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最早提出蒋、毛会晤建议和得知重庆谈判消息的新闻媒体。早在1941年5月23日，《大公报》在一篇社评中就提出，为解决国共之间的磨擦，达到“诚意合作”之目的，“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以便对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达到一致的谅解。
当时《大公报》的提议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四年后，当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向毛泽东发出第一封邀请电时，《大公报》又成为了最早得知这一惊人消息的新闻媒体。据当时重庆版《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回忆，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在向蒋介石提出并代拟了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寒(8月14日)电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独家新闻，遂于15日晨将蒋之电稿交给《大公报》，准备在当天晚报上发表，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由“中央社”统一发稿，16日同时见于各报。
重庆谈判开始前，《大公报》的几篇有关社评几乎都是从避免内战和分裂，呼吁和平、民主、团结与统一的角度立论的。8月16日的社评《日本投降了》认为，毛泽东应接受蒋之邀请，赴渝谈判。如在抗战胜利后，“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
8月20日，蒋介石二电(哿电)延安，对毛泽东“再驰电奉邀”。次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以《蒋主席昨再电延安，恳毛泽东来商大计》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在当日社评中指出：“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日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为了能使毛泽东早日启程赴渝，《大公报》还建议重庆各界不要发表“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
8月22日的社评《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指出，抗战胜利后，对全国同胞该“怎么安揖鼓舞之？在今日，莫过于国家的统一与团结了！”“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大公报》派出记者专门到机场进行了现场采访。次日，在要闻版头条以《毛泽东昨抵渝，周恩来王若飞亦偕来，蒋主席昨晚宴于山洞》为题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喜悦之情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8月29日，大公报又发表著名女记者彭子冈的文章《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在这篇新闻名作中，彭子冈以女性的细腻刻画了毛泽东的形象:“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9月5日，毛泽东会见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在9月6日的《大公报》上刊出。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
《大公报》社评对会谈纪要的分析与评价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长达43天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公布了谈判结果。
与国共两党机关报相比，《大公报》在肯定会谈成果的同时，更表示期许与寄望。其在社评《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就》一文中写道：“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谁不在期待？快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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