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 - 传媒教育网

一般来说，媒体最大的价值就是监督掌握公权力的人或机构，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他们职业操守。美国之所以不容许政府办媒体，就是要保持媒体的独立性，如果是政府掏钱办的，还怎么好意思骂政府的娘，骂白宫那帮老爷的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扒粪运动”。当时美国的情况跟今日之中国有点像，各种型号的暴发户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新闻工作者揭竿而起，揭露政界、商界的各种黑幕，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暴，迫使政府和暴发户做出让步，调整政策，最终推动了美国的社会改革，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简言之，没有十九世纪末期的“扒粪运动”，没有一大群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就没有现在的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的媒体重塑了美国，也重塑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关于舆论的力量，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讲过一段很给力的话：“在这个国家，舆论是一种力量，为了它我感谢上帝。因为舆论是一切力量中最正直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会容忍无能和卑劣的人用他们软弱或邪恶的双手来执掌他的同胞们的生命与财产。”

而在中国，媒体的主要特点是传播“正能量”，诸位在所谓权威媒体工作的师哥师姐，就是其中的典范。这也是所谓中国特色。他们一改西方媒体的工作方式，而是在两方面精益求精，一是代表政府教化人民;二是代表人民歌颂政府。

当然，他们也传播负能量，比如锲而不舍地揭露、批判外国政府。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们拿着中国人的血汗钱，却替外国的老百姓打抱不平，逼着外国政府善待他的子民，把国际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体到底为谁所有。如果是政府的喉舌，那良知和操守就不重要了，新闻正确也无所谓，关键是政治正确。惟其如此，不但安全且容易升官发财。可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是水货，是人类传媒史的耻辱。

诸位学过新闻史，比我更清楚，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我们常讲，民主政治是三权分立，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权，就是社会舆论，就是独立的媒体。这也就是美国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坚持要搞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根本原因。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政府干涉新闻自由的可能性。为此，杰斐逊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有政府而无报纸或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监督，政府和老爷们“就会变成狼了”！任何人都不能对此心存侥幸，因为“这似乎是人性的普遍法则，尽管有个别人是例外。经验表明，人是吃自己同类的唯一动物。

作为 “打江山坐江山”的官一代，托马斯·杰斐逊可以讲这种狠话，若在中国，讲这种话很危险，会被很多人找麻烦，而且麻烦不小。杰斐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作恶，没有监督的老爷会变成豺狼。要防止他们变成豺狼恶棍，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类似的话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什么是绝对的权力，就是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监督的权力。林肯认为，要检验一个人品性，就给他权力。道理异曲同工。权力是双刃剑，既可以用它来行善，也可以作恶，祸国殃民。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权力监督。

经常听人说，我们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好像没错，但同样我们要清醒意识到，集中力量也可以作恶，而且比不集中作恶的后果更可怕。比如过去的苏联，现在的朝鲜，就是集中力量作恶的典范。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大家心知肚明。比如三峡工程、户籍制度这样的奇葩，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我们选德才兼备者组成政府，就不作恶了。我坦率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很危险。一个人掌握了权力，这种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他极有可能会作恶，区别只是程度问题。任何时候，不能把政治的好坏寄托在某些人的个人品质上，那玩意是靠不住的。

在现代社会，为何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来相互制约，强化民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就是基于某种假设，如果没有制约和监督，当官的就会变成豺狼恶棍，必然为一己之私无法无天。所以我们才会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防止掌握公权力的人作恶的手段。

中国的历史就是明证。2000年来，儒家一直强调要建立贤人执政的理想国，也就是让他们认为的正人君子来管理国家。可结果是道理讲了一大堆，临床效果并不佳。1922年,蔡元培、胡适等人认为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坏人当道，提出组成“好人政府”，改变政治腐败的现实。在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好人政府粉墨登场，结果3个多月就垮台了，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丝毫的新气象，甚至连点气味都没留下，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是为纪念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而设立的。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是目前国内唯一面向全国高校新闻学子、教师以及业界人士的教育奖，自2013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六届，共有51名学子、13位教师、8位业界人士获奖。

全国最著名的十多所新闻院校的代表，每年齐聚一堂，干一件促进我国新闻教育繁荣的大事，就是评出当年十名左右，在校的好学生、好教师，还有校外的一两名新闻教育的好朋友。从数量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极严格的奖项。

