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记者的称呼与记者的素质（2） - 传媒教育网

记者自成为一种社会职业以来，就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就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在我国，党和人民对记者和记者工作更为尊重。自1905年《申报》给了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一个统一的称谓——“记者”以来，时代和人民又赋予记者很多美好的称呼，这些称呼是对记者的盛赞，但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从事新闻工作的素质要求，也说明社会对记者工作的认识和期望，同时也昭示着成为一名好记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新闻记者”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往往会用不同的称呼来表达他们对记者及其工作的认识。1905年以前，记者多被称为“友人”、“访事”、“访员”等。以统一的“记者”代替其他称呼，是报刊大改革的结果。1905年《申报》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向国外报纸学习，把日本报纸上习用的“记者”、“新闻记者”的汉字语汇移植到中国来，从此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才有了一个统一的专称。后来，时代和人民又赋予记者很多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从事新闻工作的素质要求，也说明社会对记者工作的认识和期望，同时也昭示着成为一名好记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记者是杂家，是指记者除了新闻专业知识外,还应掌握包括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心理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新闻报道是以社会各个领域作为报道的对象,记者只有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能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作出有思想、有深度、有见地的深层剖析,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斯诺正是因为有了多学科的知识贮备,他的报道才不流于表面,不就事论事,而是较多地从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视角全方位透视新闻事件的本质和内涵,先于历史的发展而对未来作出预见。从社会宏观的角度来看，杂家是“小而全”，是科技不发达、生产力低下的状态下小生产的分工模式，显然已经落后于当今的中国社会水平了，它必然要被日趋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模式所替代。因而，记者“专家化”也就应运而生。就受众而言，在信息爆炸时代，广大受众的口味起了极大的变化，生活质量的提高、知识层次的提高、兴趣爱好的广泛，使他们在获得更多信息量的同时，更需要在某一方面有专家来指导他们的思维和行为。

1995年，《纽约时报》的一位管理者对前往参观的中国同行说:“《纽约时报》公司的力量所在，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水平的新闻报道员，而在于每一个报道员都是他所从事的报道专项的专家。”《纽约时报》作为美国的第一大报纸，有编辑、记者1100多人，分工很细，有的专门报道交通，有的专门报道环境，有的专门报道股票，有的专门报道音乐，该报跑“政府条线”的报道员人数多达40名，每个报道员负责报道政府的某一项职能。虽然他们的报道领域不广，但在他们从事的专门报道领域中，却都是业务精通的专家。该报的编辑、记者，都是调研性的采编人员，因为太专门化了，每天约有60%的人没有东西好写，没东西写就去搞调查研究。

多年来，人们常常把记者称呼为“笔杆子”，优秀的记者是“大笔杆子”。 1986年艾丰出版了自己的新闻作品集《思考的笔》，在序言中他说，如果硬说记者是笔杆子，那么也是有生命的笔，有头脑的笔，是一枝“思考的笔”。出色的记者应该是“一笔两家”：“笔杆子”+“社会话动家”+“思想家”。这不是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扩张，乃是做好现代传媒工作之必然要求。

艾丰认为，现代传媒在当今社会，实际上处于大型“立交桥”的地位。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外交、军事等等都要通过其运行。因此，新闻传媒就具有明显的双重品格和地位，一方而，它是一种具有自己独立范畴的业务活动，一方而，它又是几乎可以说囊括全社会的综合活动。所以，新闻既是一种专业，又是一种社会文化。一个记者，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这样认识自己的岗位和职责，在业务上成为出色的“笔杆子”，在参与社会活动上成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家”，才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局部的战争与冲突依然频仍，意想不到的各种灾害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凶杀腐败乃至黑恶势力总在窥视与侵害着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的记者也知道生命的可贵，但是，他们更知道责任和使命的沉重。在战争、冲突以及各类暴力案件面前，他们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他们去了，去的是那样勇敢那样从容；在各种灾害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救人与自救的专业训练，但他们勇敢地站在了现场；面对官员腐败商场黑幕的丑恶伎俩，他们不是监察员也不是侦察兵，但是他们勇敢地撕开了丑陋者的面纱；在伊拉克战争的硝烟之下,我们看到闾丘露薇、水均益、阿内特因地等冒死采访，有的不幸牺牲；在非典型肺炎的阻击战中,我们看到王志、贺延光、柴静踏过死亡之门把感动传递给世界……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为国的时候，我们称呼他们是“时代最可爱的人”；当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光荣的称呼献给了白衣天使，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在和平年代最勇敢、最响亮的名字献给我们的记者。

