。

自我能走出扩展的边界，实现分布吗？作家兼前《自然》编辑Philip Ball让研究人员对其皮肤细胞进行采样，将它们转化为干细胞（有成为任何器官的可能），然后培养成“迷你大脑”，也就是在培养皿中培养神经组织，能够形成大脑区域典型的神经元放电现象。科幻小说中的其他常见主题，比如在培养皿中培养全脑，或在农场动物身上培养人类器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人们正在积极研究。

美中不足的是，大多数理性时代的身份概念，以及后人类未来的多数科幻场景，都是由北半球富裕国家的中上层阶级提出来的，他们均受过大学教育，没有残障。他们的思想不仅反映了研究发现本身，还反映了那些长期控制科学体系的人的价值观：实证主义者、还原主义者，以及专注于主宰大自然。那些控制序列产生方式的人成了书写故事的人。

这一现象已经开始改变。尽管前路漫漫，但对公平、包容和多样性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经深刻影响了人们对疾病、健康及生而为人的意义的思考。海里埃塔·拉克丝的肿瘤细胞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全世界的实验室使用、培养和分发，当人们得知她是一名贫困的非裔美国女性时，这件事显得尤为重要。她的故事激起了无数关于生物医学不公平和偏见的讨论，并改变了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资助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做法。

社会学家Alondra Nelson从非裔美国人的角度研究基因组谱系，他们为挽回在运奴途中丢失的家族史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美国原住民社区，正如历史学家Kim TallBear所揭示的那样，原住民遗传身份的形成是西方科学和土著文化的共同产物。基于DNA的种族概念远非毫无问题。但是，使自我技术不断普及，走向民主化（侧重于自决而非社会控制）的推动力，本质上说是解放。

这一点在残疾人和使用辅助技术的人身上最明显不过。他们或许可以获得或重新获得感知的能力，或许可以通过新的方式进行交流、表达自己，或许可以和宇宙万物建立新关系。

艺术家Lisa Park针对这些想法进行了创造。她使用神经科学领域的生物反馈和传感技术创造了所谓的视听式自我呈现。观众牵手的时候，一树的灯会发光、闪耀；水池里的水会响应Park的脑电波，发生和谐的共振；一支搭载心脏和大脑传感器的机器人管弦乐队会和Park进行互动，Park会指挥它们移开眼罩、彼此对视、眨眼、大笑、触摸或亲吻，并通过这些方式演奏出优美的音乐。然而，即使是这种艺术性、主观性和互动性的自我意识，也与生物学所限定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倾向于根据科学本身的价值来定义人类的身份和价值，好像仅凭它就能告诉我们自己是谁一样。这是一种奇怪而狭隘的想法。面对殖民主义、奴隶制、阿片类药物泛滥、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西方科学技术是唯一可靠的自我认知来源的想法站不住脚了。这并不是要将所有人类的苦难归结到科学身上——实际上远非如此。问题在于科学主义。仅凭生物术语来定义自我会模糊其他身份形式，如一个人的劳动或社会角色。或许赫胥黎的“问题的问题”，说到底并不是一个数字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