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关于理想的讨论
去年8月，我开始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新闻学院学习。
我们班上的12个同学，来自11个国家，都在媒体工作。平时聊天聊工作时，谈的更是对现状的担忧。
我有个室友在巴基斯坦的电视台作制片人，有天午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纷纷离开这个国家，国家的未来在哪里？我肯定要回国的，回到电视台，做些事情。” “你希望做什么？”“还是作制片人，去报道。”“这是你的理想吗？”“恩，但是这还不够。我需要找到办法去改变些现状。为什么会有战争、死亡呢？”她眼角里流出了一串眼泪。一直记得这次的拥抱后，我的白衬衣上留着她没擦干的黑眼影。
另一个巴基斯坦同学的侄子的照片，2013年时，挂在了华盛顿DC新闻博物馆的“遇难记者纪念墙”上，他报道塔利班时，在一次爆炸中身亡。
上学期最后一次Leadership的课时，老师让每个人写出未来的梦想：找到人口贩卖的问题的办法；怎么通过新闻传播提高国家的教育问题；提高女性的教育、减少女性被伤害；怎么让贫困地区人们的获得更多的信息；即使新闻管制，找到办法，减少信息的空白区域；等等。这是唯一一次大家聊“理想”。
一个眼含热泪的早晨
即使是同来自媒体，但不同的国家，做新闻的方法和理念有些细微的差别。我们经常会有些争论，却没有什么结果。争论的过程像被格式化一遍。
刚来的第一个月，我们要一起参加有关“气候变化”大会，需要做个做个短片加到PPT中配合演讲。
印度女孩在网上找到了水灾、地震、救援的照片，再把我们在街头采访的视频加在一起。她还找到了一段有点悲情的音乐，作为放照片时的背景音乐。短片10分钟多。我们争论要不要加这段背景音乐足足有一个小时。
有人觉得，音乐加上去会更佳吸引人；有人觉得音乐和“气候变化”无关，加上去会让整个短片不客观，不知道要说什么；有人觉得音乐是在操纵观众的情感，必须删掉，才能让整个短片保持冷静；有人觉得这不是用在报道无所谓；有人反驳即使不用在报道，这样的传达信息也是不可以的。最后，音乐删掉。
上周，一个做电视女生在班上做了演讲，介绍该国女性的现状比如强奸经常发生、教育落后、婚姻没有更多自由等等。这位女生开场是以祖母年轻时曾经被强奸的经历开场，在开始的前5分钟，她几乎是眼泪含在眼睛里讲完这段故事。教室里，没一个人说话。尴尬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气氛冷冰冰的。
之后对她眼含热泪的演讲的讨论，几乎让我觉得有点无情。“这太不专业了，试图让我同情吗？同情能改变什么？”“如果是这是做电视节目，没有观众会因为她的感动，跟她一起掉眼泪的。”“但是，这不是做节目，也不是工作，只是一段演讲而已。”“那跟后面分析的女性现状毫无关系，应该删除这样的煽情部分。”“主持人在电视上掉眼泪，能改变什么呢？只能让观众和她一起掉眼泪。这是报道吗？”“我还是能理解这样的表达的，因为他们国家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这样报道的，我经常看，习惯了这样的方式做新闻。”
周末的时候，她来我们宿舍聊天，我们和她开玩笑说，我们早就忘了那个眼含热泪的早晨了。
更严谨，才更专业
多媒体的课程是从新闻摄影报道开始的。
第一堂课，老师Lily把美国新闻历史上所有因为用Photoshop作照片被起诉的案例收集起来，逐个分析，怎样做是合理的，怎样做是合法的。
我们在课下长长地讨论过不少摄影比赛的PS照片的问题。她说，作为老师，为了让照片更好看、更吸引人去PS照片，是不能接受的。“在操作层面上的刻板要求，源于规范，规范必须遵守，因为稍微不注意，有可能会引起事实的错误。”
我本想选修“特写写作课”，给老师发过邮件咨询。老师回复说，如果没有上过基础写作课，是不可以上这个课的。
然后，我坐到了“新闻报道写作”的课上，课本是AP报道手册，从学习数字、称谓、地名的标准写法开始。前两周的作业都是纠正怎么写出正确的地址、称谓、人名，包括每个标点符号和大小写。
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系主任特意花了一上午，给我们班讲在美国做记者的法律、法规和禁区。她曾经做过记者，后来获得法学硕士，她不断的强调，“即使美国以言论自由为荣，记者有很多自由，但是如果不懂法律，会有很多麻烦。”
