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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传播心理案例集锦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7 11:42
标题: 传播心理案例集锦
【案例】 媒体称韩国向朝鲜重启心理战 放飞40万张传单
2010年11月27日00:46新华网
新华网首尔11月26日电 （记者 姬新龙）韩国媒体26日援引政府人士消息报道说，在韩朝西海交火事件发生以后，韩国军方23日晚利用大型气球向朝鲜放飞了40万张传单，重启对朝鲜的心理战。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军方在涟川、金浦、铁原等地利用气球飘撒传单，传单上写有韩方对“天安”号事件的调查结果、批评朝鲜制度、敦促朝鲜改革开放、宣传自由民主主义体制优越性等内容。
韩国YTN电视台报道称，韩国在“天安”号事件调查结束后，作为对朝军事制裁措施的一环，印刷了120万张对朝心理战传单，但未使用。
日前刚刚辞去韩国国防部长官职务的金泰荣5月24日曾在就“天安”号事件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韩国从当天起恢复“对朝心理战”，韩方还在军事分界线附近设置了大功率扬声器。据称，若将音量调到最大，声音最远夜间可传播24公里，白天也可传播到10公里处。
对此，朝鲜方面不久前曾警告称：“韩国如不终止反朝心理战广播和散发反朝传单，广播工具和传单散布地点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朝鲜军队的武力攻击。”
YTN、韩联社等韩国媒体当天还援引军方高级人士的话报道说，军方尚未决定恢复对朝宣传广播，“将视朝鲜今后举动再作决定”。
按照朝韩军方2004年6月达成的协议，朝韩双方从当年8月15日起停止在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所有宣传活动，包括高音喇叭广播、广告宣传牌等。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1-27 11:43
http://news.qq.com/a/20101127/000337.htm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0 23:41
【案例】
韩国欲用性感女星组合对朝士兵展开心理战
文章提交者：汪元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2010-06-10 环球网
据韩国《朝鲜日报》6月10日报道，韩国国防部作出决定重新启动“对朝心理战广播”后，韩国当红的少女时代、Wonder Girls、After School、KARA、4Minute等女子偶像组合的歌曲和MV很可能包含在“对朝心理战”的内容里。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负责对朝心理战的一位人士透露说：“现在还没有决定是否把女子偶像组合内容加入到对朝心理战。用于心理战的主要道具——大型屏幕的安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到时候将通过大屏幕呈现丰富多彩的内容。虽然还不知道内容中是否包括这些女子偶像组合，但是过去展开对朝心理战时，也曾播出过女子偶像组合的歌曲类节目，所以可能性还是有。”
这位人士还表示：“女子偶像组合会可能会作为增强效果的内容加入到其他内容里面，但不会单独播放展现女子偶像组合的节目。”
另外，被问及女子偶像组合的MV和歌曲作为对朝心理战广播的内容之一，将会达到怎样的效果时，这位人士谨慎地表示自己“并不十分清楚”。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0 23:46
自由文明世界冲击野蛮动物世界
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糖衣炮弹。
精神病对美女不会感兴趣的。
洗脑了的与精神病差不多。这种作用太小。
别人为了保护一个领导的画像，都可以忍受大火的烧伤，这算什么！
最刺激朝鲜的最前方“爱妓峰灯塔”将被点亮
郑墉洙 记者 | 2010.12.15 08:39
在圣诞节和佛诞节即将到来之际，向朝鲜同胞传达自由和平信息的西部战线最前方的爱妓峰灯塔时隔七年将要被再次点亮。
军方当局12月14日表示，为展开对朝心理战，国防部已经批准民间宗教团体点亮位于京畿道金浦市霞城面的爱妓峰灯塔。自2004年6月举行的第二轮韩朝将军级军事会谈中商定停止所有军事分界线（MDL）地区的宣传活动后，爱妓峰灯塔的点灯活动就一直处于中断状态。
军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汝矣岛纯福音教会在本月初表示希望圣诞节能在爱妓峰灯塔举办点灯仪式，设置电灯并制作圣诞树，这一要求得到了批准。”该当局人士表示：“天安舰被击沉后，已经没有理由再拒绝宗教团体希望恢复圣诞灯和圣诞树的申请了”，“就算其他宗教团体申请在灯塔上点灯也会给予批准”。爱妓峰地区是上月遭受朝鲜炮击的海军延坪部队的上级部队——海军陆战队2师团属下的青龙部队管辖下的区域。
军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在2004年韩朝将军级会谈中，朝鲜曾表示‘爱妓峰的铁塔和自由路的车灯对朝鲜的刺激最大’，并要求拆除灯塔”，“重新允许设置爱妓峰的灯塔与天安舰爆炸沉没后军方重启对朝心理战的活动并非没有关联”。爱妓峰灯塔距离朝鲜只有3公里，如果爱妓峰的灯火亮起来，在朝鲜的开城市都能十分清楚地看到。
根据天安舰沉没事故之后的“5·24措施”，国防部正在进行对朝的FM广播放送。而在上月23日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之后，国防部更是向朝鲜散布了40万张传单来强化对朝心理战。军方打算在风向合适时继续追加向朝鲜散布传单。作为“5·24措施”的一个环节，停战线附近的20多个扩音器也已设置就绪。
爱妓峰
位于京畿道金浦市霞城面佳金里的海拔155米的山峰，天气晴朗时还能在此看到朝鲜开城的松岳山。这座山峰位于汉江和临津江交界的地方，在6·25战争当时，韩朝双方曾为占领该山峰而展开过激烈的交战。在签订《停战协议》后的第二年即1954年，韩方在该山峰上用松树做成了圣诞树，截至1971年设置了高达30米的灯塔。这就是爱妓峰既是向朝鲜同胞传达自由与和平的基地又是韩国国民安保意识的象征原因所在。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460894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0 23:47
朝鲜强烈谴责韩国民间团体向朝散发传单行为
朝鲜网站“我们民族之间”17日表示，南韩傀儡政权向朝鲜散发传单的问题，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很严峻。通过散发传单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是荒谬的妄想，只会激发朝军和人民的警惕心理和愤怒。
在韩脱北者团体向朝鲜放飞传单和光碟图片
该网站还说，韩国傀儡军部、极右派保守党以及脱北者推动的反共和国策动，只能导致自取灭亡的结果。他们应了解谋略策动可能会带来的后果。此外，该网站还通过题为《煽动侵犯的好战性辱骂》表示，由于韩国策动对决和战争，韩半岛陷入战争危机之中。如果在韩半岛出现战争，必将衍变成核战争，而且不会局限在韩半岛内。
在韩脱北者团体向朝鲜放飞传单仪式上焚烧朝鲜国旗图片
另外，脱北者团体“自由朝鲜运动联合”原计划17日上午在延坪岛向朝方散发20万张传单，但由于风向的问题，决定延期至18日。
作者: admin 时间: 2010-12-20 23:48
散发了传单，散发食品各种大型扩音器的宣传，当年大陆台湾都搞过又有何作用？
大国家党议员们，金正恩生日时放飞“对朝传单”
申志镐：“切实需要引导居民变化的统一运动”
记者 金泰弘
[2010-12-20 10:47 ]
大国家党国会议员们决定，朝鲜继承人金正恩生日（1月8日）之际亲自动手向朝鲜放飞10万张对朝传单，开展“对朝心理战”。
大国家党议员申志镐17日在电话上表示：“延坪岛挑衅明确表明了朝鲜领导层不会改变思想的事实。”“切实感受到了引导居民变化的统一运动的必要性，为此决定开展‘放飞真相气球’对朝传单运动。”
申志镐、罗城麟、柳一镐、李枓娥、李恩宰、赵全赫等议员决定共同参与。此外朝鲜民主化网络、朝鲜人权青年学生联合等10多个朝鲜人权运动市民团体也参与该活动。
申志镐说：“除了目前已经决定参与的议员以外，欢迎其他议员参与此项活动。”
据悉，传单里将写进“继承人金正恩是高英姬的私生子”、“只有27岁的金正恩没有资格当领导人”等朝鲜当局最敏感的内容。
他们计划金正日生日（2月16日）等必要时随时散发对朝传单，并把此项运动纳入泛国民运动领域，积极促进制定朝鲜人权法以及民间领域的对朝传单散发预算援助等。
作者: admin 时间: 2011-1-15 13:15
【案例】
广播将引领韩半岛和平统一
朝鲜日报/撰稿=安德烈-兰考夫，国民大学教授 (2011.01.08 12:00)
据说去年圣诞节点亮金浦爱妓峰上的圣诞树是为了对北韩展开心理战。但是，能看到亮光的北韩居民能有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几？即使看到，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传播过来的迷信活动的北韩居民大概也很难理解其含义。
笔者认为，对北韩民众施加影响并使其改变最为重要。如果东欧民众不了解物资充足、政治自由的西欧及美国，就不会发生东欧革命。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向北韩民众传送信息。
当然，北韩领导层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推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想让北韩居民了解被北韩执政者们“封闭的真相”，必须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
推广数码资料和散发传单等都不失为好方法。据说，韩国很多电影、音乐、电视剧现在已经进入北韩内部。为了实现韩半岛的和平与统一，这样再好不过。据说对北散发的传单有的就落在金正日办公楼的前面。这无疑也是一个有效手段。
但是，这些手段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广播的威力。东欧的民主化历史见证了广播的力量。广播的特点是通俗易懂，便于听众了解复杂的信息。广播还可以毫无限制地播放大量信息。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是大城市市民还是农渔村村民、是党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广播可以对所有这些对象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就是广播的威力。
不久前有报道称，大多数脱北者在北韩时都听过韩国的广播。他们说，听到的广播是他们下决心逃离北韩的一个原因。
在单一思想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北韩听众听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本身就会受到冲击。无论是右派消息、左派消息，还是宗教消息，只要介绍思想和世界观，就会让北韩居民产生变化。
笔者认为，广播由民间负责比政府负责更好。如果由脱北者团体负责就更好了。他们可以绘声绘色地向北韩居民讲述外部的辽阔世界，没有人比他们更合适做这件事。
目前，脱北者团体运营的广播电台有四个，分别是开放的北韩广播、自由北韩广播、北韩改革广播和自由朝鲜广播。他们从外国企业租用频率后利用短波向北韩进行广播。短波虽然发送距离远，但音质较差。中波虽然发送距离不太远，但音质好。“美国之音”广播电台使用的就是中波，虽然遭到北韩频率的干扰，但在平壤听得还是很清楚。如果脱北者广播电台也使用中波，相信对北韩居民产生的效果应该会比现在更大。目前韩国政府还没有向脱北者广播电台提供频率租赁。
▲安德列-兰考夫
尽管北韩政权处心积虑地想要冻结北韩社会，但北韩国民不断在变化。如果是为韩半岛未来着想的人，就应该鼓励并帮助北韩居民发生改变。核心手段就是广播。而问题在于韩国政府的政治决心。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1/01/08/20110108000016.html
作者: 杨静芝 时间: 2016-3-27 16:12
心理角度看综艺：嘉宾们好多心理病，得治！
2016-03-26 传媒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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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翠红
来源 ｜ 新京报
1号导读：
真人秀有剧本也有真情，真人秀节目参与者需要心理专家辅导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参与节目带来的伤害。
粗略评估所有综艺，不仅是亲子节目，包括成年人的节目，都普遍存在因节目设置不合理暴露出嘉宾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节目成为热点后，当事人有时像情绪垃圾桶一样承载了千万人的愤怒、攻击，受到很大的伤害，而观众被调起情绪后往往只收获了肝胆不和，没学到如何面对、调整各种关系，无益身心健康。
从真人秀节目的参与者角度看，他们需要心理专家辅导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参与节目带来的伤害，处理节目录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情绪、关系方面的问题。观众也可从节目中获得更多心理成长发展的知识，为自己的生活改善奠定基础。
他律道德阶段从3岁起
轩轩偷看夏天洗澡
《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第二站西双版纳拍摄中途，剧组给夏天用四块木板搭起临时澡堂，头、脚露出在外。大家被要求蒙眼睛不看，而轩轩跑了过去。夏天的父亲夏克立在其他节目上用弯腰、侧头的姿势描述当时情形，像是在偷看。
节目播出后有些观众谴责轩轩“不道德”、父母管教不严，另一部分则认为四岁的孩子心是纯洁的，啥也不懂。假如节目组安排了发展心理学专家指导父母和孩子，当事人和观众就能更好地认知轩轩的行为。
按照皮亚杰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儿童1－3岁时属于前道德阶段，考虑问题以自我为中心，没有道德的观念，他的行为谈不上道德或不道德。3－7岁进入他律道德阶段，仅会简单通过行为的后果、受到的惩罚来判断是否道德。
拍这期节目时邹明轩刚过四岁生日，处于他律道德阶段初期，就像刚刚学游泳的人技术不够稳定，难免呛几口水，他需要父母、社会多次、反复教育他道德规范，懂得乱亲、乱抱会带给小女孩惊吓、伤害，不受欢迎。同时，3－5岁是幼儿性别意识发展敏感期，要从此开始学习尊重女性、尊重隐私，家长在这个关键阶段有责任加强引导，纠正偷看洗澡等不符合社会规范要求的行为。
演一场恋爱是未完成伤害
刘雯对着大海真情流露
《我们相爱吧》第二季四对“情侣”真人秀，刘雯、崔始源最受热捧。“表姐”单纯而甜美，在节目里越演越不像“秀”。节目结束的一集，刘雯对着大海喊出了“十块钱，我爱你”，分离的时候流泪不止，在观众眼里都不像作秀，倒像真情流露。拍摄完之后，刘雯在崔始源演唱会现场现身一度令“石榴”粉激动，然而不久后崔始源自称“单身”粉碎了幻想。
节目设计时找了相对成熟的崔始源和没有恋爱经验、缺少演戏经验的刘雯配对，如果他们有保护真人秀参与者的意识并且有亲密关系心理专家指导，那么在刘雯逐渐表现出对崔始源产生感情的时候，专业人士适当介入，提醒刘雯注意区分演戏和现实，在刘雯流泪说出“欧巴就是我要找的人”时给予她相应的辅导，对她今后的婚恋会有很大的帮助。
谈一场恋爱，或者成功结婚（幸福与否不论），或者分手，都是一段过程完整的感情，谈了一场似是而非的恋爱，像是开始又莫名结束，在心理上叫做“未完成”，是一种心理伤害。那些特别希望“石榴夫妇”成真的粉丝，他们同样经历了一次未完成。
希望与现实之间差距过大
郑爽嘱咐父亲“不要乱说话”
郑爽参加《旋风孝子》节目，车上一路嘱咐父亲“不要乱说话”，自己却叨个没完。她背上有伤不能拎箱子，又阻止父亲拎。
郑爽之前参加真人秀反响不佳，被网友批评情商低、不懂事。人心本性向好，希望得到认可，“不要乱说话”这句郑爽更多是对自己说的，但是投射到父亲身上。郑爽自述成长过程中一直不受同学欢迎，母亲谈对她学业、专业要求非常高，带有“成绩不好妈妈不爱”的倾向，所以她用成绩来弥补人际沟通的欠缺。作为演艺人员，在郑爽眼里“是否受欢迎”是衡量成绩的重要标准，一方面对自己要求极高，另一方面人际交流恰是她的短板，希望与现实之间差距过大导致了焦虑。
如果节目请专业人士指导郑爽焦虑的心理，如果节目设计母亲与女儿互动，观众看出她焦虑的源头，看法也许会从“不可思议”转为“原来如此”，聪明的甚至可以借鉴有条件的爱带来的不利之处，试着学习对子女无条件的爱。
反向守护是给孩子焦虑
刘烨父子抱头痛哭
仍然是《爸爸去哪儿》第三季第二站，刘烨被分到坐直升机高空观察野象踪迹，临走时见诺一没有流露出留恋，装哭弄哭了诺一，父子抱头痛哭。分离后诺一在森林里一路不停说话。
网上流传一幅P图，大诺一把小刘烨抱在怀里，真实地画出了儿子照顾爸爸情绪的一面。刘烨的心理比较像小孩，常撩动孩子的情绪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这在中国父母中比较常见，他们不懂这种反向守护会给孩子带来伤害，看到刘烨父子痛哭光是感动，对于诺一的“话痨”又觉得好玩。其实“父母看护幼子情绪”的正常状态被打破后，会导致孩子失去安全感，处于焦虑中，诺一不断地对自己说话是在自我抚慰，借此缓解焦虑。
“童年影响人的一生”，年纪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小心呵护。如果在节目中有发展心理学专业人士出来总结，让刘烨了解到孩子长大是一个逐渐脱离家庭、走向世界的过程，他的行为加重了诺一的分离焦虑，妨碍了孩子成长，刘烨一定会对此警醒（他很爱孩子），观众也会反省平时乱逗小孩的行为。节目缺失了这一环，“社长”依然用老方式教育孩子，观众也没有意识到“话痨”并不好玩。
