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技术治理不等于“机器乌托邦” - 传媒教育网

技治主义（technocratism）主张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公共治理和政治事务当中，以提高社会运行的科学程度。在当代西方社会，对技治主义的负面看法在普通民众中非常流行，人们普遍把技术治理（technocracy）等同于所谓“机器乌托邦”（machine utopia）。为什么会如此呢？应该说，原因错综复杂，至少包括：第一，“科学敌托邦”（scientific dystopia）式的科幻文艺作品在当代西方的流行；第二，激进技治主义者给西方民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坏印象；第三，反科学思潮在西方的兴起，最终引发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实际上，某种程度的技术治理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日趋成为当代政治中最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西方民众把技术治理简单等同于“机器乌托邦”是错误的，妨碍了对技治主义的深入研究，使技治主义和技术治理问题在英语世界成为重大但缺乏足够建设性研究的“客厅中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技治主义的想法一经提出，在西方学界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历史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和卢德主义者等的批评。大致来说，对技术治理的批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愈演愈烈，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倒是最近十年来，渐渐有了一些重新思考技术治理的呼声。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舆论对技治主义和技术治理已经形成了某种负面成见——最著名、最流行的具体意象是电影《摩登时代》中流水线和小说《1984》中的电幕。当然，笼统地说“西方成见”是不严谨的，一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观念状况不一样，比如在法国，圣西门是技治主义的鼻祖，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支持技术治理的理论家很多，如孔多塞、傅里叶、孔德等，围绕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一直有一批活跃的技治主义者（technocrat），在20世纪曾形成了计划主义（planism）思潮，尽管20世纪70年以来，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等人猛烈批判了科学技术在法国的强势地位，直至今天工程师和专业人员在法国仍占有政治地位较为优越的精英位置；二是不同人群对技术治理的理解差异不小，比如在知识阶层中存在如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对立，人文知识分子对技术治理持负面看法的占大多数，而可能对技治主义持好感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公众舆论上往往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又比如中国普通工人农民与大学文科教授相比可能更倾向于支持科学技术。无论如何，在北美和西欧，对技治主义反感、憎恶乃至极端敌视的人随处可见，尤其是当与西方之外的其他地方如中国、拉美、俄罗斯和非洲等相比较，西方对技术治理的成见就显得更加明显。

第一，总体主义，即技治主义者坚信自己发现了类似自然规律的社会历史规律，进而按照规律设计某种总体化的终极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以此为根据彻底颠覆现实社会，运用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运行方式包括国家政党、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乃至个人生活等实施全面改造。在技治社会中，将无一人一物能逃脱总体化社会工程的控制，或者说，乌托邦忽略的地方在社会学意义上实际是不存在的。最近30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物联网（IoT）和大数据技术急速推进，更是给社会公众无处藏身的感觉，《1984》的电幕在技术上完全成为可能。

第二，机械主义，即技治主义者不仅将自然界和动植物视为机器，也将社会和每个人视为机器，将人类自以为独特的情感、意志、心灵和信仰等还原为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事实，而各个机器零件之间如钟表一般紧密啮合、精密运转，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事无巨细的精确物理学测量，进而以数据为基础、按照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进行机器操控式的社会运转，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稳定运行而不步入歧途。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中对人成为机器零件的影像呈现广为传播，机器在现实中异化的现象很普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协同论等横断学科大规模的传播，越发加深了社会公众对社会控制的精密性和不可理解性的印象，社会理解中“专家阴谋论”越来越盛行。

第三，极权主义，即技治主义者反对民主和自由，主张国家至上，由专家掌握所有国家大权，实行公开的等级制，权力最终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掌权者以科学技术成果为工具、按照数字方式冷酷地统治整个社会，以知识和真理的名义剥夺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对社会成员实施行为和思想两方面的监视和控制，以保证社会稳定运行。的确，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增加人类福祉的同时，也给专制者和独裁者提供了极权主义的利器。法国哲学家福柯对知识-权力改造个体行为的规训技术的抨击，极大地影响了当代通俗文化和艺术，比如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飞跃疯人院》就很好地诠释了福柯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学的批评。技术治理思想控制的恐怖，则在布莱伯利的“科学敌托邦”小说《华氏451》中得到具象呈现（“思想消防员”到处搜查并焚毁书籍），它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广泛传播。一些极端反对技术治理的普通公众甚至认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出来就是为国家和独裁者监控人们服务的。