这是对既能端相机、又能耍笔杆子的记者的赞誉。过去,文字记者拍照片只是极个别的事。可近年来,一手拿笔、一手拿相机的两栖记者骤然增多。据悉,全国许多有条件的报社也相继为文字记者配备了照相机,使许多文字记者如虎添翼,在新闻现场采访出抢眼的图文报道,让读者眼睛为之一亮。对于专职摄影记者来说,也感觉到了文字记者的挑战。尽管这些靠图片“吃饭”的记者能拍出许多别人拍不到、拍不出的精彩照片,这是文字记者难及的优势,但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在文字方面的不足,不断地暗暗使劲,加强学习,争取机会磨炼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通过实践逐渐成长为文字、图片的“多面手”。像唐师曾、贺延光、于文国等这些成功的两栖记者,原来都是靠“端相机”吃饭的,但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着他们在拍照片的同时,不懈地锤炼自己的文字,提高审美趣味和对世界的洞察力,使摄影技能和文字表达功夫都得到极大提高,成为驰骋于新闻战场，熟练驾驭新闻报道的“双枪手”。遇到重大事件或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一手握笔一手拿相机的两栖记者越来越抢风头,成为一家报社派往新闻一线的“特种兵”。一篇篇出色的报道占领着报纸的抢眼版位,记者收获了职业荣誉的同时,也为其所在媒体赢得了读者的赞誉和信任,提升了媒体的影响力。

所谓思想性，是指新闻报道的政治倾向，也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闻报道中的体现。思想性通常也称作指导性，即指政党的新闻事业通过具体的新闻报道，以影响、指导受众的思想和行动，把他们引导到一定的目标上去。力求在新闻报道中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国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报刊、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所在。新闻报道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回答实际工作和生活提出的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记者以传播新闻、引导舆论为己任，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应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努力产生出优良的精神作品，正确有力而有效地引导舆论，为经济发展，民富国强，社会文明进步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当前面向新世纪是要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摇旗呐喊，在伟大的时代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记者不但能够对客观现实及其发展规律、必然趋势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能将其通俗易懂地传达给群众，也就是说，要努力成为社会的“思想引领者”。

这是对摄影记者工作的肯定。摄影记者要通过眼睛，用最基木的手法去捕捉一件事，一种感情。要想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记者就应该具有全球视角、关注全球问题。历史上曾有许多摄影名家为我们做出了典范。创刊于1916年11月的《生活画报》，集合了一战前后英、美、法、德、匈等国一大批摄影名家，深入到世界各个地方，拍摄了《共和国战士之死》（罗伯特·卡帕摄)、《日本水俣事件》、《西班牙村庄》（尤金·史密斯摄)等摄影史上的杰作。美国的《生活画报》用纯照片为其赢得了全球性声誊，一跃成为全球性画报，发行量最大时达到860万份。成立于1947年的“马格南图片社”由来自6个不同国家的摄影记者在巴黎创建。他们注意以系列的报道方式，反映世界各地社会状况和人们的生活与命运。拍摄了世界各个角落的重大历史事件，如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圣雄甘地之死、中国旧政权的末日、新中国的诞生、印度大饥荒、十月革命的苏联、中国的大跃进、战后的日本等。马格南图片社从成立至今一直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事业最繁荣的摄影团体。这一报一社正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从世界读者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审视世界，寻找带有世界性的新闻，并且始终以目击者的角色出现在新闻现场，为全世界新闻摄影史树立了一块丰碑，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今天的中国摄影记者，如果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缺乏全球的视野、国际化的思维，将是没有希望的。只有立足本国、本民族，放眼世界，才能赢得更多受众，在竞争激烈的媒体大战中赢得一席之地。