需求不同“哄”非最佳方式
徐璐探班乔任梁遇冷
真人秀节目《我们相爱吧》第七期安排徐璐“惊喜”探班乔任梁，乔任梁忙于拍摄，一再忽略徐璐的存在，“女友”多次提示带了汤，乔任梁最终没喝就又投入拍戏。不少观众表示看了很不舒服，认为乔任梁太过分了。
这一段徐璐委屈，乔任梁也委屈——拍戏时处于工作状态，他不愿意被人打扰。节目刻意安排两个人需求不同产生矛盾，却要男方用“哄”女方的方式去解决冲突。“哄”是普通人恋爱中常见的方式，在这里未必是最佳方式。对于乔任梁来说，他需要在工作、生活间划出界限，明确向“女友”提出工作时不希望被打扰，同时，在对方不了解界限时，接受她的好意，安抚她的情绪探班遇冷昭示了亲密关系中一个要点：恋爱时双方虽然丧失了一些自我边界，仍然是两个独立个体，你认为对我好的事情，我未必觉得好，这是给徐璐上的一课。假如节目安排了亲密关系专业人士辅导双方进行换位思考，也许观众们会学着更加尊重伴侣的自我边界和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互相指责不懂事和无情。
健康亲密关系最爱应是配偶
黄晓明与母亲独处
《旋风孝子》节目组安排已经结婚的黄晓明单独与母亲相处六天半，并且没收了手机，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系，包括新婚太太杨颖。
节目的设计为了突出“孝”，对亲密关系的健康互动考虑不周，刻意把母与子安排在一起单独生活，把父亲和儿媳妇排除在外。这种设计正好与健康的亲密、亲子关系背道而驰。正常情况下，最爱母亲的是父亲，母亲最爱的也应该是父亲，儿子第二，排在配偶之后。通过父母的相亲相爱，孩子向同性父母认同，学习如何爱配偶，成熟长大的过程中逐渐将爱指向家庭外部，最终建立自己的美好家庭。
从“孝”的角度来说，安排已成年成家的子女单独与异性父母生活，排斥双方的配偶，残缺式的相聚并不符合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讲究团圆美满，它更推崇新婚的黄晓明带着太太一起向黄晓明的父母尽孝，展示自己成家立业的成果，这样父母才心满意足。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o78qIwZNTsCEC2dv#rd
作者: 高慧萍 时间: 2016-12-15 22:58
【案例】希声丨世界上唯一全职做“新闻与创伤”的心理学者说了啥？原创 2016-12-14 何依蔓 李昱崴 布谷岛
巴西空难、新疆地震、武汉洪水、天津8·12大爆炸、凶杀、暴力……98%的新闻都包含创伤性内容。那么，媒体如何避免对受访者造成二次创伤？媒体应该如何帮助受难群体“疗伤”？媒体自身又有哪些“疗伤”的途径？
12月6日，传播与设计学院“海外教授讲习月”现场迎来了达特亚太中心的执行主任Cait McMahon博士。她是目前世界唯一一位全职做“新闻与创伤研究”的心理学者，也是最早关注该领域的心理学者之一。在短短三天的分享中，她为我们揭开了一场双向“疗伤”的学术盛宴。
Cait McMahon博士 摄影/ 魏晞
避免二次创伤：媒体要道德、敏感和准确
心理创伤是指人们经历了自然灾害、性侵犯、暴力等意外或者威胁性事件之后的心理回应，会击碎人们的安全感和自我认知。因此，面对受过心理创伤的受访者，记者要格外敏感。
Vanessa Robinson因故障的燃气加温器失去了两个儿子。然而，她经历的不仅仅是丧子之痛，还有紧随其后的媒介审判。从此，Vanessa再也不愿接受记者的访问。对待像Vanessa Robinson这样经受心理创伤的当事人，全世界记者都在探索同样的问题：记者应该如何避免二次创伤？
新闻学本科生戚展宁与McMahon博士交流 摄/ 魏晞
McMahon博士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媒体的支持者和心理学家的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家和媒体的作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要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让心理创伤痊愈。”因此，她经常教育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们和记者合作，帮助记者道德地，准确地，敏感地面对受创伤的采访对象，帮助受访者讲出他们的故事，面对内心的创伤。
对于避免二次创伤，达特亚太中心总结了几点“DOs”和“DON’Ts”：
DOs | DON’Ts |
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 | 避免人云亦云的心理 |
知情同意 | 拒绝陈词滥调、说教 |
解释限制因素 | 不要开空头支票 |
表现同理心，即学会换位思考 | 不要强迫、哄骗或欺骗 |
保持敏感 | 避免责备的暗示，比如询问性侵受害者为什么穿着短裙外出。 |
保持事实准确，不断核实，尤其是创伤性事件发生24小时内的信息。 | 不要假装同情 |
学会倾听 | 不要说你感同身受 |
沉默是金 | 不要因为一句引语去惊扰受伤的人 |
| 不要害怕眼泪 |
采访过程中，幸存者往往成了“被弱势者”。记者需要调整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更充分地与受访者沟通，“把权利（控制权）还给受访者”。比如，“你想要在哪里接受采访？”、“如果采访让你觉得不适，可以示意我停下来。”等等。在处理这种权利不对等的问题上，“在正式印制前，给创伤报道的受访者看稿子，也是对他们的馈赠。”
媒体要学会自己“疗伤”
与受害者不同，记者需要持续接触创伤事件。这样的职业选择既增强了记者在创伤事件中的能动性，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接触创伤性事件的机会。
数据来源：达特中心网站
1988年到1994年，McMahon博士在澳大利亚首都墨尔本的《时代报》担任专业心理咨询顾问，开始观察记者的心理创伤。进入媒体之初，一位记者的故事让她更加坚定了研究的方向。
小镇的农场发生了一次爆炸，编辑让一个刚刚入行的年轻记者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记者开车到了农场，看到到处都是炸碎的身体残肢。多年过去了，他无法再开车经过同样的路。他的女朋友住得离那个出事的农场非常近。原本，他直达女朋友家只需两公里的车程。但是，他选择绕20多公里路，避开农场附近的那条路。
为了增进媒体从业者对心理创伤的认知，早在12年前，McMahon博士就创建了达特亚太中心，致力于为媒体从业者和新闻专业的学习者提供关于一个心理创伤的教育平台和一个分析、讨论创伤报道战略的专业论坛；同时，创建和维持新闻专业人员、临床医生和学术研究人员的跨学科合作和沟通。
McMahon博士讲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摄影/ 魏晞
那么，作为心理创伤的易感群体，记者应该如何“疗伤”？
首先，记者要学会解读你自己压力状态下的身体反应，随时牢记记者的职责和使命，专注于手头上的工作，不要让自己沉浸在低落的情绪中。
课堂上，McMahon博士让同学们都站起来，做激烈的运动，练习“333呼吸法”，也就是花3秒把空气吸入腹腔，再把把空气维持在腹腔3秒，最后用3秒把空气呼出。反复几次，气喘吁吁的同学们就能够把心跳和呼吸稳定下来了。而“333呼吸法”正是情绪管理的“良方”。
课堂上，McMahon博士带领同学们跑步，练习“333呼吸法”。 摄影/ 魏晞
在澳大利亚，同辈支持的方法也是被极力推崇的。达特中心研究表明，受到创伤的人，在机构内没有获得或者获得较差支持，会表现出更多的创伤后压力反应。McMahon博士打着数钱的手势，“不正确应对员工的创伤和其他心理问题会让他们失去宝贵的资产。”编辑室及其他主管要让记者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充满关怀的新闻室工作。编辑室举办新闻与创伤相关的工作坊，可以帮助记者处理在采访创伤事件后的潜在问题。
中国媒体：别忘了给社会“疗伤”
救灾的官兵、医生、视察的领导和痛哭的幸存者，是中国的灾难与创伤报道中常见的元素。
就McMahon博士对中国灾难与创伤报道的了解，中国媒体忽略了自己社区沟通和帮助整个受灾群体疗伤的职能，“了解相似的人的故事，是人们找到归属感的方法。”包括告知和教育大众应该如何从悲剧的恢复、他们可以从哪里获得帮助以及有没有跟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对难关。
故事不能仅仅是故事。除了告知和教育，媒体的最终使命还是要为和谐、安全、平等的社会做贡献。在故事过后，媒体需要去了解天灾人祸发生的原因，了解社会各界预防创伤性事件做出的种种努力。“让人们获得安全感的方法之一，就是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会再次受到同样的伤害。”
这些与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张志安的观点不谋而合。2013年4月20日8时，四川省雅安市发生7级地震，张志安就通过微博提醒媒体：“别拍摄残缺身体等过于惨烈的画面；遵循知情同意、最小伤害等伦理规范；摒弃宣传至上、救人竞赛式条框，关注人！不打断抱头痛哭的夫妻，等待他们平息情绪；关心下校舍质量！”
微博截图
McMahon博士为社会“疗伤”的步伐还在加速。明年，她将跟达特中心的亚太奖学金项目一起走进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继续关于“新闻与心理创伤”的教育和研究。她告诉谷河传媒记者：“如何让媒体意识到新闻从业者所面临的创伤性内容影响，如何合乎职业伦理地面对受过创伤的消息源，如何恰当地写创伤报道，是新闻和创伤研究中最难攻克的三个问题。”
2016年1月，McMahon博士刚刚获得了澳大利亚勋章，这是澳大利亚最高的公民荣誉之一，表彰她在“新闻与心理创伤”工作上的突出贡献。链接：布谷岛 中山大学谷河传媒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Q2OTA0MA==&mid=2659838630&idx=1&sn=c59216918353b32426c4d3e1da0e5fbe&chksm=84021179b375986f812845e5af2b4971fa67d07b43d8003694c7ff9f0fd28eb54782edc7e970&mpshare=1&scene=23&srcid=#rd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6 11:08
【案例】
心理学家在研究些什么？美国心理学会 2018年年会直击报道
原创： 陈鲁 陈鲁一周一点 1周前
我从未去过迪斯尼，也没有欲望去。不过我心中有自己的迪斯尼，那就是心理学大会。
美国的心理学会多不胜数，有综合的，有专注某个领域的。我喜欢去综合的，那样可以快速接触各个分支领域的最新动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次去的，是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APS) 的年会。
周五早上乘7点的航班，六小时后赶到旧金山，因为旧金山比纽约晚三个小时，赶到会场12点多，还能参加半天的会议。
会议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希尔顿酒店举行。我正在张望着找酒店大门，迎面走来两个年轻人，边走边说，蹦出来的词有 Introduction (论文的介绍部分) 和 Studies （研究项目）等，我心想，找对地方了。
在二楼领到注册名牌，发现下午场1点开始，有20分钟可以吃饭。赶紧跑到酒店对面的一家泰国餐厅，点了一碗米线。
餐厅里面坐满了参会者，听谈话就知道。这不，身后一桌女孩，听着象研究生。“What were the effects? Driven by a few kids? "（结果如何？是否几个表现特殊的孩子的造成了这个结果？）
我边吃边看会议节目单。好痛苦，因为同一个时间段有很多演讲同时举行，想去的肯定不止一个。挑选的过程就是忍痛割爱的过程。
就这样，周五一点到周日一点，我在这个心理学的迪斯尼世界享受了整整两天。
心理学家在研究些什么呢？心理学的最新动态是什么呢？这不是任何人敢通过参加一个会议、写一小篇文章能回答的问题。
毕竟，来这个会议的只是心理学者的一小部分，会上我去的讲座不过5%。以下的总结，来自我的角度和体验，大家谨慎欣赏便罢。
酒店大厅心理学子办理入住手续前后小憩
动态一：心理学研究的面越来越宽
“住房” 和 “家” 的概念有什么不同？人心理的 “家” 感是如何产生的？“想家” 是一种病吗？
带着好奇，我舍弃了认知、性别差异等重大话题，去听了密苏里大学的 Milla Titova 博士的演讲。
她说，有研究发现，房子 (house) 和家 (family) 在人心理上是两个概念。说起家来，人们的概念中有稳定、隐私、自我表达的成份。
她在研究中让人描述自己的家，并且附上自己家的照片。研究人员创造了一个指标，叫 “家感” (homeniess)，是人主观上对自己家的感觉。“家感” 强的人，健康心理 (well-being) 指标就高。结果发现，有些人的家客观上很漂亮（家的照片被陌生人打分），但是主人对它的描述不是很有 “家感” (homeniess)。
也就是说，一个豪华美丽的房子，不见得能给人亲切感归属感，而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却能做到这个。
你也许会说，这有什么？我们早就在生活中观察到了。还用得着你们去用科学手段研究？
很久很久以前，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发现那是自己目光局限。为什么？
让我说完 Titova 博士那天的演讲内容你就知道了。
她说，自己想以后研究共同空间 (shared space)，比如大学生宿舍，如何让不同的学生产生共同的家感。听众有人提出，她可以研究旅馆空间如何影响个人的心理。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研究话题都不会止于那个层面。它会导致一个研究体系的出现。研究体系延展出来的实用和理论价值则是不可限量的。
对于我们普通人，这个研究的价值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在光顾着去买房子、装修房子的时候，忽略了家里的 “人气”。
相反方向想，当一个人离开了自己的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是否通过人工改变环境可以提升 ta 的家感？
Mirelle Zamudio University of Nevado, Reno
今年刚刚大学毕业的 Mirelle Zamudio 的研究开始给我们带来一些答案。
她的大目标是研究人到一个新的环境下的适应状况和什么因素有关。她研究的因素有想家的程度，喜欢新的地方的程度等等。
想家和不喜欢新的地方都会独立造成人的心情低落。但是，只有不喜欢新的地方才会让人产生孤独感，而孤独感又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 Titova 博士的研究和这个结合起来想。就是，通过对新的环境进行一些设计和人文操控，让人的家感加强。
我驻足她的 poster 良久，甚至和她聊起私事。这几年萦绕我脑中的一个大问号是中国小留学生在海外的适应。
当我提起这个群体的时候，虽然 Mirelle 一点不了解，但是，我相信，通过她这样的研究人员去继续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们会有更精确的对海外小留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支持和干预手段。
听说我是纽约来的，她很开心，说自己的哥哥刚去那里，准备在纽约的演艺界闯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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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公众对历史事件的看法会和这个社会的运作、大气候息息相关。而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则会和人们对基本事实的掌握有关。
心理学家研究的人类的集体就和这个相关。
老牌认知心理学家，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 Henry L. Roediger,III 教授报告了他未发表的研究。他先调侃，说在这样的会议上，最理想的是报告未发表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是他唯一剩下的未发表的数据。他的幽默在于，他把自己说得 “可怜”，其实侧面显示了他的高产，因为所有过去做的研究都得以发表了。
他这次的研究，是世界不同国家的普通公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项事实的掌握度，俄国人最准确，美国人、日本人最差，中国人居于中间。对于自己国家的贡献，所有国家的人都觉得自己国家的贡献大，高于根据事实达成的指标。
他的研究，让我们产生了无数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里，公众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多大程度上是基于事实、基于理性思考？
一个人要混得好，要自尊自爱，自尊自爱来自对自己客观的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混得好，也要自尊自爱，自尊自来自来对自己的历史、全世界的历史的客观理解。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这种思维模式，给我们开启了无限的思考和探索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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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大学的 Nicholas Buttrick 教授的研究课题是，人口密度是否和人的生命意义感有关系。
他把生命的意义定义为：
重要性 (Significance):
我做的事情对任何人有用吗？
Do what I do matter?