第四，经济主义，即技治主义者均主张效率第一和唯一，科学技术是最为有效和有力的方法，专家们为了经济效率必须牺牲其他人类价值目标，否认文学、艺术、风俗和宗教等的价值，社会运行最高的目标应该是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越来越丰裕的物质财富和人类文明不断地扩展——越出地球，殖民月球、火星、太阳系……著名好莱坞科幻影视系列作品《星际迷航》就是这种不断星际殖民梦想的最著名的通俗表达之一。

当代西方通俗科幻文艺作品，流行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应用进行质疑和嘲讽，换言之，敌托邦态度在当代西方科幻文艺作品中占据了主流，这对西方民众技术治理的成见形成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乌托邦写作在西方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批判和否定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乌托邦对完美社会进行理想规划和理性设计，属于一种社会思想实验。乌托邦可以粗略地分为人文乌托邦和科学乌托邦，前者比如莫尔的《乌托邦》，把通往完美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人性转变和道德提升；后者比如培根的《新大西岛》，主张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建构理想社会。科学乌托邦作品大量出现和流行，成为现当代西方文学的特色之一。科学敌托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乌托邦写作，是科学乌托邦的对立面，构想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导致未来社会落入全面异化、自由丧失、极权专制和冷酷无情的悲惨境遇。总的来说，科学乌托邦与敌托邦均相信科技决定论，即自主发展、人无法控制的科学技术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

从历史维度上看，西方乌托邦写作在20世纪总体上经历了从乐观到悲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乌托邦小说多数将科技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将科技进步等同于乌托邦本身，将社会治理问题还原为科学技术问题，这种乐观精神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原子弹爆炸，之后环境、能源、人口和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爆发，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日益彰显出来，西方公众对科学技术主导的未来之想象逐渐走向了悲观的另一极。可以说，“敌托邦叙事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恐惧的产物”。

美国公众对技术治理的想象很明显就经历了如此转变。美国人一直相信人类社会进步依赖于民主与科学的组合，对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是持欢迎态度的，这正是技治主义在欧洲产生却大兴于美国、并在20世纪30、40年代率先掀起实践技治主义的北美技术治理运动（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的重要原因。彼时美国人民对技术治理的支持态度，在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1879）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1888）的畅销中得到佐证。亨利·乔治指出，科技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在现实中没有缓解而是加剧了贫困，说明问题不在于生产而在于分配，应该在对分配规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设计科学分配，就能消除贫困。虽然他给出的土地公有并征收全部地租的方案明显有问题，但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解决贫困问题的进路却是应者云集。《回顾》是美国最著名的技术治理小说之一，影响了美国技治主义理论集大成者凡勃伦。它想象了波士顿未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凭着直觉指出以彼时美国的科技生产力，如果更科学地设计社会制度，所有的社会个体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物质生活，而在经济安全基础上，人类可以创造完美而辉煌的新生活——“从那时开始，人类进入了精神发展的新阶段，一种更高的智能的进化过程。”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民众开始怀疑科学与民主是自然同盟的假设，要求认真思考科学和科学家在民主政治和宪法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以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讲为标志，他提出要警惕科学与军工的共谋，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发展能否与美式代议制政府兼容。这与当时更大的文化背景有关，即美欧学界对包括理性与自由政府结盟等各种启蒙信念产生了怀疑，美国科学家则对技术治理的兴趣不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主流思想对于将科学用于政治领域非常乐观，认为共产主义体制是唯一能让政治建基于科学方法的路径。关于这一点，作为当代科学乌托邦写作的最典型代表、美苏科幻小说基本旨趣的差异可以作为佐证：苏联科幻多为进步幸福的乌托邦式的，尤其是以别利亚耶夫的《跃入苍穹》为代表的太空探索小说，而美欧科幻多为专制暴政的敌托邦式的。并且，苏联官方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是科学，认为不仅政治而且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均必须接受辩证法的指导。在此背景下，苏联很多科学家对于技术治理是支持的。“更近的是，苏联征服太空变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至太空的方法。”在A.托尔斯泰的科幻小说中，苏联红军甚至借助火箭登上火星，通过革命推翻了火星人的统治。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被赋予科学的称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兼容着某种用科学技术治理社会的意味。

