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 - 传媒教育网

5月19日下午，《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逝世，享年81岁。艾丰是一位学者型记者，他历任人民日报机动记者、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还撰写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为纪念这位优秀新闻记者、学者，我们推出2000年第11期《新闻记者》杂志刊登的艾丰访谈录《六十年规定动作，六十年自选动作》。

艾丰好直言。谈到自己从《经济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后的人生盘算也是如此：“我最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位先生说，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磕碰的话，一个人应该能够活到120岁。120岁，分为两段，前60年是一段，后60年又是一段。我现在后60年刚刚开始。这后60年，我想开拓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自己支配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体操比赛不是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吗？新闻报道也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前60年大体都是‘规定动作’，读书，找工作，评职称，争取当个什么职务；恋爱，结婚，抚养老人，培养下一代，等等。不论谁大体都是如此。后60年就不能仍旧做规定动作了，所以我现在做的都是自选动作。我的自选动作以文化建设为主。我现在正在写《艾丰通用文库》，一共10本，目前只写了4本。自选动作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做的工作有不可替代性。我这10本书别人写不了，别人写，写的只能是别的书，我这10本书只有我才能写得出。别人不可替代的工作你不做，别人也能做的事你老不放手，这是一个误区。别人也能做的事情，比如领导职务，到了一定时机要让人家做。就是应该这么想。写完这套《艾丰通用文库》，我只算完成了我自选动作的四分之一……”

“1978年考研究生，我当时对别人说我肯定考不上，因为17年了，我什么功课都没有复习，对付不过小青年。不想考下来，平均分是86.5分，报上还登了消息。本来还应该更高。那时，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时事政治部主任，政治学习我一直很重视，但政治考试的成绩才75分，我大吃一惊。后来人家告诉我，政治题是由胡乔木出的，难度相当大，所以我的政治只考了75分。当时，政治考试如果按60分及格计算，那么百分之七十的人都不及格，所以后来就把及格线降低到40分。这样算来，我获得的75分就是90分。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就是中学时代打下的文化基础很扎实。那时候学校的教育比较正常，不像后来学习就是为了分数而学、为了考大学而学，我们真正是为学习知识、提高素质而学。中学时学的许多东西到现在还有用。我用中学时代学过的知识考你们现在的大学生，一下子就被我考住了。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为新分来的大学生讲课，我就顺便考考他们，问‘欧姆定律’谁知道？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说，你们看，我五十年代学的知识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你们刚学完就忘了。

1978年我去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在此之前参加了两次考察规划会议，和一些研究尖端问题的自然科学界的学者对话，用的就是中学时代学的基础知识。年轻的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为止，虽然英语用得也挺多，但是我还是觉得年轻时学的俄语单词像小草一样，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后来学的英语，却在我脑子里搁着，没有扎进去。有时候我说英语，时不时会崩出一句俄语来。可以说，正常的中学教育给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知识基础，让我终生受益。所以我一想到我的母校———北京第十一中学，心里就很热乎。”

艾丰在《三做谈》的文章里这样写道：“生理上难以解释清楚的超常精力从哪里来？来自心理积淀。这很奥妙，又很普通。要查查自己的心理积淀。”谈到自己之所以有良好的心理积淀和超出常人的工作精力，艾丰感激人生中遭遇的种种逆境。

首先是政治上的逆境。因为反对“四人帮”，1971～1972年艾丰当了两年“反革命”，被圈到一个农场挨整。“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1972年把我给解放，但不再重用了。林彪摔死温都尔汗之后，减了我一点罪。1976年‘四人帮’一抓，我的事就彻底没有了。了解我的人对我说，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艾丰，你的时机到了，因为他们了解我的思路。后来证明，对于改革开放为什么我的思想能够跟上，这既跟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有关，更和我的思想脉络有关，这并不是偶然的。”