未来感 (Future):
我是否能把握我的未来？
Do I have control over my future?
明白感 (Coherence):
生活中发生的众多琐事，我是否能够串连起来，明白它们为什么？
Do things make sense?
他使用超大型的世界面积的数据进行了复杂科学的分析。结果发现，世界上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大家报告的生命的意义感就低。（这是控制了体制、经济等很多变量后的发现。）
他又进一步做控制性研究 (manipulations immersion)。让人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看不同的画面，听不同的声音，人工给他们创造出空间拥挤或者宽松的感觉。结果也有同样的发现。
他把生命的重要性，定义为一个人对世界的贡献。我通过提问，提醒他，要考虑文化的不同。有些文化中，人生的意义不见得就是对世界作出贡献，而是对家庭作出贡献。在某些物质和社会环境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让一家人活下来，死不了。他表示赞同。
对于别的文化的理解，美国心理学家过去已经跨出了很大一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人家在认真努力地通过一个个研究、一次次对话去做了。我这次一个小小的提问，会让这位年轻白人新锐研究人员暂停一下想一想，这是科学指引下的大脑不可避免的反应。
动态二：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深
深入的一个特点是细化。用人格的研究做例子。
我这次碰到了好几个Alexithymia (述情障碍) 的研究。有这种障碍的人很难辨认和表达自己的情绪，导致社会交往问题。从1970年代，这个概念在心理咨询领域被提出，本世纪初开始，才被心理学家用科学的手段进行研究，比如它的大脑神经机制。
而这次会议了解到的研究，表明研究者在积极探索它的社会机制和成因。一个研究显示，控制欲过度强的妈妈容易有这样的孩子。另有研究显示，有这种倾向的孩子，容易沉迷于游戏。
和对 Alexithymia (述情障碍) 研究推进一样，心理学家还从人格中提取出一种细化的人格成份，就是对别人的行为过度敏感。有这种性格成份的孩子，如果家庭环境好，就特别受益。如果家庭环境不好，就特别受罪。
我去了这个研讨会，题目是 --
带有动力的学习和努力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Developmental Emergency of Motivated Learning and Effort
“我的孩子怎么就没有耐心？”常听家长这么说。
学龄前儿童如何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什么样的环境状况会让他们坚持？
麻省理工学院 的新晋博士 Julia Leonard 通过严格的实验研究发现，当孩子看到大人坚持做一件事情，并且最终成功了，孩子就会坚持。如果大人不坚持，或者坚持了没有成功，孩子就不坚持。
这说明，孩子们需要榜样，但是不会盲目跟随榜样。他们会算计自己的投入和产出是否匹配。“They are rational.”（他们是理性的。）Leonard 博士这么评论学龄前儿童。
所以，她给家长的建议是–
以身作则，努力，并且尽量成功。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 try hard, and succeed.
斯坦福大学的 Hyowon Gweon 教授发现，孩子即使有内在的动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有机会向大人展现自己成果，去坚持的愿望会更强烈。
伯克利大学的 Kristen Delevich 教授研究青春期雄性和雌性荷尔蒙的高高低低会如何影响焦虑感、学习的专注力等等。
Katherine Insel 博士则发现，青春期少年，对于物质刺激，能够认识到是物质刺激，也重视，但是，不能转换成行动的动力。大脑扫描发现，是因为大脑前额叶和后部的链接还没有通畅。
这四位平均年龄也就35 岁的女性新锐心理学家，向我们指出，不同年龄的孩子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动力，来自于他们周边人自己的行为、对孩子的关注、身体内的激素水平、大脑神经分支系统的连接成熟度。
动态三：心理学家更加关注民生
教育一直是心理学家关注的大点。会议中有关教育的研究不胜枚举，我挑个小小的例子。
从左到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Changrui Li, StefanyMena, Catherine Cook
我从这个 poster 前匆匆走过，急着赶去听一场讲座。没想到，被一位白发老教授拉住，直接把我赛到了一群年轻大学生之间。
我一头雾水，其中一个叫 Catherine Cook 的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就开始给我讲了。她很专业地指着团队的 poster，从头开始讲。还没十秒钟，我就把她打住，说 “我时间不多，你就直接说研究方法和结果吧”。
她马上调整解说，一分多钟清楚地把研究说完了。他们把练习足球射门的孩子们，分成两组，每组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训练。一种就是自己练习射门，一种除了这么练习，还到球门后面去看别人练习射门。之后测评哪组进步大。结果发现，后一组技术提高更快。我和 Catherine 共同分析原因，认为是学员掌握的信息多了，帮助他们形成了更丰富的资料库，加强了他们的判断力。
足球技术是这样，其实别的科目的学习也是这样，比如我目前专注的中文教学领域。离开这群大学生的时候，我很满足，暗暗谢谢那位白发教授把我给抓住了。他肯定是想让自己的学生多一个锻炼的机会。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心理学家多年关注的。这次看到他们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更加细化、深入。
康州大学的教授 Ann Devlin 研究养老院里的生活质量会如何受家具摆设的影响。
她研究的因素很多，比如是否有窗子，座椅种类和多少，体重超重人的座椅，电视的摆放位置等等。
她这次讲了很多发现，在此只说一个小小的作为例子。她发现，电视机在房间的摆放位置会影响人的控制感。对于行动不变的老年人，如果房间的电视摆放在特别显眼的位置，但是老人不能自如控制它的开关和音量等等，就会产生焦虑感。
解决方案或是帮助老人掌握控制电视的手段。如果老人的身体不允许这方面的提高，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把电视放在角落不太显眼的地方。
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它提供了一个思维角度。它说明，人的心理健康，不管是两岁的孩子，还是八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人对于环境的把握感息息相关。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帮助，来自于辨认他们在生活中有什么感觉自己不好控制的东西，帮助他们去增加控制感。
（我们这里来个脑筋急转弯。就是，这种控制，指的是合理的控制，能够满足人的基本要求的控制。不是不合理的控制，比如控制别人的心理和行动。）
很多家长错误地把送孩子上到好大学为目标。为什么错误？因为上大学不是人生的目标，而是孩子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 “领地” 被生活检验。
那当今的新生代大学生，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有些什么警讯？
加州大学的 Jean M. Twenge 教授，通过研究全国性数据，得几个结论。
在2010年左右，大学生中的焦虑、抑郁患者比率突然飙升，只升不降。全美国的大学，在接受前所未有的学生心理健康挑战。
她发现，现代的青少年不如原来的独立。比如，现在18岁的孩子，和六七十年代的12岁的孩子的生活状态一样。因为独立意识差，上大学后焦虑感强。
她发现，手机和它的各项功能过多夺取了青少年 “真人” 互动的机会，让他们丧失了一个心理健康的保护源。
大学不是重点、符合年龄的合理的独立、真人互动的意义，这几点不就是育儿和教育的核心点吗？
如何让一个人更加有创意？更加有道德？心理学家继续寻找答案。
这次，我听了一场新加坡学者的演讲。他们研究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如何让自己更有创意和道德。
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就是，“我是谁？”
笼统来讲，西方人的自我概念更个人化 (independent self)，东方人的自我概念更集体化 (inter-dependent self)。
如果一个人具备个人化的自我概念，他会强调自我的感受、想法、成就。如果一个人具备集体化的自我概念，他会强调自己和感受、想法如何融入集体，自己对集体的贡献。
南洋科技大学的 Albert Lee 把美国人（个人化自我概念的代表）和印度人（集体化自我概念代表）被式分成两组。让他们回忆自己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或者让他们回忆自己的一个亲戚做过的不好的事情。然后，给他们看一些日常用品，比如肥皂，洗手液，牙膏等等。让他们选择自己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也许不知道，我也是这次才学到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如果一个人有心理上的羞耻感，他会在这种实验中选择更多的清洁用品。（注意，在此不要冤枉我们生活中那些爱清洁的人。）
结果发现，当回忆自己做错的事情后，相较于回忆自己的亲戚做错事情后，美国人会更加想清洁。而印度人，当回忆自己做错事情和自己的亲戚做错事情后，清洁的欲望相同。
也就是说，美国人自己做错的事情，会更加自责。但是，自己身边的人做错的事情，不会去自责。而印度人，则对于自己身边的人做错的事情，都会赶到自责。
他通过另外一个实验证明，这两种文化的人的自我概念也可以变化，通过听到的、看到的东西，会往对方的方向变。
也就是说，通过让一个人往个体化自我概念方向偏一下，会让他更加重视承担个人责任。让一个人往集体化自我概念方向偏一下，会让他更加重视自己身边的人承担的责任。
个人自我概念中含有自我认同。比如我的自我认同有女性、家长、老师、朋友、女儿等等。
Chi-Ying Cheng 教授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她研究女性商业管理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一个自我认同是性别（女性），另外一个是专业（商业管理）。
她发现，那些能把这两种认同有效统合的人，也就是不觉得这两者是冲突的，创造力更强。那些把这两种认同认为是对立的，也就是觉得它们有些冲突，创造力就差。
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个人概念里面含有自我认同。比如，我是家长，也是老师，家庭和事业。如果我觉得家庭和事业是冲突的，做事情的时候觉得对不起孩子，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没有工作而失落，我们就会产生纠结。如果有效统合，在两个角色中自由转换，就会因之产生 “正能量”。
她的分析是，每个角色都建立在一个知识体上。如果有效统合，你会在决策解决问题的时候，把两个知识体的东西都调动起来，创造力就会强。
她创造了一个量表，测评一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统合度。Gender-Professional identity Integration (GPI).