当代西方好莱坞式科幻影视极尽渲染“机器乌托邦”之能事。正如美国科幻大家阿西莫夫（IssacAsimov）指出的，当代美国科幻小说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反乌托邦的。电影的主人翁要不出生复杂，比如是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克隆人（《冲出克隆岛》）或者克隆人与人繁殖的第一个人（《银翼杀手2049》），要不遇到罗曼蒂克的挫折，比如爱上机器人（《机械姬》）或人工智能（《她》），要不就是为所居住的社会制度感到深深的不安（如《华氏451》《高堡奇人》），要不干脆就是在一个即将毁灭或已经毁灭的世界中挣扎（如《我是传奇》《机器人瓦力》《9》），所有的痛苦都指向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控制科学技术的科学家、政客和狂人。在西方科幻敌托邦文艺作品中，目前最流行的有三种：赛博朋克与机器朋克文艺（机器、怪物和幻境横行的未来世界）、极权乌托邦文艺（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残酷等级制社会）、AI恐怖文艺（机器人对人类的冷血统治）。

与技术治理形象塑造最为相关的文艺作品，当属流传极广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1950）。“建基于技术而非迷信之上的社会，变成了最貌似有理的暴政体制。”举《美丽新世界》为例：新科技与专制在未来的“世界国”中紧密结合为极权主义技术治理体制，成为自由最凶恶的敌人。在其中，科学技术的极权应用包括：（1）用生物科技造成社会个体的先天生物性状差别，以此为基础形成后天的社会等级制度；（2）用反射、催眠等心理学方法在婴幼儿时期对社会个体进行意识形态“洗脑”；（3）用传媒技术对每个人进行监控，将艺术异化为控制个体情绪的工具，用色情艺术消解爱欲的反抗力量；（4）用精神病学、化学和药物学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精神控制，用药物缓解和抹除潜在的威胁性个体精神状态；（5）全面异化科学技术，将全面控制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而最新的著名科学乌托邦作品是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小说《瓦尔登湖第二》，这部行为工程幻想小说虽然创作于1948年，但开始流行却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现实中甚至一度引发行为主义社区在美国各处的尝试性实验。《瓦尔登湖第二》初衷是描述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理想社区运行蓝图，但它的核心主张即用行为工程对每个社员从一出生起就进行心理学改造、消除妒忌心、竞争心等斯金纳认为的非合作情绪、心理和个性，引起反对者对自由侵害和极权控制的极大忧虑，因而被很多人视为实质上的科学敌托邦作品。总之，科学敌托邦文艺作品盛行，对西方普通公众技术治理西方成见的形成影响最大。

“机器乌托邦”的形成与激进技治主义者的表现有直接的关系。技治主义者均主张两条基本原则即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激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彻底推翻既有社会制度、是否与既有政府合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施行技术治理，激进派完全拒绝与现政府合作，拒绝任何改良主张。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技治主义者属于温和派，如圣西门、贝拉米、加尔布雷思、纽拉特、丹尼尔·贝尔等，而类似凡勃伦的激进派是极少数。但是，极少数激进分子的观点和行动在西方社会具有非常高的显示度——这符合传播学中“激进获胜、另类传播”的规律，尤其相比理论家、思想家，激进的技术治理社会活动家的表现对于公众对技术治理的看法影响更是巨大。

比较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双雄”激进派领袖斯科特（Howard Scott）和温和派领袖罗伯（Harold Leob），作为例子。罗伯出身豪门，却拒绝继承家族银行和投资业务，选择成为作家和艺术家，创办文艺杂志，与海明威等人并称美国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TheLost Generation）。在旅欧期间，他接触并被技治主义所吸引，随即回国投身技术治理运动。而斯科特出身寒微，却极力想给人给人一种掌握高深技术的专业人员与先知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级工程教育，但有过丰富的工程经验，开办过工程公司。他具备卡里斯玛（charisma）人格，极富领袖才能，但性格过于严厉、极端和揽权，和媒体关系不好。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与斯科特过于独裁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运动中，斯科特领导的技术治理公司制订徽章，统一制服，严明纪律，甚至发动所谓的“总征兵”，组织技治主义者的“部队（army）”，给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公众以冷酷、阴森和可怕的印象，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纳粹。斯科特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媒体发讣告；而罗伯死的时候，美国诸多重要媒体都发布了讣告。