改革开放，艾丰甩开膀子干事业，政治境遇上春风和煦。但由于收入较低，加上父母多病等原因，物质生活方面的困境仍时时考验着他。艾丰的老街坊告诉过我们，艾丰在家里是个干苦活、累活、技术活的能手。直到1990年，艾丰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盖个小棚子呀，糊个窗户呀什么的，通通还是自己干。艾丰的二老先后患半身不遂长达十年之久，艾丰公务缠身，但在照料父母上却无可挑剔，是个出名的孝子。艾丰回忆说：“那时，我最怕的就是父母得病。我们家原来住的那地方，救护车进不去，得靠我自己把他们背出来。那时就怕家里来电话，一来电话我全身都发麻。还有就是没钱。为照料老人，家里需要雇个保姆，保姆管吃管住还要了120块。那时候我已是高级记者了，而当时高级记者的职务工资是每月180块，实际上保姆比我拿的还多。”

艾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正的先进都是幸福的。在采访中，艾丰又重提这个话题：“我们常常把先进人物写得像苦行僧，不吃不喝不睡，父母有病不看，儿子有病不管，看上去很可怕的。实际上，先进人物有一种别人不可兼得的幸福，那就是心理的充实。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不算先进人物，但也不算落后人物，我认为如果不说大话的话，那么在常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我都做到了，无论是对工作也好，对事业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同事也好。所以我底气就很足呀。正因为这样，我才有一种好的情绪，才可能有灵感，才可能有创造。如果一个人情绪不好，就不会有昂扬的情绪，那又怎么去创造？”

当我们问艾丰对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时，艾丰语重心长地说了三个字：“戒浮躁。”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艾丰举了一个事例：有一个大学生，分到《人民日报》，写了三篇评论，结果刊用了一篇，他以后就不写了。艾丰找他，问他为什么不写了？他说，我写了三篇，你毙了我两篇，我浪费的精力太多了。艾丰就跟他讲，你太计较成本了，你算账的方法不对，《人民日报》这张报纸是指导全党的，你大学刚毕业，写了三篇东西，就有一篇能指导全党，你已经很了不起了，成就已经很大了。

艾丰讲到此处，激动起来：“但是他只是算自己消耗了百分之六十多啊！这个算法就太求实惠了，太急于求成了。现在的年轻人尤其要注意培养长期苦干的精神。做事也好，成才也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沉下心来，认准了自己的方向，踏踏实实，多少年如一日，才能出成果。你看，我的成果都是出在40岁以后，而40岁以前是很寂寞的。但是我这个人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好，不管怎么样，我一直都是认真地干着。社会承认我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但要是在这之前我什么都不干呢？那么后边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的动力机制很多，出名啊得利啊！名利确实是动力，否则这个社会将无法进步。名利如果不是动力，那还要按劳分配干嘛呢？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佳动力，最佳动力是事业。以官为动力，只有少数人才有动力，因为当官是个陡坡形，越往上，官越少；以利为动力，过分也不行，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栽进去。我认为最没有风险、最持久、而且会越来越强大的动力就是事业，因为你做事总是越来越多，你的事业对社会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反过来，社会对你的肯定、反馈与激励，也总是越来越大。你越往后走就越有劲。我自己确实也有这个体会。1986年，我当时的工资是102元，房子是跟人家合住的，任何官职都没有。所以得了‘范长江奖’以后，让我写几句格言，我第一句话就写‘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我写的东西得到大家的承认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东西再说吧。因为最高的奖赏有了，次要的有没有也就无所谓。现在有些青年人不行，总感到诱惑特别多，名的诱惑，利的诱惑，官的诱惑，搅得他们心神不定，许多人就没有心思去埋头搞事业。这个毛病一定得改。”

临别，与我一同前往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高金萍女士送给艾丰一本自己的专著。艾丰翻看着书，眼神亮亮的，说：“了不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等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肯定是著作等身了！”

他转头对白润生教授说：“老白，年轻人在向我们挑战了，我们要努力呵！不过我自信不会太落后于年轻人。我的《艾丰通用文库》预计2001年上半年可以全部出齐。然后我还要写新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著作，一直写60年。让我们和年轻人比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