她让被试去为两个产品设计广告词，用精确的手段测评他们的创造力。结果发现，统合度越高的，创造力越强。统合度越低的，创造力越查。
Brandon Koh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博士生 Brandon Koh说，人的创造力被束缚，是因为他们会受思维定式的影响。但是，当要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人是很难不去使用心理定式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要是让人去画一个外星人，大多数人画的，都能在已知的动物身上找到原型。
那如何让人不去使用心理定式呢？他决定用一种新的定式来代替旧的定式。他选择的是思考未来。他让被试去思考未来，然后测评他们的创造力。结果发现，这样能够提升创造力。
开阔的自我概念，就是个人、集体兼具的自我概念，在多个社会角色中自由转换、有机统合的自我概念，知道现在的我、想象未来的我和世界，自我概念跨文化、跨社会角色、跨时间转换，让人更有创造力，也许更加道德。
动态四： 心理学家继续积极自我怀疑
心理学家的自我怀疑精神在会议中随处闪烁。
成长性思维的概念，通过 Dweck 等学者的研究，已经传播全世界。周五我一到，就去听了一场有关成长性思维的演讲。题目是 -
How important are growth mind-sets for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
成长性思维对学习和成就有多么重要？
第一个讲的人是密执安州立大学的Alexander P.Burgoyne。很年轻，长得象电影明星。他做实验，让成年人去学习音乐，都是从来没学过音乐的人。测量了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智力指标，外加成长性思维。同样的学习时间和方法，是否有成长性思维的人会学得更好更快？
他的发现竟然不是。反而，他发现是智力的某些指标和学习效果有关系。
紧接着，英国爱丁堡大学的 Timothy C. Bates 博士做了发言。他竟然研究了 Dweck 的原始数据，发现根据他的重新数据分析，成长性思维对儿童学习效果的影响很小。
这两个发言过后，听众陷入了沉思。
一名听众发言说，“ Some findings appeal to the mass mind. As soon as such a finding comes out, the world is ready to accept it. “ （有些发现，特别符合公众的心理，一出来就会被迅速接受）。
Timothy C. Bates 表示同意，说 “We need to tell the truth, not what the world wants to believe in.” （我们需要说出的是事实，而不是世界想要相信的东西。）
那一刻，我觉得很 high, 因为这就是吸引我的科学精神。
世界上的各类劣行中，情节最重的就是强给别人灌输自己相信的东西。情节轻一些的，是轻率地把不经验证的东西让别人去相信。
而心理学家，不仅不参与这些行为，还会终其一生，为人类寻找事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怀疑，自我挑战。“吾将上下而求索”，用屈原的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一点都不过份。
接下来，上台的是一名带眼镜的壮年男士。他是得克萨斯大学的 Davie Yeager 博士。他介绍了他和 Carol Dweck 做的长期跟踪研究，就是在学校训练学生的成长性思维。
他们发现了在家庭为高收入群体的学校，这种训练没有效果。在低收入群体的学校，在训练得到学校足够大的支持的情况下，就有效果。
他表示，要继续研究，找准成长性思维真正的受益对象。
演讲到最后，他掷下一句，“We’re just starting!” 大大的英文字，写在屏幕上，意思是，我们不会放弃，并且要继续研究下去。
接下来，风头又转回去。
最后发言的是这场研讨会的组织者，凯思西储大学的 Brooke Macnamara 博士。她看上去也就三、四十岁。短发，戴着两只大耳环，姿态非常沉稳。她研究了好几百个专门有关成长性思维培训的研究，把所有研究的发现统合起来 (meta-analysis)。目的是看培训效果是否因年龄、家庭收入、培训方法等不同而不同。
她发现，相比更大的孩子和成年人，对儿童的成长性思维培训有点微弱效果，但是，也是发生在低收入家庭，并且培训的方法要互动性强。
大家不要根据我对这场演讲的描述，来对成长性思维做任何定论。但是，知道心理学家还在深入研究，去谨慎实用这个概念为好。
在大会结束前，我在 poster session 撞上了英国的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的Gavin Nobes 教授。他推翻了英国学者多年前的一个研究发现。当年的发现来自于英国警察局的虐杀儿童数据库，结论是继父比亲生父亲虐杀儿童的机率更高。
他用更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发现相比亲生父亲，数据中的那些继父更加年轻，受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更低。当把这些变量控制后，继父虐杀儿童的机率并不比亲生父亲高。
我向他表示感谢，感叹之前的不严谨的研究发现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一位男性，如果当上了继父，心里会多么忐忑。一位女性，给自己的孩子找了个后爸，心里也会多么忐忑。这会给他们的关系增加多少不必要的沉重。”
我们又聊起来他做的另外一块研究，就是早期儿童的道德发展。他研究的是儿童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时，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事情的后果 (outcome based)，在多大程度上是根据肇事者的意图 (intension based)。他和同事也是修正了皮亚杰的理论，发现幼儿也有根据肇事者意图来判断事情对错的初步能力。
聊到这里的时候，大会就散场了，我们是唯一剩下的几个人。Gavin Nobes 出乎我意料，悠悠地说了一句 “We’re not sure what we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我们这些心理学家真不能确定我们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带在脑子里，并且已经有了答案。我毫不犹豫地说 “At least, as humans, psychology has made us collectively more self-aware. ” (至少，心理学让我们人类集体性地更加自知。)
他点头表示同意。
你知道回忆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吗？
“I don’t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说这话的，往往是一个发言人。他／她无法回答一名听众的问题。
说这话的时候，他／她是陷入沉思状的。
我为什么对心理学家这么着迷？他们总是要去理解，去帮助，去贡献，永不满足。
陈鲁
2018.5. 27于旧金山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p0AyrL_-rkHXW322dQHWg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29
【案例】
听听被采访对象的心声
李靖云：巴老师，媒体越多，这种竞争的压力就越大，越是要抢独家，抢报道，记者的生存环境很差，这种疯狂的不计成本的采访就会越厉害。媒体有得罪之处，还望互相体谅。
@巴曙松：全国媒体不止300家吧？－转：@zhh9813张浩 当年做记者时，采访一个企业家，他私下诉苦说：“就算全国三百家媒体，不间断每人一个电话讲2分钟，每天接电话时间是10小时，我还能做什么事啊”以后采访尽量提前提交提纲、预约时间，虽然这都是记者的本份，但能尽量减少占用别人时间，也是珍惜自己生命。
22分钟前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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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钟前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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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0
【案例】
开心快乐加油站：看晕了
◆@微博语录坊：【心理承受能力训练】你的心理承受力越强，图片转动越慢, 如果你看到了高速的旋转，试着让内心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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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12)| 收藏| 评论(2) 15分钟前 来自皮皮时光机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1
【案例】受众性别的差异
@时尚私语：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转发(432)|评论(34)26分钟前 来自皮皮时光机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2
【案例】
一位80后记者的心理焦虑与困惑
2012年03月26日16:54 中国记者
一个新闻人，也许可以走进成千上万人的心里，倾听其人生故事与喜怒哀乐，但是他可能从未有机会与内心里的另一个“我”谈谈心、聊聊天。“超人”般强大的新闻人，时刻关心全世界，却常常漠视自身。《中国记者》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雯文开设专栏，选取六个关于媒体人的真实案例，探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改善媒体人心理健康状态。为保护个人隐私，这些文章会隐去具体细节与信息，本文为此系列第三篇。
文/雯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深媒体人)
阿强靠在沙发上，用力搓了把脸，眼睛布满血丝。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失眠，脑子乱得很。”他皱着眉头，整个人紧绷着。
阿强是省城一家报社的记者，研究生毕业不到一年，就成了报社的骨干，本该春风得意的他，看上去却疲惫不堪。
疲惫的心
“我手头本来就有三四个活儿正干着，老黄还不甘心，又给我安排了两个巨难弄的活儿。”老黄是阿强的部门主任，阿强对他充满抱怨。
“你一个人能干完那么多活吗？你没跟他好好谈谈？”我好奇他为什么任由这种超负荷的状态一直延续。
“我不干不行啊，报社其他人要么做不了，要么不愿做这么难搞定的选题，我再不干，真就歇菜了！”阿强突然坐直了身子，挥着手臂，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你能撑得下去吗？”
“别提了。每天都得写到后半夜。然后大脑兴奋，折腾到三四点钟才能勉强睡着，再一睁开眼睛就八点了，天天早上赶得很，早饭经常吃不上。”阿强垂下头，揉了揉眼睛。又回到了一开始的状态。挫败、焦虑、抱怨像“家常客”一样端坐在老位置上。
阿强今年二十六岁，这个年龄干点累活不算什么，睡个好觉就补回来了。当年阿强帮导师做课题，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是经常事。他的失眠一定另有原因。
“我现在头发掉得可厉害了，浑身都不对劲，特烦，前两天差点和老黄干起来。”果然不出所料，是情绪困扰了这个年轻人。
线团里的针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熬夜，那天早上我起来晚了，迟了几分钟到办公室，老黄就在会上说，‘有些人不遵守单位规定，经常迟到，拖集体的后腿。’我当时就炸了，我对他说，‘你不用含沙射影，你不就说我吗，你做得好啊，你前几天还早退了呢！’结果他的脸都绿了，半天没说出话来。”阿强脸上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仿佛把对手摔倒了的孩童。“我就想和他干一仗！”
“你没有想过和老黄私下里好好勾通一下吗？和顶头上司对着干有点不妥吧？”我开始担心他的状况，好斗的顽童往往看不到自身的危险。
“我跟他谈？他算什么？业务能力那么差，只知道背后整人，我才不会理他呢！”顽童撅起嘴，鼻子哼了一下。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越发担忧了。
“看看再说。看这次年终能给我发多少奖金。我跟他谈了，我干得多，我的奖金应该比别人多。他答应了。如果他不兑现承诺，我就不伺侯了！”阿强此时说话的口气听上去让人感觉怪怪的。
我忽然觉得，阿强带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线团里面藏了很多针，一不小心就会扎到人。在他身上集中了多个角色，它们不停地变幻，一会儿是爱抱怨的“碎嘴婆”，一会儿是任性的顽童，一会儿是不会说“不”的“老黄牛”。每个角色都让人感觉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多重性格呢？我决定从他的家庭入手，寻找答案。
家庭的影响
“说说你的家庭吧。”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我妈说我是全家的福星，自从我出生，我们家就从农村搬到城里，生活一下子好起来！”阿强眉飞色舞，摇头晃脑，肢体语言十分丰富。
“你一定很受宠吧？”
“那当然，我们全家都听我的，我大姐的对象就是我给她选的。”
“你妈妈对你要求严吗？”
“我妈是个男人性格，事事要强。我们家她一人说了算。我爸所有事都听她的。她为别人做很多事，当别人达不到她的要求时，她就会生气和抱怨。”脉络渐渐呈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姥爷就是一个特强势的人，他是抗战英雄，抗日战争时，我姥爷一个人救过全村人的命，他把日本鬼子引到别的地方，带领男丁把他们打退了。全村人都得救了，他是村里的英雄。”阿强说起姥爷的事迹很骄傲。
英雄形象在阿强的心中像一座巍峨的大山，不可撼动。他需要投注怎样的能量才能维持这座大山的巍然耸立呢？此刻我有些理解那个不会说“不”的“老黄牛”了。
崩溃的边缘
“你看我的手，”他伸出手攥起拳头，我发现，他的手比常人小很多，攥起的拳头也小一圈。
“我的心脏比别人小，可是却特要强，总要做超负荷的事情。这点和我妈一模一样。”他看着自己的拳头，苦笑了下。
“为什么总让自己超负荷呢？”我顺势触及他不愿正视的心结。
他陷入了沉思。良久沉默。
“你好像很害怕说‘不’，在你骨子里，没有你干不了的事，你不允许自己完不成任务。”
“没办法，都已经干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你很能干，领导也知道你很能干。不干不行啊。”阿强的表情矛盾而复杂。
“你是不是认为一旦说你做不了，别人就会看不起你，你也会看不起自己？”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它。
“我的确可以做得到，只是，太累太累了，我快坚持不住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崩溃的！”他闭着眼睛摇着头，表情无比痛苦，却还在“负隅顽抗”，死撑着残存的自尊。
“阿强，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尽全力了，不要再逼自己。爱你的人不会让你这么伤害自己的。你的同事、你的上司如果知道你的真实状态，他们会理解你的，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一切。他们会理解你的。”我的面前是一个害怕被否定、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此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无助！
一个在宠爱与表扬的蜜罐里浸泡了二十多年的孩子，只身来到一个完全陌生、充满竞争的环境，饱受风雨的洗礼，他内心的落差与冲突可想可知，他要经历怎样的磨砺与苦难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一个人心灵的成长与内心的强大需要时间与空间的，除了坚强与忍耐，没有第二条路。
临别时，我送他一张《梦回巴黎》CD光碟，希望他在不眠之夜能够感受一丝安慰与宁静。
一个月后，阿强打来电话，说他主动和老黄深谈了一次，老黄接受了他的道歉。他还说，他开始慢慢适应新的环境，心里的感觉比过去好多了。
专家分析：
阿强的症状是典型的焦虑症。
症状：失眠，身体不适，情绪紧张，弥漫性焦虑。
病因：内心的不安全感、过大的压力、人格的脆弱以及对环境的极度不适应。
阿强为什么会产生焦虑症？
1.家庭溺爱。阿强二十多年来从未离开过家，一直受父母和姐姐的宠爱。挫折教育缺失。导致他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对新的环境极不适应。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了表扬，没有了特殊的优待，没有优越的生活，阿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在这里受到冷遇与挑战，甚至是受到批评，患上了强烈的不适应症。
2.自我意识过强。在母亲的字典里，没有“不行”这两个字，阿强也如此。说自己不行就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丧失。这种错误的联结让阿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现代社会，推崇的是团队合作，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阿强需要学会与人合作，与人勾通，培养团队意识来获得归属感与荣誉感。
3.应学会感恩，放平心态。阿强总认为别人也欠他的，却没有发现别人为他做了很多，他认为别人为他做的都是应该的，要知道，这个世上没有应该的事情，即便是父母为我们做的一切，也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知道感恩，就离事实真相不远了。
4.不会爱。要知道，爱别人就是爱自己。爱是付出，也是所得。当你付出真诚与关怀的同时，也收获了别人的真诚与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其实是一体的，宇宙中的力总是对称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TA交互分析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中由儿童自我、成年自我与父母自我三部分构成，它们建构了一个人的生存与人际状况。在阿强的人格结构中，儿童自我强大，表现为顽童性格、任性。父母自我也很明显，表现为批评、抱怨、高高在上。成人自我的发育不够完善，功能较弱，表现为行为模式化、缺少灵活与弹性、不会与外界有效勾通与互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只知一味低头干工作的“老黄牛”。所以，阿强的人格发展方向应重点发展成年自我，阿强亟需建立一个客观理性、功能强大的自我人格体系，建造完整的自我边界，关爱善待自我，并与外界良性高效勾通，在自我与外界间创建一种平衡与和谐的共存模式。
焦虑症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心理疾病，它具有较强的弥散性与侵蚀性。如何预防无孔不入的焦虑症？
1.放空自己，经常打坐，调整气息，平静心情。
2.将令你焦虑的事记下来，制定具体解决办法和行动实施时间表，付诸实施。
3.制定规划，让不确定的事情越少越好。
4.写日记，将心事留在纸上，将自己的内心放空。
5.随时记下要做的事，做完一项删一项。做正确的事，焦虑自然就消除了。
6.多想好的成功的事情，让成功的喜悦占据你的内心。
7.做喜欢的事和有趣的事，吃美食、旅游、看喜剧、听相声等。大笑会驱散焦虑。
8.多学本领，提高技能，提高自信。
链接：http://news.sina.com.cn/m/2012-03-26/165424176424.shtml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4
【案例】模仿
唐建光
有回信么 //@余燕:当年播到第17集时突然停播，无比怅然，几年后仍念念不忘，于是联合另一个加迷同学，写了一封申诉信强烈要求复播，寄给了央视。//@唐建光:那年还是中学生，似乎每个男生都在书包里摧着一把飞刀。
◆◆
@鳳凰網歷史
【专家：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导致1983年严打】http://t.cn/zjxO5ss
专家称：《加里森敢死队》让当时思想苦闷的中国待业青年，找到一些街头救世的要素。有少年模仿练飞刀，有盗贼模仿连环盗窃，有学生模仿吸烟、喝酒。当时治安问题的渊源都与这部电视剧有关，直接导致了1983年严打运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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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11:55來自专业版微博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5
【案例】
@不一样的心理学
心缺良善，言行必恶毒；心缺美德，言行必下流；心缺自尊，言行必卑贱；心缺诚实，言行必虚妄；心缺涵养，言行必粗陋；心缺教化，言行必无礼；心缺敬畏，言行必随便；心缺知识，言行必愚钝。心是一杆秤，秤出的是自己的言行；言行是一面镜，映出的是自己的心灵。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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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鐘前來自FaWave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6
【案例】
王克勤
【你一出场，心自飞扬】揭幕黑暗，皆因心向光明//@王钧WJ: 你报道打杀，是因心怀救赎；你报道不公，是因心向正义；你报道灾难，是因心有悲悯；你报道阴暗，是因憎恨邪恶；你身处基层，是因心帖大地。你不需要疗伤，你只是需要战场。你的存在就是新闻人投射于社会的正能量。你一出场，自心飞扬。
◆◆
@门君诚
【社会记者需要心理疗伤】做了近10年记者，天天接触的是社会最基层的打杀、灾难、不公、阴暗，还有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越做越心灰意冷，越做越心理“扭曲”，连自己报纸上的伟光正报道都不相信了。呼吁一下：社会新闻记者需要阳光、需要正能量、需要心理疗伤。@王钧WJ
@宋元晖
@曹思诚
@庄子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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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12:34來自新浪微博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7
【案例】这个例子对新闻从业者跳槽、受众更换信赖媒体，有无启发？@罗素的三杯茶
一类人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大学、研究生、工作，一直在更换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国家；另一类一直待在自己的出生地发展。前者羡慕后者身边拥有那么一波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而后者羡慕前者能有机会去体验大千世界。究竟这两种生活的选择对人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心理学家来告诉你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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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11:33來自新浪微博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38
【案例】
刘华xh
很贴心的设计。
◆◆
@Weaponmagazine-肖宁