一开始，罗伯的技治主义思想就带有自由主义和审美主义的烙印，与斯科特思想鲜明的机械主义和物理主义特点颇为不同。两人对技术治理的基本理解是相同的，都是从北美技术治理运动的“导师”凡勃伦那里借鉴和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如下方面：（1）丰裕（abundance）、工业系统与高能社会。人类社会可以从能量使用角度来理解，之前社会是主要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的低能社会，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主要依靠机器的高能社会。高能社会主干是工业系统，它是一台精密运行的大机器。自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丰裕阶段，以机器生产的能量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舒适生活所需，而现实并非如此是因为社会制度设计不科学。（2）能量券与社会测量。高能社会必须实行技术治理制度，核心是围绕能量券建立全新的分配制度。废除货币，代之以反映物质资料真实运动状况的能量券。以能量券为单位，对整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求进行物理学的精确测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统一计划来实现完全平等的按需生产和按需分配。（3）生产最大化与经济自由。工业生产系统由专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掌握，企业目标不再是利润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必需品，因而将在既有科技水平上开足马力生产。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都免于经济压迫，并得益于科学技术对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享有大量闲暇。（4）有限的技术治理政府。技治社会工业高度垄断，每种基本工业只有一家大企业，每家挑选最能干的人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技治社会的政府是工业系统的延伸，实际是工业联合体。政府成员包括主席在内，都是从劳动者中逐级晋升和提拔上来的，都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专家。技治国家以科学原则行政，需要投票表决的事情很少，并且主要管理经济事务，以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对待社会成员的其他活动，因而政府职能极大地减少。

斯科特与罗伯对技术治理理解的差别主要在于：（1）技术治理实现的时机。斯科特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就是资本主义灭亡而技治主义上台的征兆，因而拒绝与美国政府合作挽救危机，而是组建资本主义价格制度崩溃之后接管权力的“部队”，准备非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革命”。而罗伯认为，技治主义要实现首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垄断过程，当垄断达到极大程度时技术治理自然就会实现，因此技治主义者应该与政府合作，运用专业知识帮助资本主义度过危机，并加速垄断向技术治理转变的过程。实际上，罗伯加入了罗斯福政府，被斯科特称为“叛徒”。（2）对文化和艺术的看法，或者说对人性提升的态度。斯科特只关心工业系统的改革，认为能量券制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声称所有的方案都是科学的、可计算的和可控制的，而不依靠人性、情感、意识形态文化等不可测的东西来决策。罗伯则认为，实现经济安全并非技术治理最大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之后人们可以从事更有价值的事业，即文化和艺术活动，而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将从根本上提升人性。

在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给美国公众印象深刻的是斯科特而非罗伯，即使今天提起该运动的领袖，人们能想起的也是斯科特。当时斯科特的激进观点和形象一开始很快引起了美国和加拿大公众的很大兴趣，但很快就转变成极大反感，技术治理公司也曾被加拿大政府封禁。在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从急速崛起到突然受挫的关键点上，斯科特所做的“皮埃尔旅馆演讲”（Pierre Hotel Address）甚至被很多人认为它应该为整个运动由盛转衰负责，因为当时收音机刚刚普及，通过电台面向全国广播第一次实现一个人同时向所有人说话。“皮埃尔旅馆演讲”是斯科特第一次全国电台广播，但激进的“首秀”造成了完全不可挽回的负面公众印象。在演讲中，斯科特夸张地宣布技术治理思想前无古人，颠覆了数千年人类社会思想史，这完全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他还宣布资本主义很快就必然被技治主义全面代替，不管普通民众是否接受，这是物理学铁律；只有专家和智者才能理解技术治理，才能运行技术治理制度，现有的执政者智力和能力都不够；技治主义者放弃合法选举和民主参政，只需等18个月资本主义价格制度就会全面崩溃，美国人民届时将不得不求助于技治主义者来挽救美国；技术治理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纳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之前的所有主义，技术治理不是愚蠢的民主制，而是真正的精英用科学方法运行社会。总之，他宣称其他人对“大萧条”危机根源理解都是错误的，提出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只有技治主义才是美国人唯一的出路。很难想象这种狂妄的救世主腔调不激起听众的极大反感，尤其是斯科特对资本主义18个月崩溃的危言耸听很快就被事实所否证。北美技术治理运动在当时对美国造成的实际影响有限，但它导致了技治主义思想向全世界的快速传播，斯科特等人的激进观点和形象也随之被西方社会公众所认识，促进了西方民众技术治理成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