报纸是真理的传声筒，革命的放大器。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必先要造成舆论。传大的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都做过记者、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办《新莱茵报》，列宁办《火星报》，毛泽东办《湘江评论》，陈独秀办《新青年》，他们用报纸传播真理，唤醒民众；他们用如刀的笔，刺向反动的制度，劈开历史的航程，孕育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革命，催生了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

　　不论是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新闻记者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闻记者中有许多革命斗士，抗敌先锋。邵飘萍提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在自己的报社大书“铁肩辣手”四字作为办报的座右铭，因为鼓吹革命，而被北洋军阀杀害。爱国报人史量才、邹韬奋等，因为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上海解放日报第一任社长范长江在1937年11月8日发起创办“上海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动记者以笔为枪，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他们钻枪林、冒弹雨、蹲战壕，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战地通讯，同时也造就了范长江、孟秋江等著名战地记者。

在革命斗争中，中国记者的笔，是刺向敌人的投枪；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记者的文章，是历史的画卷。他们真实纪录了新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为我们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雷锋、王杰、王铁人、焦裕禄、孔繁森……这些英雄人物通过他们的笔谱写成英雄史诗，传到千家万户，又在千家万户中造就了千千万万个先进模范人物；他们走南极、奔北极、攀珠峰、穿戈壁，与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同甘苦，共奉献。

美国报人普利策曾经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　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有人认为，记者时刻被谎言和假象包围着，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因此，记者必须到实践中了解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舆论引导的前瞻性和科学性。记者要树立未来意识，使报道富有远见，高屋建瓴，给受众展示一个未来世界。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已经不满足于做了什么，更着眼于未来，将要做些什么。正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所说：“我们必须向现在学习如何预测未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了解趋势并非命中注定的；我们能够向未来学习，就如同我们从前向过去学习一样。”正是基于“人们的时间倾向性是将来”，前瞻性的报道才有了生存的土壤，瞭望者才越来越受到受众的敬重。在社会这艘大航船上，真正的记者应该是桅杆上的瞭望者。

新闻媒介既传播新闻，也从事宣传，中外皆然，只不过深浅重轻不同而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因为宣传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新闻媒体是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学习新闻学，要落实在宣传上，记者要懂得利用新闻报道进行宣传的基本要求，要研究宣传对象，研究宣传效果，研究宣传策略，研究宣传规律。毛泽东同志称新闻记者为宣传家，指出了新闻记者是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人。记者要想做出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家，不做蹩脚的宣传家，就要懂宣传学。

“外勤”是与“内勤”相对而言的。解放前，在报馆做事，提到“跑外勤”，就知道是做记者工作的。提到“干内勤”，就知道是做编辑工作的。有的报馆还设有“外勤课”，就是编辑部管记者的部门，相当于今天的记者部。邵飘萍引进日本的叫法，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称记者为“外交记者”，所谓“外交记者”，是泛指“外勤记者”，并非专指跑外交部的记者。从这一称呼可以看出，新闻记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采写报道，正所谓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和新闻在路上。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新闻采访的对象是客观事物，新闻采访的基本性质，是向客观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一种活动。记者的采访工作，必须从调查研究开始，又结束于调查研究，采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首先，记者是为传播新闻信息，搞好新闻宣传报道去进行调查研究的。记者是专业的调查研究人员。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天天都要运转，播出新闻。作为这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自然天天要采访，天天要作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是记者日常工作又是记者的毕生事业。刘少奇同志说，记者和编辑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这揭示了记者、编辑这种职业的本质特征。