二战中,美国军方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在化学战来临时对防毒面具的恐惧心理,邀请沃尔特·迪斯尼设计了一款米老鼠防毒面具.面具适应年龄在18个月至4岁的儿童佩戴。面具在1942年生产了1000具,而仅仅一个月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针对儿童的防毒气产品,例如德国人就研制过防毒气婴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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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分鐘前來自新浪微博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40
【案例】
@山野土郎中
【段子】客机坠落海面，乘务员让乘客从滑梯上下海，乘客不敢，空姐求助于机长，机长迅速搞定，空姐问其故，机长曰：对美国人说这是冒险，对英国人说这是荣誉，对法国人说这很浪漫，对德国人说这是规定，对日本人说这是命令，就好了。机长还说：中国人太容易搞掂啦，告诉他是免费的即可。---- 王掰掰转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41
【案例】复旦邓建国
关于“异见领袖”。1. 确有研究表明，”异“新闻或意见更易传播；2.但”异“是新闻之内在含义之一；2. 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必基于异；3." 异见领袖"是一个矛盾词，如果没有followers, 就不会有leaders, 领袖并不能单方面仅以”异见“来lead. @新闻学研:微博上“异见领袖”更易成为领袖。
◆◆
@复旦邓建国
为什么会有意见领袖？1.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人是所谓“认知吝啬鬼”，在面对复杂议题时，会使用“最小努力原则”，跟随“意见领袖”可以降低脑力消耗；2.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在很多情况，与大众媒介相比，人际影响，特别有那些从自己所属群体中产生的意见领袖施加的影响，更能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
[url=](5)[/url]| 轉發(19) | 評論(4)
今天 00:20來自微博 weibo.com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42
【案例】
@狼力品牌策划
互联网把人性都琢磨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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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url]| 轉發(180) | 評論(17)
8月16日07 : 19來自360安全浏览器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6-27 09:43
【案例】
美军实验室成功研发“读心术” 可读取士兵意念
环球网 2015/11/13 17:55
【环球网综合报道】美国陆军实验室(ARL)研发出一套高科技“读心”(Minding Reading)技术，能“读取”士兵意念，这将给处理情报数据带来重大变化。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11月13日报道称，该系统简称为Mind系统(Mission Impact Through Neurotechnology Design)。在实验中，它对一名士兵的脑电波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该系统已经能够识别出士兵脑海中的意念。而认知神经学专家赖斯博士(Dr. Anthony Ries)使用这一实验室技术成功破解了一名参加实验士兵的大脑讯号。
研究人员认为，这能够帮助分析人员迅速处理大量的情报数据，并将对情报收集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报道称，此前美国陆军实验室曾资助将士兵意念转化为计算机指令的“脑机交互技术”研究项目。该项技术可让士兵无需发出声音或者移动手指，就能用手机或无线电进行通讯。
据了解，为了研发MIND这项技术，美军事情报分析师耗费了大量时间，分析来自无人机和监察系统等设备的众多画面。 这项技术目前正在测试中，科学家计划继续改善此项技术并添加新功能，包括眼球控制功能。
链接：http://i.ifeng.com/news/sharenews.f?aid=102963457
编辑：陈心茹
作者: admin 时间: 2018-7-12 22:56
【案例】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学心理10大理由
廖成林
学点心理学的好处
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人类探索自己的心理现象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从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论灵魂》开始，心理学一直是包括在哲学之中；说它年轻，因为它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从哲学中分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只有百年来的历史。因此，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心理学的诞生是以德国心理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创立的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为标志的。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那么，什么是人的心理现象？人的心理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心理现象是人们时刻都在产生着的，因而也是每个处于清醒状态的人所熟悉的。人在一切活动－－劳动、工作、学习中都会有心理现象。例如，我们看电视时，能听到电视中优美的音乐和看到电视中壮丽的山水；我们吃饭时，能闻到饭的香、甜之味等，这些是人的感觉和知觉；我们对看过的电视片还能“历历在目”，这就是记忆等等，这些都是心理现象。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感过程（喜、怒、哀、乐等）和意志过程（目的的确定、困难的克服等）。
心理过程人人皆有，是人的心理现象的共性。另一方面是个性，包括个性倾向（动机、需要、信念、理想、世界观）和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气质、性格）。个性是心理现象的个别性，正象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找不到两个心理特征完全相同的人。心理学正是从这两大方面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的。
学习心理学的意义
学习心理学，对人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体会，其意义有：
（1）“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刘华山教授，在谈到心理学的意义时，这样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人的心理是有规律的，企业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人员选拔、安全生产、人际关系等等都需要了解人的心理。学习心理学，有利于人们更好、更完善地了解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
（2）有助于了解自己，加强自我修养
心理学知识对于自我教育很重要。科学地理解心理现象，能使人正确地评价自己个性品质的长处和短处，确定个别的特点，正确而自觉去努力发展积极的品质，克服消极的品质。
（3）自我认识并调节种种心理难题和心理困惑
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个人难免会碰到种种心理难题和心理困惑。例如，恋爱问题、婚姻问题、自卑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失眠、焦虑、忧郁等等，学了心理学，能很好地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调节，不致于陷入心理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心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病。
（4）学习心理学，能开阔人的视野
尤其是从事文学、哲学、美学、医学等学科的人们，再学一些心理学知识，它能丰富人的思想和观点。
（5）实现自我价值
现代社会越发展，人的精神生活将越来越重要，心理问题会越来越多，心理学亦将越来越重要。对一个心理学工作者来说，能把自己所学的一点心理学知识奉献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然，心理学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在商业领域，在医学领域，在司法领域，在教育战线领域，心理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里就不多说了。
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心理健康就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处于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其特征如下：
智力正常。这是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劳动的最基本的心理条件。
情绪稳定与愉快。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意味着机体功能的协调。
行为协调统一。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其行为受意识的支配，思想与行为是统一协调的，并有自我控制能力。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相互矛盾，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混乱，语言支离破碎，做事杂乱无章，就应该进行心理调节。
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中，就要善于与人友好相处，助人为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的交往活动能反映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好的交往不仅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备条件，也是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
良好的适应能力。人生活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里，一生中会遇到多种环境及变化，因此，一个人应当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无论现实环境有什么变化，都将能够适应。
心理健康并非是超人的非凡状态，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表现，只要在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就已具备了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学心理10大理由
理由1：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借不到钱了
假如你手头紧，想和朋友借5000块钱应急。不懂心理学的人是这样借钱的：兄弟，能借我5000块吗？”
“没那么多，顶多借你1000”
懂点心理学的人是这样借钱的：“兄弟，能借我5万块吗？”
“没那么多，顶多借你1万。”
所以，学点心理学不会帮你睁大钱，但是能帮你借到钱。
理由2：可做装逼之用
“心理砖家，问你个问题，有个女生还我书的时候夹了一张心心相印的纸巾在里面，你说她是什么心理？”
“balabala”
“心理砖家，问你个问题，我经常觉得别人瞧不起我，你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
“balabala”
“心理砖家，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对陌生人很好，对亲近的人却经常发火？”
“balabala”
记住心理学装逼手册第一条：
言必及精神分析、潜意识、原生家庭、巨婴、童年创伤、自我效能感、习得性无助、马斯洛需要层次、亲密关系... 就行了。
理由3：可以让你成为最佳铲屎官
每一个主人都想让自己家那任性的喵星人把粑粑拉在正确的地方，或者那二哈的汪星人能接住扔出去的飞盘。但是动物又听不懂人话。
如果你懂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曾经是怎么训（tiao）练（jiao）他家那些可怜的鸽子的：当鸽子做出正确的行为，就能吃到食物；
重复n次之后，他家的鸽子学会了很多奇怪的动作。
比如：在箱子（斯金纳箱）中逆时针转圈；反复将头撞向箱子上方的一个角落；头部前伸，并且从右向左大幅度摇摆。
理由4：可以让你的老公爱上做饭
每一个爱做饭的老公背后都有一个懂心理学的老婆。因为心理学可以让你的老公爱上做饭。
第一步，在生日当天暗示老公自己不想出门而想在家吃饭。
第二步，在老公兴冲冲地端出了味道不敢恭维的一桌菜后，立刻进行及时地强化：“老公，你在做菜方面好有天分呢。”
第三步，外出做客在老公的朋友面前继续给予二次强化：“你别看我家老公很少做饭，但他真的在做饭方面蛮有天赋的呢。”
于是你的老公就从此爱上了做饭这件事……
所以，没有不爱做饭的老公，只有不懂心理学的老婆。
理由5：让宝宝关掉电视按时吃饭
不懂心理学的妈妈和宝宝的日常：“宝宝，快把电视关了，过来吃饭！”
"不干！"
“我再说一遍，立马把电视关了，过来吃饭！”
“不干！”
于是使用暴力，强制关了电视。
“哇哇哇 ...”
懂心理学的妈妈和宝宝的日常："宝宝，等会就要吃饭了哦~"
“妈妈，我想看电视。”
“好，那再看10分钟就准备吃饭了”
（也可以提前告知，让他心理有个预期：）
“还有5分钟”
“还有2分钟”
“好了，到点了”
拿着遥控器问他：“你自己关还是妈妈关？”
他会选择的，做完就牵着手去桌边准备吃饭。
理由6：学会与煞笔友好地相处
你常常会被一些人低智商的言论搞得大为光火，于是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煞笔？
如果你学过心理统计学，你就会知道，人的智商是正态分布的，低智商和高智商的人大约占整个人群的5%。
中国13亿人，算一下也有好几千万。所以，遇见一两个低智商的人太正常不过了。如果你再懂些情绪管理的技巧，也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看待煞笔。
如果培养了同理心，就更好了。因为你会更加的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傻。世界和我爱着你。
理由7：不会被伪心理学忽悠
为什么学了心理学就不会被伪心理学忽悠？因为你学了真的心理学。
这不废话嘛？
因为真正的心理学会告诉你：1.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复杂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哪些纯粹是胡扯，哪些是靠谱的心理学理论。
伪心理学是很可怕的，比煞笔还可怕，因为它会显得你很煞笔。比如花大价钱去报一些类似传销的身心灵培训，激活自己的生命磁动力场。有那钱，还不如去做个长程的精神分析。
理由8：不做正常的傻瓜
心理学会告诉你：人是非理性的，即使你是个SB（Smart Boy）。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不信？举个例子。《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打过这样一则广告：看到中间那个诡异的“印刷版：每年125美元”了吗？它存在的意义的是什么？
你猜对了，加了中间那一条，更多的人选择了第三种方案：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每年125美元。如果没有这一条，人们会宁愿选择59美元的电子版。
陷阱无处不在，你一不小心就陷入了非理性的坑中。
假如哪一天，有个看过《怪诞行为学》的商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
纸飞机老司机98元
挖掘机老司机198元
纸飞机加挖掘机豪华老司机套餐198元
你会作何选择？
如果你懂点行为决策心理学的话，恰好你又看过《怪诞行为学》这本书，你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那就是：劳资一个都不会买的。
理由9：万一被关进精神病院
知道怎么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如果有一天，你不幸被精神病了，又或者其他什么之类，总之，你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
但是你知道，你没病。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不能说：我没有精神病。因为他们会认为，精神病都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你缺少自知力，精神病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缺少自知力。然后给你来上一针。
你不能说：我有精神病。因为他们会认为，是的，这就是你为什么被送来的原因。然后给你来上一针。
MG！那到底该怎么办啊？如果你懂点临床或者变态心理学的话，就知道怎么办了。
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玩玩，跟个正常人一样就行了。进来前什么样，进去后还什么样。这样，他们就会觉得，看来你真的没问题，然后就会安排你出院。
理由10：可以帮你找到女朋友or男朋友！
如果说，学了心理学，你会交到男 or 女朋友，估计大家都会来学心理学。但心理学确实不会教你如何撩妹or撩汉，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心理学单身狗？因为这事主要还是看脸，心理学的效应在其中只是边缘显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Y2VWDnBJGDYxQuVe8ziA
编辑：尹芳芳
作者: admin 时间: 2019-3-21 13:41
【案例】
【美国人比中国人更认同"用隐私换便利”？】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商业透明度晴雨表》指出，美国比中国更认同"用隐私换便利"，75%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在本国，用户愿意用数据隐私交换更好的服务"，比中国高 8%，比欧洲高 20%。
编辑：冉玲琳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27
【案例】听听被采访对象的心声
李靖云
：巴老师，媒体越多，这种竞争的压力就越大，越是要抢独家，抢报道，记者的生存环境很差，这种疯狂的不计成本的采访就会越厉害。媒体有得罪之处，还望互相体谅。
@巴曙松：全国媒体不止300家吧？－转：
@zhh9813张浩 当年做记者时，采访一个企业家，他私下诉苦说：“就算全国三百家媒体，不间断每人一个电话讲2分钟，每天接电话时间是10小时，我还能做什么事啊”以后采访尽量提前提交提纲、预约时间，虽然这都是记者的本份，但能尽量减少占用别人时间，也是珍惜自己生命。
22分钟前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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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钟前 来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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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28
【案例】
◆@微博语录坊：【心理承受能力训练】你的心理承受力越强，图片转动越慢, 如果你看到了高速的旋转，试着让内心平静下来。
转发(166)|评论(33)今天 13:47 来自新浪微博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29
【案例】受众性别的差异
@时尚私语：男人和女人的区别
转发(432)|评论(34)26分钟前 来自皮皮时光机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29
【案例】
一位80后记者的心理焦虑与困惑
2012年03月26日16:54 中国记者
一个新闻人，也许可以走进成千上万人的心里，倾听其人生故事与喜怒哀乐，但是他可能从未有机会与内心里的另一个“我”谈谈心、聊聊天。“超人”般强大的新闻人，时刻关心全世界，却常常漠视自身。《中国记者》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雯文开设专栏，选取六个关于媒体人的真实案例，探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以改善媒体人心理健康状态。为保护个人隐私，这些文章会隐去具体细节与信息，本文为此系列第三篇。
文/雯文(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深媒体人)
阿强靠在沙发上，用力搓了把脸，眼睛布满血丝。
“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失眠，脑子乱得很。”他皱着眉头，整个人紧绷着。
阿强是省城一家报社的记者，研究生毕业不到一年，就成了报社的骨干，本该春风得意的他，看上去却疲惫不堪。
疲惫的心
“我手头本来就有三四个活儿正干着，老黄还不甘心，又给我安排了两个巨难弄的活儿。”老黄是阿强的部门主任，阿强对他充满抱怨。
“你一个人能干完那么多活吗？你没跟他好好谈谈？”我好奇他为什么任由这种超负荷的状态一直延续。
“我不干不行啊，报社其他人要么做不了，要么不愿做这么难搞定的选题，我再不干，真就歇菜了！”阿强突然坐直了身子，挥着手臂，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
“那你能撑得下去吗？”
“别提了。每天都得写到后半夜。然后大脑兴奋，折腾到三四点钟才能勉强睡着，再一睁开眼睛就八点了，天天早上赶得很，早饭经常吃不上。”阿强垂下头，揉了揉眼睛。又回到了一开始的状态。挫败、焦虑、抱怨像“家常客”一样端坐在老位置上。
阿强今年二十六岁，这个年龄干点累活不算什么，睡个好觉就补回来了。当年阿强帮导师做课题，每天睡两三个小时是经常事。他的失眠一定另有原因。
“我现在头发掉得可厉害了，浑身都不对劲，特烦，前两天差点和老黄干起来。”果然不出所料，是情绪困扰了这个年轻人。
线团里的针
“到底发生了什么？”
“由于熬夜，那天早上我起来晚了，迟了几分钟到办公室，老黄就在会上说，‘有些人不遵守单位规定，经常迟到，拖集体的后腿。’我当时就炸了，我对他说，‘你不用含沙射影，你不就说我吗，你做得好啊，你前几天还早退了呢！’结果他的脸都绿了，半天没说出话来。”阿强脸上露出胜利者的笑容，仿佛把对手摔倒了的孩童。“我就想和他干一仗！”
“你没有想过和老黄私下里好好勾通一下吗？和顶头上司对着干有点不妥吧？”我开始担心他的状况，好斗的顽童往往看不到自身的危险。
“我跟他谈？他算什么？业务能力那么差，只知道背后整人，我才不会理他呢！”顽童撅起嘴，鼻子哼了一下。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越发担忧了。
“看看再说。看这次年终能给我发多少奖金。我跟他谈了，我干得多，我的奖金应该比别人多。他答应了。如果他不兑现承诺，我就不伺侯了！”阿强此时说话的口气听上去让人感觉怪怪的。
我忽然觉得，阿强带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线团里面藏了很多针，一不小心就会扎到人。在他身上集中了多个角色，它们不停地变幻，一会儿是爱抱怨的“碎嘴婆”，一会儿是任性的顽童，一会儿是不会说“不”的“老黄牛”。每个角色都让人感觉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导致他的多重性格呢？我决定从他的家庭入手，寻找答案。
家庭的影响
“说说你的家庭吧。”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我妈说我是全家的福星，自从我出生，我们家就从农村搬到城里，生活一下子好起来！”阿强眉飞色舞，摇头晃脑，肢体语言十分丰富。