半个月前，电影界刚公布了今年的华表奖，得主就有300人，水银灯下的红地毯就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而我们今天的得主只有13个人，而且还这么低调，会议室一间，清茶一杯。这就是新闻人的风格，是娱乐与思想的区别。

我有幸获本年度的”新闻教育良友奖”，也向同时获奖的其他老师、同学祝贺。主持人说，只给你五分钟的答谢时间。五分钟确实有点短，还不够时下电影里一个长长的吻。可能又考虑到是借用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大楼发奖，主持人又特批我5+5，讲十分钟。我特地问了一下我在央视工作的学生，她说播音员的语速是每分钟250字。看来，五分钟显然不够一场演说，但是作为朋友，一个新加冕的“良友”，5 分钟足够讲出一句忠告。这就是：同学们既然选择了新闻这一行，就要准备牺牲，只谈责任，不计名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四天前的12月18日，中央刚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表彰了全国改革有功人物100名。各行各业都有，从经济学家到歌唱演员。从厉以宁到姚明、李谷一。有人发现，这100个人里没有一个新闻界的人物。但是我们知道，这100个人的成名，有哪一位没有我们新闻人的汗水，没有经过我们新闻界的报道、宣传、推广呢？信息社会，传媒时代，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烟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

我举一个最大却又最小的例子。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敲开改革开放之门的第一件大事。芝麻开门吧，这颗芝麻是谁？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改革开放40年，关于这篇文章的作者争论了40年。但人们恰恰忘了一个关键人物，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先生。在全国多少张报纸的老总中，他只是沧海一粟，就是一粒芝麻。但是，如果没有他当时抓住机遇，借其位，用其力，借用手中一张大报的优势，冒着各种政治风险，推出这篇文章，这个历史的细节还不知道会怎么改写。

“弄潮儿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我们当时在基层当记者，亲见农民是怎样把《光明日报》挂在扁担上去赶集的，借报来护身、撑腰啊。但杨西光先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瘦弱的老头儿。我们到他办公室里去，印象总是俯案弯腰，埋在报纸大样里，脸色刷白，不停地抽烟，不断地咳嗽。他在思考。难受时会把报社的医生叫上来服药。那个温良的女医生心疼地说，他这样不休息，没有办法。那正是决战时刻，黎明的前夜。后来他退休了，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这个老人早已没入了时代的年轮，几乎没有人还记得他。当时还有力主为张志新、遇罗克平反的马沛文副总编。他晚年也住在人民日报这个院子里。

同学们，你们今天有幸来到个院子，站在这座新媒体大楼上，举目一望，曾经生活在这座院子里的著名新闻人有：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记录了开国大典的李庄先生，上面提到的马沛文先生，当然还有因在经济日报主持改革，成绩卓著而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我比范先生稍晚几年调入，那时正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岗位上为恢复报纸的四个属性，特别是商品属性，而苦苦挣扎。如果再往前追溯人民日报的历史人物，还有范长江先生、邓拓先生。现在人民日报图书馆里还有一张邓拓用过的办公桌，这是他唯一的遗物了，我看可以申请国家级至少是报社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上所有这些新闻人都曾在报社日复一日默默地上夜班。他们是真正的新闻良友，时代楷模。如果一个新闻人也不甘寂寞，自作多情，反而成监守自盗了，有违新闻人的道德。范敬宜先生是因为退休后到清华教书，才有了现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我也因为退休后在人民大学带新闻博士生，今天才沾了这个“新闻良友”奖的光。

关于新闻人与名利的关系，我曾有一个比喻。采访对象是太阳，记者是月亮，你本身不会发光。要发光吗？先要捧起一个太阳。40年来，我们捧起了100个太阳，国家进步，与国同欢，别无他求。在外人眼里，记者常是一个让人眼热、羡慕的职业。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档案，就很羡慕新闻系的在校生。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其实新闻是一种最讲责任、最能吃苦，也最有风险的职业。邓拓诗：“文章满纸书生累”。李庄先生就说过，他在位时写的检查比稿子还多。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人的工作有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为自己的衣食；一类是先服务别人或社会，如医生、教师，还有甘洒热血的革命者。记者属于第二类。马克思说：“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