新闻学院大部分的课程是训练记者的基本技能、法律意识和新闻伦理。但是，上个学院，学院新增加了两门课程：视觉化数据和移动设备新闻传播学。
传统的技能已经不能满足新媒体的发展。
移动化和视觉化传播把故事讲得更好
57岁的Ronald是“移动新闻传播学”教授，他教两个班，一个是本科生，另一个班是周末班。周末班的学生几乎都是在美国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媒体人。
“学到了新的技术，可以和老板说，升值加薪了。”Ronald的第一堂课上对同学说。“因为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加，有数据显示，25％的美国人只用手机获得主要信息，他们也许没有电脑，也许没有ipad；五年之后，这个数字将会增长到50％，虽然报纸不会消失，但移动传媒将会是未来，它可以生产新闻，服务用户，做到点对点的服务。但是，现在的iphone6屏幕还是有点大，如果屏幕再小些，使用更舒服些，未来无法想象。”
这门课更多的是教技术，不是理论。第一部分是怎么用移动设备拍摄照片、视频，比如，文字记者，怎么选择光线和焦距，然后用手机做出更好的照片；比如：如果没有专业的摄像设备，怎么解决用手机拍摄视频时录制出质量很好的音频。
第二部分是，怎么在移动设备有限的空间里，编辑出好看的新闻，怎么些写出好的标题，制作在有限的屏幕上，吸引读者点击。Ronald在电视台做了12年的科技记者，辞职后，开公司，做软件培训10年。
42岁时，重返校园读大众传播学的博士，48岁获得博士学位，“相比更多的美国博士生，我是比较老的。”今年将近58岁，开始研究移动传播。
他开发了mobile3.0可以在APP上免费下载到手机或者ipad上，专门给同学上课用，所有的作业、讨论、测试都可以在这里完成。“只有10年，移动传播成了一门新的课程，科技带来的变化，谁都无法幸免。”
Ronald上课时，用两台老式的ipad，iphone6,和苹果笔记本。“除了新闻之外，移动设备产生的信息，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细化，比如找附近的饭店、发送及时消息、收发邮件等。我不知道是不是准备好了，但是，这些点对点的服务，报纸是永远提供不了的。”
另一门课程是“视觉数据化”。这门课是传说中特别难学的。“如果这个学期你选了3门课，包括这门，那你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出来和同学Party了。”Priyali是电视记者，她大部分的工作和视频打交道，怎么用短的视频报道新闻，或者长的纪录片来讲述故事。
但是，“随着多媒体的发展，我觉得我该提高技能，用更新的方法讲故事了，比如制作编码把数据和信息视觉化，让观众更容易读懂。”
2012年《纽约时报》用多媒体技术报道的“snowfall”是这堂课的经典案例，图片、文字、视频访谈、制图、动画，全部在一个网页上实现。
所以，“怎么可以把一场雪崩报道的这么美。看了课堂大纲，想都没想，果断注册这门课。”这门课被称为学院最难的几门课之一，没有很好的HTML,CSS和JAVAScript基础的，很难通过注册。
所以，班上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学生学过这类课程、有基础的学生。为了上课能容易听懂，正式上课之前，她已经在网上学了一个星期的Coding课程，但是，上课之后，仍然觉得这门课非常费时间。
周末的时候，三个室友都出去逛博物馆，她却只能留在宿舍看书，一大本厚厚的书要读。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解码、学习怎样简化重要的数据，并让它们视觉化，用更有趣、更吸引人的方式讲述复杂的故事。如果可以做到，所有付出的时间都是值得的。毕竟，做一个记者，除了讲一个好故事，更挑战的是，不断突破地，怎样把故事讲的更好。”
作者：韩萌
来源：微信公号“新京报传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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