“你一定很受宠吧？”
“那当然，我们全家都听我的，我大姐的对象就是我给她选的。”
“你妈妈对你要求严吗？”
“我妈是个男人性格，事事要强。我们家她一人说了算。我爸所有事都听她的。她为别人做很多事，当别人达不到她的要求时，她就会生气和抱怨。”脉络渐渐呈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姥爷就是一个特强势的人，他是抗战英雄，抗日战争时，我姥爷一个人救过全村人的命，他把日本鬼子引到别的地方，带领男丁把他们打退了。全村人都得救了，他是村里的英雄。”阿强说起姥爷的事迹很骄傲。
英雄形象在阿强的心中像一座巍峨的大山，不可撼动。他需要投注怎样的能量才能维持这座大山的巍然耸立呢？此刻我有些理解那个不会说“不”的“老黄牛”了。
崩溃的边缘
“你看我的手，”他伸出手攥起拳头，我发现，他的手比常人小很多，攥起的拳头也小一圈。
“我的心脏比别人小，可是却特要强，总要做超负荷的事情。这点和我妈一模一样。”他看着自己的拳头，苦笑了下。
“为什么总让自己超负荷呢？”我顺势触及他不愿正视的心结。
他陷入了沉思。良久沉默。
“你好像很害怕说‘不’，在你骨子里，没有你干不了的事，你不允许自己完不成任务。”
“没办法，都已经干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你很能干，领导也知道你很能干。不干不行啊。”阿强的表情矛盾而复杂。
“你是不是认为一旦说你做不了，别人就会看不起你，你也会看不起自己？”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它。
“我的确可以做得到，只是，太累太累了，我快坚持不住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崩溃的！”他闭着眼睛摇着头，表情无比痛苦，却还在“负隅顽抗”，死撑着残存的自尊。
“阿强，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尽全力了，不要再逼自己。爱你的人不会让你这么伤害自己的。你的同事、你的上司如果知道你的真实状态，他们会理解你的，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一切。他们会理解你的。”我的面前是一个害怕被否定、没有安全感的孩子。此时他的内心是多么的孤独无助！
一个在宠爱与表扬的蜜罐里浸泡了二十多年的孩子，只身来到一个完全陌生、充满竞争的环境，饱受风雨的洗礼，他内心的落差与冲突可想可知，他要经历怎样的磨砺与苦难才能成为真正的男子汉？
一个人心灵的成长与内心的强大需要时间与空间的，除了坚强与忍耐，没有第二条路。
临别时，我送他一张《梦回巴黎》CD光碟，希望他在不眠之夜能够感受一丝安慰与宁静。
一个月后，阿强打来电话，说他主动和老黄深谈了一次，老黄接受了他的道歉。他还说，他开始慢慢适应新的环境，心里的感觉比过去好多了。
专家分析：
阿强的症状是典型的焦虑症。
症状：失眠，身体不适，情绪紧张，弥漫性焦虑。
病因：内心的不安全感、过大的压力、人格的脆弱以及对环境的极度不适应。
阿强为什么会产生焦虑症？
1.家庭溺爱。阿强二十多年来从未离开过家，一直受父母和姐姐的宠爱。挫折教育缺失。导致他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对新的环境极不适应。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了表扬，没有了特殊的优待，没有优越的生活，阿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在这里受到冷遇与挑战，甚至是受到批评，患上了强烈的不适应症。
2.自我意识过强。在母亲的字典里，没有“不行”这两个字，阿强也如此。说自己不行就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丧失。这种错误的联结让阿强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现代社会，推崇的是团队合作，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阿强需要学会与人合作，与人勾通，培养团队意识来获得归属感与荣誉感。
3.应学会感恩，放平心态。阿强总认为别人也欠他的，却没有发现别人为他做了很多，他认为别人为他做的都是应该的，要知道，这个世上没有应该的事情，即便是父母为我们做的一切，也都要怀着感恩的心，知道感恩，就离事实真相不远了。
4.不会爱。要知道，爱别人就是爱自己。爱是付出，也是所得。当你付出真诚与关怀的同时，也收获了别人的真诚与感谢。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其实是一体的，宇宙中的力总是对称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TA交互分析的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中由儿童自我、成年自我与父母自我三部分构成，它们建构了一个人的生存与人际状况。在阿强的人格结构中，儿童自我强大，表现为顽童性格、任性。父母自我也很明显，表现为批评、抱怨、高高在上。成人自我的发育不够完善，功能较弱，表现为行为模式化、缺少灵活与弹性、不会与外界有效勾通与互动，就是人们常说的只知一味低头干工作的“老黄牛”。所以，阿强的人格发展方向应重点发展成年自我，阿强亟需建立一个客观理性、功能强大的自我人格体系，建造完整的自我边界，关爱善待自我，并与外界良性高效勾通，在自我与外界间创建一种平衡与和谐的共存模式。
焦虑症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心理疾病，它具有较强的弥散性与侵蚀性。如何预防无孔不入的焦虑症？
1.放空自己，经常打坐，调整气息，平静心情。
2.将令你焦虑的事记下来，制定具体解决办法和行动实施时间表，付诸实施。
3.制定规划，让不确定的事情越少越好。
4.写日记，将心事留在纸上，将自己的内心放空。
5.随时记下要做的事，做完一项删一项。做正确的事，焦虑自然就消除了。
6.多想好的成功的事情，让成功的喜悦占据你的内心。
7.做喜欢的事和有趣的事，吃美食、旅游、看喜剧、听相声等。大笑会驱散焦虑。
8.多学本领，提高技能，提高自信。
http://news.sina.com.cn/m/2012-03-26/165424176424.shtml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0
【案例】模仿
唐建光
有回信么 //@余燕:当年播到第17集时突然停播，无比怅然，几年后仍念念不忘，于是联合另一个加迷同学，写了一封申诉信强烈要求复播，寄给了央视。//@唐建光:那年还是中学生，似乎每个男生都在书包里摧着一把飞刀。
◆◆
@鳳凰網歷史
【专家：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导致1983年严打】http://t.cn/zjxO5ss
专家称：《加里森敢死队》让当时思想苦闷的中国待业青年，找到一些街头救世的要素。有少年模仿练飞刀，有盗贼模仿连环盗窃，有学生模仿吸烟、喝酒。当时治安问题的渊源都与这部电视剧有关，直接导致了1983年严打运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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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11:55來自专业版微博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0
【案例】
@不一样的心理学
心缺良善，言行必恶毒；心缺美德，言行必下流；心缺自尊，言行必卑贱；心缺诚实，言行必虚妄；心缺涵养，言行必粗陋；心缺教化，言行必无礼；心缺敬畏，言行必随便；心缺知识，言行必愚钝。心是一杆秤，秤出的是自己的言行；言行是一面镜，映出的是自己的心灵。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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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分鐘前來自FaWave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1
【案例】
王克勤
【你一出场，心自飞扬】揭幕黑暗，皆因心向光明//@王钧WJ: 你报道打杀，是因心怀救赎；你报道不公，是因心向正义；你报道灾难，是因心有悲悯；你报道阴暗，是因憎恨邪恶；你身处基层，是因心帖大地。你不需要疗伤，你只是需要战场。你的存在就是新闻人投射于社会的正能量。你一出场，自心飞扬。
◆◆
@门君诚
【社会记者需要心理疗伤】做了近10年记者，天天接触的是社会最基层的打杀、灾难、不公、阴暗，还有政府官员的腐败、渎职……越做越心灰意冷，越做越心理“扭曲”，连自己报纸上的伟光正报道都不相信了。呼吁一下：社会新闻记者需要阳光、需要正能量、需要心理疗伤。@王钧WJ
@宋元晖
@曹思诚
@庄子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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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12:34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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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2
【案例】这个例子对新闻从业者跳槽、受众更换信赖媒体，有无启发？@罗素的三杯茶
一类人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大学、研究生、工作，一直在更换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国家；另一类一直待在自己的出生地发展。前者羡慕后者身边拥有那么一波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而后者羡慕前者能有机会去体验大千世界。究竟这两种生活的选择对人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心理学家来告诉你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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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11:33來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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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2
【案例】
刘华xh
很贴心的设计。
◆◆
@Weaponmagazine-肖宁
二战中,美国军方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在化学战来临时对防毒面具的恐惧心理,邀请沃尔特·迪斯尼设计了一款米老鼠防毒面具.面具适应年龄在18个月至4岁的儿童佩戴。面具在1942年生产了1000具,而仅仅一个月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其他国家也有类似针对儿童的防毒气产品,例如德国人就研制过防毒气婴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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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分鐘前來自新浪微博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3
【案例】
@山野土郎中
【段子】客机坠落海面，乘务员让乘客从滑梯上下海，乘客不敢，空姐求助于机长，机长迅速搞定，空姐问其故，机长曰：对美国人说这是冒险，对英国人说这是荣誉，对法国人说这很浪漫，对德国人说这是规定，对日本人说这是命令，就好了。机长还说：中国人太容易搞掂啦，告诉他是免费的即可。---- 王掰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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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3
【案例】复旦邓建国
关于“异见领袖”。1. 确有研究表明，”异“新闻或意见更易传播；2.但”异“是新闻之内在含义之一；2. 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必基于异；3." 异见领袖"是一个矛盾词，如果没有followers, 就不会有leaders, 领袖并不能单方面仅以”异见“来lead. @新闻学研:微博上“异见领袖”更易成为领袖。
◆◆
@复旦邓建国
为什么会有意见领袖？1.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人是所谓“认知吝啬鬼”，在面对复杂议题时，会使用“最小努力原则”，跟随“意见领袖”可以降低脑力消耗；2.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在很多情况，与大众媒介相比，人际影响，特别有那些从自己所属群体中产生的意见领袖施加的影响，更能改变人的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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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3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4
美军实验室成功研发“读心术” 可读取士兵意念环球网 2015/11/13 17:55
【环球网综合报道】美国陆军实验室(ARL)研发出一套高科技“读心”(Minding Reading)技术，能“读取”士兵意念，这将给处理情报数据带来重大变化。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11月13日报道称，该系统简称为Mind系统(Mission Impact Through Neurotechnology Design)。在实验中，它对一名士兵的脑电波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该系统已经能够识别出士兵脑海中的意念。而认知神经学专家赖斯博士(Dr. Anthony Ries)使用这一实验室技术成功破解了一名参加实验士兵的大脑讯号。
研究人员认为，这能够帮助分析人员迅速处理大量的情报数据，并将对情报收集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报道称，此前美国陆军实验室曾资助将士兵意念转化为计算机指令的“脑机交互技术”研究项目。该项技术可让士兵无需发出声音或者移动手指，就能用手机或无线电进行通讯。
据了解，为了研发MIND这项技术，美军事情报分析师耗费了大量时间，分析来自无人机和监察系统等设备的众多画面。 这项技术目前正在测试中，科学家计划继续改善此项技术并添加新功能，包括眼球控制功能。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4
【案例】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学心理10大理由
廖成林
学点心理学的好处
心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是，人类探索自己的心理现象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从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论灵魂》开始，心理学一直是包括在哲学之中；说它年轻，因为它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从哲学中分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只有百年来的历史。因此，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说：“心理学的诞生是以德国心理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1879年在德国莱比锡创立的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为标志的。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那么，什么是人的心理现象？人的心理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心理现象是人们时刻都在产生着的，因而也是每个处于清醒状态的人所熟悉的。人在一切活动－－劳动、工作、学习中都会有心理现象。例如，我们看电视时，能听到电视中优美的音乐和看到电视中壮丽的山水；我们吃饭时，能闻到饭的香、甜之味等，这些是人的感觉和知觉；我们对看过的电视片还能“历历在目”，这就是记忆等等，这些都是心理现象。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感过程（喜、怒、哀、乐等）和意志过程（目的的确定、困难的克服等）。
心理过程人人皆有，是人的心理现象的共性。另一方面是个性，包括个性倾向（动机、需要、信念、理想、世界观）和个性心理特征（能力、气质、性格）。个性是心理现象的个别性，正象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也找不到两个心理特征完全相同的人。心理学正是从这两大方面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的。
学习心理学的意义
学习心理学，对人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体会，其意义有：
（1）“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系主任刘华山教授，在谈到心理学的意义时，这样开门见山地对我们说。人的心理是有规律的，企业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人员选拔、安全生产、人际关系等等都需要了解人的心理。学习心理学，有利于人们更好、更完善地了解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
（2）有助于了解自己，加强自我修养
心理学知识对于自我教育很重要。科学地理解心理现象，能使人正确地评价自己个性品质的长处和短处，确定个别的特点，正确而自觉去努力发展积极的品质，克服消极的品质。
（3）自我认识并调节种种心理难题和心理困惑
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个人难免会碰到种种心理难题和心理困惑。例如，恋爱问题、婚姻问题、自卑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失眠、焦虑、忧郁等等，学了心理学，能很好地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调节，不致于陷入心理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导致心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病。
（4）学习心理学，能开阔人的视野
尤其是从事文学、哲学、美学、医学等学科的人们，再学一些心理学知识，它能丰富人的思想和观点。
（5）实现自我价值
现代社会越发展，人的精神生活将越来越重要，心理问题会越来越多，心理学亦将越来越重要。对一个心理学工作者来说，能把自己所学的一点心理学知识奉献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当然，心理学的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在商业领域，在医学领域，在司法领域，在教育战线领域，心理学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这里就不多说了。
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心理健康就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处于相互协调的和谐状态，其特征如下：
智力正常。这是人们生活、学习、工作、劳动的最基本的心理条件。
情绪稳定与愉快。这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它表明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意味着机体功能的协调。
行为协调统一。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其行为受意识的支配，思想与行为是统一协调的，并有自我控制能力。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相互矛盾，注意力不集中，思想混乱，语言支离破碎，做事杂乱无章，就应该进行心理调节。
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中，就要善于与人友好相处，助人为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的交往活动能反映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友好的交往不仅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备条件，也是获得心理健康的重要方法。
良好的适应能力。人生活在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大千世界里，一生中会遇到多种环境及变化，因此，一个人应当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无论现实环境有什么变化，都将能够适应。
心理健康并非是超人的非凡状态，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也不一定在每一个方面都有表现，只要在生活实践中，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自觉控制自己正确对待外界，使心理保持平衡协调，就已具备了心理健康的基本特征。
99%的人都不知道的学心理10大理由
理由1：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借不到钱了
假如你手头紧，想和朋友借5000块钱应急。不懂心理学的人是这样借钱的：兄弟，能借我5000块吗？”
“没那么多，顶多借你1000”
懂点心理学的人是这样借钱的：“兄弟，能借我5万块吗？”
“没那么多，顶多借你1万。”
所以，学点心理学不会帮你睁大钱，但是能帮你借到钱。
理由2：可做装逼之用
“心理砖家，问你个问题，有个女生还我书的时候夹了一张心心相印的纸巾在里面，你说她是什么心理？”
“balabala”
“心理砖家，问你个问题，我经常觉得别人瞧不起我，你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
“balabala”
“心理砖家，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对陌生人很好，对亲近的人却经常发火？”
“balabala”
记住心理学装逼手册第一条：
言必及精神分析、潜意识、原生家庭、巨婴、童年创伤、自我效能感、习得性无助、马斯洛需要层次、亲密关系... 就行了。
理由3：可以让你成为最佳铲屎官
每一个主人都想让自己家那任性的喵星人把粑粑拉在正确的地方，或者那二哈的汪星人能接住扔出去的飞盘。但是动物又听不懂人话。
如果你懂点心理学，你就会知道，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曾经是怎么训（tiao）练（jiao）他家那些可怜的鸽子的：当鸽子做出正确的行为，就能吃到食物；
重复n次之后，他家的鸽子学会了很多奇怪的动作。
比如：在箱子（斯金纳箱）中逆时针转圈；反复将头撞向箱子上方的一个角落；头部前伸，并且从右向左大幅度摇摆。
理由4：可以让你的老公爱上做饭
每一个爱做饭的老公背后都有一个懂心理学的老婆。因为心理学可以让你的老公爱上做饭。
第一步，在生日当天暗示老公自己不想出门而想在家吃饭。
第二步，在老公兴冲冲地端出了味道不敢恭维的一桌菜后，立刻进行及时地强化：“老公，你在做菜方面好有天分呢。”
第三步，外出做客在老公的朋友面前继续给予二次强化：“你别看我家老公很少做饭，但他真的在做饭方面蛮有天赋的呢。”
于是你的老公就从此爱上了做饭这件事……
所以，没有不爱做饭的老公，只有不懂心理学的老婆。
理由5：让宝宝关掉电视按时吃饭
不懂心理学的妈妈和宝宝的日常：“宝宝，快把电视关了，过来吃饭！”
"不干！"
“我再说一遍，立马把电视关了，过来吃饭！”
“不干！”
于是使用暴力，强制关了电视。
“哇哇哇 ...”