采访对象因年龄、性别、民族、籍贯、文化、职业、经历以及性格、气质等等的不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有不同的心理反应，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障碍，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既然访问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人，心理状态各不相同，新闻工作者为了胜利完成采访任务，能否采取一些方法，对访问对象的心理状态主动进行控制呢？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依据社会学理论，提出了诱导控制他人行动的四种方式，对新闻采访有一定的借鉴的意义。这四种方式是：示范、强化、说服和情绪激励。示范是一方将对于对方的态度、行为的要求，用自身的态度、行为表现出来，以影响对方作出同样的反应，也就是所谓的“身教胜于言教”。在采访过程中，就能创造一种友好信任的气氛，就有利于解除对方的疑惧和顾虑，作对等的坦诚的自我表现。强化是指记者借助于语言和非语言的符号，传达社会和个人对采访对象所谈事物的赞同或者反对的信息，增强、抑制或消除采访对象的某种行为倾向。说服是用建议、劝告等形式，以语言文字改变他人的态度，从而改变他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如果想改变对方的某种具体行为，诉诸情感有较大的作用。而如果想改变对方的信仰、观念等，则必须更多地诉诸理智。情绪激励就是通过对对方情绪的刺激，使之达到某种心境，从而比较容易地诱发某种行为。法拉奇就是一个长于运用情绪激励手段的高手。或美言悦人，或冷语相机，或鼓励激情，或令他自怜，或突入质问，或引而不发，都是基于对情绪激励技巧的娴熟掌握。总之，既然采访过程是一个人际交流的过程，这就免不了与采访对象进行心理上的交流，而恰当运用心理控制的方法和技巧，是出色完成采写任务的保证。

新闻传播不仅是一个传播客观世界变动信息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对客观世界变动信息进行评价的过程，这种评价包含在新闻信息的采集、写作、编辑的每一个传播环节之中。包括记者在内的传播者也因此被美国传播学者库尔特·卢因称为“把关人”。这完全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它的实际含义是指传播者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传播者都不可避免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与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我们记者的采写行为包括对信息的抑制和疏导两个方面，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媒体才能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针。

一般采访从哪里开始？从准备开始；准备一般是从收集有关资料开始。贯穿采访全过程的是什么工作？是资料工作。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研究资料、保存资料，就是这样贯穿下来的。如果把采访比做登山的话，那么资料是他永不离手的得力拐棍儿。资料可以帮助记者发现事实的新闻价值，发现新闻；资料能增加新闻的厚度，增加新闻的可读性。资料还可以成为突出新闻主题的画龙点睛之笔。

采访的准备工作，有许多要平日的知识积累。不少外国通讯社也非常重视资料，有的对记者提出“一名好记者也是一名称职的资料员”。在日本，新闻记者常常要当一两年资料员，在较多熟悉情况、丰富知识以后，再去作采访工作。美国写内幕新闻的名记者约翰·根宝一生积累了大量资料，号称拥有六万张卡片资料的富翁。离开报纸以后，他写了《亚洲内幕》、《非洲内幕》等七本书。如果说每次采访对记者来说都是上一次课，采访对象是记者的老师的话，那么资料就是记者自编自学的教科书。不占有大量的资料，不会有记者的独立见解；没有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独立见解，自然谈不上出色的记者工作。

在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新闻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是互为依靠、最为重要的两大业务工种。如果把媒介比作一座大厦，那么负责采集新闻的记者就是建设这座大厦的材料和部件的提供者，而编辑或后期制作人员则是设计师和建筑师。原材料的质量，决定了建筑物的质量优劣和档次高低，而设计水平和建筑工艺，又对原材料功用的发挥程度和建筑物的总体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因如此，认识记者的新闻信息采集工作要从媒介产品生产系统的整体着眼，从编与采的关系中把握其特点。编与采共处于一个系统，具有共同的宗旨和目标，那就是以优质的媒介产品为受众服务。它们在实际运作中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同时又相互矛盾不断碰撞，因此，记者作为“材料供应者”应该明确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

当我们为拥有这么多美好称呼而感到自豪时，请别忘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真实地记录历史，维护真理，匡扶正义；当我们接受这些盛赞时，请别忘记这些称呼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们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么记者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呢？只有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复合型人才，在各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素养，才能无愧于党的重托，人民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