懂心理学的妈妈和宝宝的日常："宝宝，等会就要吃饭了哦~"
“妈妈，我想看电视。”
“好，那再看10分钟就准备吃饭了”
（也可以提前告知，让他心理有个预期：）
“还有5分钟”
“还有2分钟”
“好了，到点了”
拿着遥控器问他：“你自己关还是妈妈关？”
他会选择的，做完就牵着手去桌边准备吃饭。
理由6：学会与煞笔友好地相处
你常常会被一些人低智商的言论搞得大为光火，于是感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煞笔？
如果你学过心理统计学，你就会知道，人的智商是正态分布的，低智商和高智商的人大约占整个人群的5%。
中国13亿人，算一下也有好几千万。所以，遇见一两个低智商的人太正常不过了。如果你再懂些情绪管理的技巧，也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看待煞笔。
如果培养了同理心，就更好了。因为你会更加的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傻。世界和我爱着你。
理由7：不会被伪心理学忽悠
为什么学了心理学就不会被伪心理学忽悠？因为你学了真的心理学。
这不废话嘛？
因为真正的心理学会告诉你：1.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复杂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哪些纯粹是胡扯，哪些是靠谱的心理学理论。
伪心理学是很可怕的，比煞笔还可怕，因为它会显得你很煞笔。比如花大价钱去报一些类似传销的身心灵培训，激活自己的生命磁动力场。有那钱，还不如去做个长程的精神分析。
理由8：不做正常的傻瓜
心理学会告诉你：人是非理性的，即使你是个SB（Smart Boy）。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不信？举个例子。《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打过这样一则广告：看到中间那个诡异的“印刷版：每年125美元”了吗？它存在的意义的是什么？
你猜对了，加了中间那一条，更多的人选择了第三种方案：电子版加印刷版套餐：每年125美元。如果没有这一条，人们会宁愿选择59美元的电子版。
陷阱无处不在，你一不小心就陷入了非理性的坑中。
假如哪一天，有个看过《怪诞行为学》的商家打出了这样的广告：
纸飞机老司机98元
挖掘机老司机198元
纸飞机加挖掘机豪华老司机套餐198元
你会作何选择？
如果你懂点行为决策心理学的话，恰好你又看过《怪诞行为学》这本书，你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那就是：劳资一个都不会买的。
理由9：万一被关进精神病院
知道怎么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如果有一天，你不幸被精神病了，又或者其他什么之类，总之，你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了。
但是你知道，你没病。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你不能说：我没有精神病。因为他们会认为，精神病都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你缺少自知力，精神病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缺少自知力。然后给你来上一针。
你不能说：我有精神病。因为他们会认为，是的，这就是你为什么被送来的原因。然后给你来上一针。
MG！那到底该怎么办啊？如果你懂点临床或者变态心理学的话，就知道怎么办了。
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玩玩，跟个正常人一样就行了。进来前什么样，进去后还什么样。这样，他们就会觉得，看来你真的没问题，然后就会安排你出院。
理由10：可以帮你找到女朋友or男朋友！
如果说，学了心理学，你会交到男 or 女朋友，估计大家都会来学心理学。但心理学确实不会教你如何撩妹or撩汉，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心理学单身狗？因为这事主要还是看脸，心理学的效应在其中只是边缘显著。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zY2VWDnBJGDYxQuVe8ziA |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4
正面报道为什么会引发负面效应
闫立军 高志顺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舆论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传播手段纷繁复杂，平台层出不穷，热点转换迅速，整个舆论场的不可控因素越来越多。虽然各社会治理单位、企业以及新闻媒体对正面报道一直非常重视，但是由正面报道带来负面效应的案例时有发生，且呈现出应对处置困难、名誉修复时间漫长、涉事单位公信力骤降等特征，有的案例甚至严重损害公共秩序，扭曲公众意识，挑战大众底线，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引发负面效应的原因
信息提供者撰写新闻报道水平参差不齐，原始稿件存在漏洞，被不断挖掘质疑，最后暴露更大问题。一篇严谨无误的正面报道并不会引发负面效应。那些产生负面影响的报道，要么是新闻采访者采访不深入，断章取义，主观表达过多；要么是被采访者有意哗众取宠，利用记者的笔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使得新闻报道失去其真实性；要么是审稿过程有疏漏，未把常识性错误纠正出来或者犯了技术性错误；要么是发稿后，其他传播平台为吸引眼球，故意修改标题，导致网民误读等等。 2018年“五一”节过后，一则报道称陕西宁陕县小长假期间旅游收入达到13.99亿元。细心的网友发现这个数据竟占全县GDP的一半。随后，宁陕县委宣传部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旅游收入的数据系笔误，应为“1.399亿元”。 正面报道一般没有被监督、被批评的一方，采编人员易麻痹大意，放松警惕。稿件出现如此低级错误，撰稿者、审稿者和发布者均有责任。发布出去的稿子让网友发现问题，引发负面效应已是必然。虽后期积极修正，但“文风不严谨，发布平台不可靠，工作态度不端正，甚至试图通过报道‘有意夸大’地方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产生。 官方舆论场内容同质化、“八股式”新闻等问题易引发读者反感，产生负面“潜引导”。例如，重要会议后的报道往往是领导指示、领导强调、各级机关认真学习贯彻、群众反响强烈等；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必定是各类政策的颁布、数字成绩的罗列、总结以往展望未来的同质化报道；重大节假日后，肯定是某地实现旅游收入猛增，比往年增加了多少等。媒体的狂轰滥炸，令读者“双耳生茧”，会认为新闻报道是为政策宣传造势，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怀疑，降低了宣传的可信度和引导性。 传播平台增加，渠道多元，正面报道在传播过程中被“别样”解读，并产生负面效应。发布在主流媒体网站、微信或者微博中的正面报道，在被转载过程中，经常因改变报道标题发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事件。2017年12月19日，湖北通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登载了通山县公安局提供的题为《嫌犯藏身九宫山顶 民警踏雪寻踪擒获》，从标题看，显然是一篇警方的正面报道。然而，12月20日，有都市报以《河北人社厅社保局人员侵吞社保1539万 躲到九宫山雪峰被抓》为题报道此事，将“侵吞社保资金”“1539万”两个热点提出，引发网民热议。这样，一篇正面的警事报道，转化成为涉冀的负面报道，产生负面效应。 网民好奇、质疑、较真等特性在互联网时代成为部分正面报道的“终结者”。新闻报道上传到互联网，目的是传播新闻信息，正面引导舆论。但是，如果不够严谨，报道中出现“不合情理”的地方，在万千读者的眼中肯定会被质疑。例如，某地税务局干部骑自行车到深山收税，道路不通时，只能扛着自行车走过。税务系统的宣传稿本意是表现税务工作者的尽职尽责，网民却不领情，批评“连自行车都去不了的地方竟然还好意思收税”，认为是对老百姓的“压迫”。事实上，自行车去不了的地方怎么就不能收税呢？网民的质疑和询问并非合理合法，但是于情理来说似乎也能说得通，产生负面效果也成为必然。再如遇到重大灾害时，灾难余波未过，受灾地百姓还未完全安置好，相关部门就开始大肆表彰在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类似报道虽为正面宣传，但是在读者眼中，一方面是未被完全妥善安置的受灾群众，另一方面则是热闹的表彰场面，这样的对比会让读者反感，认为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却已开始庆功，似乎相关部门已尽到责任，不再关心受灾群众，因而饱受诟病。 正面报道发布时机出现偏差，舆情反转措手不及，官方发布失去话语权，产生负面效应。正面报道发布的时机选择不当，会被现实中相冲突、相矛盾的事实击碎，被网民抓到“话柄”，进而丧失在舆论场的话语权。例如在重污染天气时，发布治理污染收效良好的正面报道；报道重大事故时，过分渲染某位领导人的果断、勤政；发生债务危机时，当事主体的奢华装修、出行排场、高额收入等被曝光。这些报道发布时，现实中出现与报道内容相悖的情况，读者会认为报道失实，影响报道的舆论引导效果，或者认为报道在粉饰、掩盖事实真相，产生负面效应。
如何有效规避
要规避正面报道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来寻求答案——涉县网民吐槽医院饭难吃被行拘事件。 事件还原：2017年8月19日下午6时许，邯郸市涉县广播电视台报道称，涉县一网民因发帖称医院食堂价高难吃被拘留。此事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网民纷纷表示再也不敢吐槽学校、单位食堂的饭难吃了，“挑食”也会被拘留等。邯郸市公安局很快做出反应：8月19日晚间，@邯郸公安网络发言人发布通报称，已责令涉县公安局对此事件进行重新审核。随后，邯郸市公安局工作组复查后，撤销对当事人张某某做出的处罚决定，派出所所长被停止执行职务，办案民警被调离执法岗位，责令派出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 梳理得知：此新闻为传统媒体首发，因新闻来源“权威”，导致发布者对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未产生丝毫质疑。其次，发布时机让百姓对警方产生“哗众取宠”之感，因为新闻开头描述事件发生在警方“大干100天，让涉县更加和谐平安”的背景之下。最后，新闻报道审发程序有问题，发布者和涉事单位对新闻内容审核不严，未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便匆忙刊发，一味抓“大干100天”的发布时机，引发百姓认为警方是为完成任务小题大做，对警方公信力产生不利影响。 启示：社会治理单位作为新闻事件的主体责任单位，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正面报道内容务必保证真实客观，尤其是涉公检法等执法部门的稿件，专业程度较高、涉及法律条款较多，遇到不理解、不明白、有违常规常理的说法、做法都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必要时，向行业专家咨询以得到更权威的说法。 如何做好正面宣传报道
要着力建立完善严密的新闻报道发布流程。新闻工作经验告诉我们，多数事故的发生是因为发布流程不严密或者执行流程不严格造成的，所以，严密并严格执行的新闻报道发布流程是做好新闻报道的重要保障。 要下大力加强新闻工作者队伍建设。有了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队伍，才能在报道时，准确把握政策、了解舆论热点，才能使报道更实事求是、更客观公正，避免用力过猛、哗众取宠，以达到科学有效引导舆论的目的。 主动把普通群众作为正面宣传对象。把正面宣传主角还给群众，少些领导强调，多些群众希望；少些领导视察，多些群众表达；少些会议精神，多些群众愿望，多宣传群众关心关注的内容。 进一步加强监督报道的宣传力度。厘清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界线，正确处理好政府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在正确导向下，把舆论监督与群众呼声结合起来，伸张正义，扶持正气，同样也是在弘扬主旋律，让“舆论监督是正面报道”成为各级官员们的共识。 （作者单位：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责任编辑：冷 梅 编辑：邢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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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6
【案例】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6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6
【案例】避免“德西效应”蔓延
“德西效应”含义
德西效应（Westerners effect）认为适度的奖励有利于巩固个体的内在动机，但过多的奖励却有可能降低个体对事情本身的兴趣．降低其内在动机。
著名实验
心理学家德西在1971年做了一个专门的实验。他让大学生做被试者，在实验室里解有趣的智力难题。
实验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的被试者都无奖励；第二阶段，将被试者分为两组，实验组的被试者完成一个难题可得到1美元的报酬，而控制组的被试者跟第一阶段相同，无报酬；第三阶段，为休息时间，被试者可以在原地自由活动，并把他们是否继续去解题作为喜爱这项活动的程度指标。
实验组(奖励组)被试者在第二阶段确实十分努力，而在第三阶段继续解题的人数很少，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减弱，而控制组(无奖励组)被试者有更多人花更多的休息时间在继续解题，表明兴趣与努力的程度在增强。即奖励组对解题的兴趣衰减得快，而无奖励组在进入第三阶段后，仍对解题保持了较大得兴趣。
实验结果说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兼得的时候，不但不会增强工作动机，反而会减低工作动机。此时，动机强度会变成两者之差。人们把这种规律称为德西效应。
可见，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即内感报酬)，如果提供外部的物质奖励(外加报酬)，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参与者的吸引力。
“德西效应”的应用启示
“德西效应”与学生奖励
当学生尚没有形成自发内在学习动机时，教师可以从外界给以激励刺激，以推动学生的学习活动，这种奖励是必要和有效的。但是，如果学习活动本身已经使学生感到很有兴趣，此时再给学生奖励不仅显得多此一举，还有可能适得其反。一味奖励会使学生把奖励看成学习的目的，导致学习目标的转移，而只专注于当前的名次和奖赏物。
因此，作为教师，要特别注意正确使用奖励的方法而不滥用奖励，要避免“德西效应”。
老人与喧哗不止的孩子
一位老人在一个小乡村里休养，但附近却住着一些十分顽皮的孩子，他们天天互相追逐打闹，喧哗的吵闹声使老人无法好好休息，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孩子们都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谁叫的声音越大，谁得到的奖励就越多，他每次都根据孩子们吵闹的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获取奖励的时候，老人开始逐渐减少所给的奖励，最后无论孩子们怎么吵，老人一分钱也不给。
结果，孩子们认为受到的待遇越来越不公正，认为“不给钱了谁还给你叫”，再也不到老人所住的房子附近大声吵闹了。
讨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及其操纵
人的动机分两种：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如果按内部动机去行动，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如果驱使我们的是外部动机，我们就会被外部因素所左右，成为它的奴隶。老人的算计很简单，就是将孩子们的内部动机———“快乐地玩”———变成了外部动机———“为美分玩”，而他操纵着外部因素，所以也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当有一天满足不了孩子的愿望了，自然就有办法对付这些顽皮的孩子了。
德西的实验结论以及趣闻轶事对我们改进教育方式很有启迪，作为家庭教育，是孩子教育的一部分，家长首先应该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增进孩子对学习的情感和兴趣，激发孩子对学习活动本身的动机，帮助孩子获得成功和乐趣；其次不能以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看待成长的下一代，尤其一些经商的家长，总认为金钱是万能的，这在教育孩子学习的问题上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会使孩子迷失方向，感受不到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的成功体验，孩子在学习上怕吃苦，干任何事都和利益挂钩，在集体里无服务意识，怕吃亏，我们一直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美德中的无私奉献精神不具备，就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也达不到。
再者，家长的奖励可以是对孩子的学习有利的，诸如买书，或体育器械，对他的心身健康有帮助，如果奖励一些诸如手机之类的东西，引起学生以此在同学之间炫耀、攀比，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不良影响，有些学生上课铃声不断，就像我前面列举的那位同学手机的彩铃声，她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中学生玩手机带来的弊端远远不止这些。听说，就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学生是不准带手机的，《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中谈到，在美国，学生如有不当的东西带进学校，如手机，学校一律没收，并不再还给学生。
相比之下，我们也没收，但没收后要求学生家长来校认领。曾经一名高三年级的家长认领时还跟老师说，你们学校管得太严了，现在都啥时代了，我的孩子在初中就给他买了手机……
道德教育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不好，家庭教育的偏差是不是也难辞其咎？
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以后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一愿望能不能实现，就看我们为孩子的成长做了什么，更要看我们是怎样做的。切记，勿让“德西效应”在教育中滋生蔓延。
引起“德西效应”滋生蔓延的因素
不当的薪酬奖励
薪酬是企业管人的一个有效硬件，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情绪，但是每一个公司都不轻易使用这件精确制导武器。如果使用不好，可能会带来“德西效应”，不仅不能激励员工，还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在IBM有一句拗口的话：加薪非必然！IBM的工资水平在外企中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但IBM有一个让所有员工坚信不疑的游戏规则：干得好加薪是必然的。
1996年初IBM推出个人业绩评估计划(PBC)。PBC从三个方面win(致胜)、executive(执行)、team(团队精神)来考察员工工作的情况。IBM薪酬政策的精神是通过有竞争力的策略，吸引和激励业绩表现优秀的员工继续在岗位上保持高水平。IBM独特而有效的薪金管理，能够通过薪金管理达到奖励先进、督促平庸。IBM将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相互挂钩而且有效地避免了“德西效应”的产生，这种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高效绩文化(high performance culture)。
一个私人企业老总每每向人抱怨自己的高级人才大量走失：“我已经连续给他们涨了很多次工资了，怎么看不到一点成效呢？”就薪金这个角度来看，原有的外加报酬如果距离人才需要满足的水平太远，直接激励的原有强度又不足，必然导致“德西效应”。如果人才觉得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都不尽如人意，即使外在报酬不断增加，也无法达到他的预期，转投他处是必然的结局。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的表彰评比活动过多过滥，并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评比表彰往往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树立典型、弘扬先进的作用。如果对干部职工完成了应完成的任务、履行了应履行的义务、遵守了应遵守的规章制度这些本来就应该做到的一般行为，当作突出表现大张旗鼓的进行表彰，甚至为了照顾情绪，拿表彰送人情，“排排坐，吃果果”，对今后的工作就可能出现负效应。
人们就会把这些一般行为当成是一般人难以做到、应是“积极分子”的专利，做到了就应该受到领导的褒奖，如果得不到就会失去心理平衡和工作的动力。可以说，这种送人情的表彰是一种短视行为。当然，作为领导，应该注意发现每一位下属的“闪光点”，在适当场合恰如其分地进行表扬激励。但必须注意，这种表扬是有限度的，是在平时工作中随时进行的，真正树立典型。
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把应承担的义务看作是“应该做的”、“必须做的”，做不到应该受到严厉批评，做到了不应当“邀功请赏”，只有做得好才会立功受奖。
不当奖励
奖励不可以随便泛滥，因为当一个人进行一项愉快的活动时，给他提供奖励结果反而会减少这项活动对他内在的吸引力。在某些时候，当外加报酬和内感报酬兼得，不但不会使工作的动机力量倍增，积极性更高，反而其效果会降低，变成二者之差。
以教育为例，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广大教师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更深刻的意义认识，对“学习过程是学生积极主动自主构建的过程”等新的课程思想有了认同。于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为了调动学生兴趣采用了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确实收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一些小学教师喜欢采取物质奖励的形式：给学生准备了粘贴画、有的准备了小风车、还有的直接把香甜的水果奖给学生。于是，课堂上出现了空前的气氛高潮，学生个个精神抖擞，争先恐后，场面热烈异常。这里，我们教师的这种为教育而奉献的精神着实可贵。为了讲好一节课，我们的教师无怨无悔地掏了自己原本就不丰厚的腰包。这种物质的投入也确实换来了课堂上学生的兴高采烈、情趣盎然。但当我们冷静之后，透视这精彩的背后，就不难发现物质奖励的种种弊端。
兴趣不持久
兴趣不持久是“德西效应”的孪生姐妹。“德西效应”告诉我们：在生活中，教学中，培养个人积极主动、持之以恒的兴趣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仅靠物质的刺激远远不够。虽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由物质刺激所激发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淡薄的，也是短暂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物质奖励所激发出来的学生学习兴趣只能是暂时的，无法保持持久。
思想不集中
不要随意奖励学生，因为这很可能导致他们思想不集中。因为当教师对学生实施物质奖励的时候，由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学生对物质的奖品会更感兴趣。因学生急切地想得到奖品，就要迫不及待地争取“先机”，而使其不能很好的集中思维、组织语言，导致思维深度不够，学习效果不佳。而且当获奖学生拿到奖品后，由于其自控力差，常常是马上欣喜于自己所得，开始专注于奖赏物，摩挲把玩，甚至想立刻品尝那诱人的瓜果呢！而其他学生也会把视线和思维降落到奖赏物及获奖学生身上。教师的问题在此时就变得那么微不足道，甚至还需要教师再多费一番工夫来组织教学呢！
心理不平衡
课堂中教师要实施物质奖励，奖品的数量往往是少量的，只能是一小部分学生才有幸获得。但课堂中由于教师给学生发言的机会的不均等造成学生所获奖的机率也极其的不均衡。应该说许多没得到奖的学生也具备获得奖品的能力，只是教师没给机会。因此我们看到了在奖品发放完了之后课堂上马上有了唏嘘声、哀叹声或不满声。
得到奖品的自然是乐滋滋了，没得到的呢，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无精打采了。有甚者还表现出极度的不满，怨老师对自己的不理睬，怨获奖学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造成学生情绪的不快，心理的偏激。甚至有的学生还对此产生逆反心理，无论教师拿什么作奖都表现得无动于衷，“我不稀罕！我也不学了！”效果真的不敢恭维。
欺骗色彩奖励
课堂教学中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教师声情并茂的渲染气氛说谁有好的表现教师将有精美的礼物送给他。可是当学生表现突出时，教师拿出的奖品却是用彩纸剪出的苹果、桃子或者是刻得简单的小花，对学生而言毫无吸引力，毫无用处。获奖学生甚至是极不情愿的领取了奖品，情绪表现是大失所望的。
在第一个学生受到这种欺骗后，其他学生的情趣也深受打击。这样的物质奖励不能激起学生兴趣，可以说是费时低效的，情绪调动显得十分牵强。
注重物质所得
学生会过于注重物质所得，影响人生观的确立。课堂教学中教师频繁使用物质奖励会导致学生把学习看成是带有物质所得的一种活动，会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向，把获奖看成是学习的目标。久之，学生会过于看重物质的获取。学习、做事都带上了物质索取的色彩，成为有偿活动而不是自发行为。最终会影响其正确人生观的确立。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只指望靠表面看得见的刺激来激发学生的兴趣，那就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对脑力劳动的真正热爱。要力求使学生亲自去发现兴趣的源泉，使他们在这种发现中感到自己付出劳动并得到了进步。这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兴趣来源。
课堂教学中，如果未知本身已经使人感到很有兴趣，此时再给奖励不仅显得多此一举，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这里提醒教师：课堂教学中要学会正确使用鼓励方法而不要滥用奖励，要避免产生“德西效应”。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To2NMmF7tKm_F5k9J28eA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7
【案例】
编辑推荐：假新闻、名人八卦与政治阴谋论
令人沮丧的新闻纷至沓来，美国一份八卦小报却刊登了一则好消息：詹妮弗·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和布拉德·皮特(Brad Pitt)上演大复合，而且安妮斯顿怀孕了！
别太认真。时报记者已向安妮斯顿的公关查证：这是假新闻。在各式出版品走向寒冬之际，虚假消息充斥在媒体和网络上，真相似乎不再重要，人们只选择相信符合自己期望的“事实”。
就像有些人爱看名人八卦一样，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故事：特朗普从真人秀中的精明商人到试图粉碎精英阶级的总统候选人，最终入主白宫，成为誓言打倒“深层政府”的总统。在这个故事中，特别检察官穆勒扮演着安妮斯顿故事中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的角色，试图挫败主人公的成长。
那些具有吸引力的叙事，不论是八卦还是政治，都很容易得到受众。但当穆勒就通俄门调查发布最终报告时，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真相比人们想要相信的故事更加强大。
编辑：邢海波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7
【案例】
社交媒体为何让我们感到更加孤独？
美国心理学家认为，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Pinterest等社交媒体令人感到更加孤独。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每天用社交媒体超过2个小时会使一个人的社会隔离感增加一倍。
报告认为，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人理想化的生活，可能引发羡慕嫉妒。
相关研究还调查了Instagram、Snapchat以及Tumblr用户。
美国匹兹堡大学儿科教授伊丽莎白·米勒是报告的作者之一。
她表示："我们还不知道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还是所感知的社会隔离"。
"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人最初感到孤独就去玩社交媒体；或者是由于他们大量使用社交媒体，越觉得与真实的世界隔离。"
报告提出的理论认为，一个人在网上的时间越多，在真实世界中的互动就越少。
社交媒体的使用还可能引发更多被排斥的感觉。例如，看到朋友们参加活动充满乐趣的照片而自己却没有受到邀请。
研究团队针对近2000名19-32岁的成年人开展问卷调查。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教授布莱恩·普里马克教授说："这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因为年轻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和社会孤立感已经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他指出，"我们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但现代生活方式容易将我们分隔，而不是把我们聚在一起。"
"社交媒体表平面上看起来，提供了填补社会空虚的机会，但我认为这一研究显示，它可能不是人们希望得到的解决方式。"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39181015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8
【案例】数据告诉你，为什么总是谣言比真相跑得快（中英文）
文章来源：科学杂志/再建巴别塔
翻译：刘航、陈天蓝
校对：罗人杰
虚假消息以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可能产生的影响引发了全世界的担忧。为了探究虚假消息究竟是如何传播的，Vosoughi et al.把2006至2017年发布在推特上的传言级联(rumor cascades)搜集在一起进行研究。研究数据显示，大约有126，000条传言被近三百万人传播。虚假消息往往比真实消息传得更广：位列传言级联前1%的内容被散布到了一千至十万人中；然而真实消息的受众却很少能超过一千人。同时，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也比真实消息快得多。消息本身的新奇度和受众的情绪体验可能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我们调查了2006至2017年推特上所有核实过的真假消息不同的散布程度。（研究的数据由三百万人转发了超过四百五十万次的126,000条消息组成。）我们根据来自六个独立的事实核查机构的信息来判定消息的真假，它们的判定结果有着95-98%的一致性。虚假消息在任何种类的消息中都明显比真实消息散布得更广、更快、更深入，这一现象在政治消息方面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科学资讯、都市传说、金融消息等方面的传言。我们发现虚假消息比真实消息更加新奇，这点说明了人们更加倾向于分享新奇的消息。虚假的故事激起人们的恐惧、憎恶与惊讶，而真实的故事则激发人们的期望、悲伤、喜悦与信任。与普遍看法不同，机器人加速真假消息传播的程度是相同的，这暗示着虚假消息的传播速度超过真实消息并不是因为机器人，而是人类自身的原因。
关于决策、合作、交流与市场的基础理论都认为对于事实和准确的定义对于几乎每个人的行为决策都至关重要，然而真实与虚假的消息却同样通过网络媒介快速传播。定义真假已经变成一项政府理所当然的工作，而不是人们基于各种事实多层次的讨论。我们的经济体系也未能免于虚假消息的干扰。错误传言影响了股价，并动摇了人们对于大规模投资的积极性。例如，一条声称奥巴马在一场爆炸中受伤的推特使1300亿美金的股值人间蒸发。受网上流传的假消息的影响，我们对于一切消息的原有反应均受到了破坏。
新的技术在促进即时消息交换与大规模消息级联的同时，也助长了虚假消息的传播。然而，尽管我们越来越依靠这些新技术获得消息，我们却很少知道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助长虚假消息的传播。关于虚假消息传播的坊间分析受到了媒体足够的重视，可是很少有大规模的实证调查来探究虚假消息的渗透过程及其社会根源。关于虚假消息传播的研究目前仅局限于小范围的、特殊的样本，忽视了两大重要的科学问题：真实消息与虚假消息的散布过程究竟有何不同？个人判断中的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不同呢？
目前的研究都着重于单一传言的传播，比如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Higgs boson)、2010年的海地地震；或者是研究发源于同一个灾难性事件的多种传言，比如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又或者建立传言散布的理论模型、发明传言甄别技术与可信度衡量办法、探求限制传言传播的方法。但是，几乎没有研究能够彻底地探究为什么虚假消息与真实消息的传播过程不同。
比如说，尽管Del Vicario et al.和 Bessi et al.研究了科学消息与阴谋论的传播，他们并没有衡量这些消息的真实性。科学消息与阴谋论并不一定都是真的，而且它们在文风上截然不同，这种文风的不同对于它们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与它们的真实性毫无关系。为了理解虚假消息是如何传播的，我们有必要将真实与虚假的科学消息、阴谋论区分开来，分别研究它们的散布过程，并且将消息按照主题、文风的不同进行分类比较。迄今为止唯一通过真实性来辨别传言的是Friggeri et al.的研究。他分析了散布在Facebook上的4000条传言，但是他的侧重点在于事实调查是如何影响传言传播的，而非虚假消息与真实消息的散布过程有何不同。
在如今的政治生态与学术文献中，围绕着“伪造消息”、社交网络上针对美国内政的境外干涉以及我们对于何谓消息、伪造消息、虚假消息、传言、传言级联的理解产生了许多不固定的术语。在以往，我们用真实性判定伪造消息，但是如今“伪造消息”一词在我们的政治与媒体生态中被高度极化。政客们会利用一种精明的政治策略，将不利于自己身份的消息判定为不可靠的或编造的，并将有利于自身的消息列为可靠消息。由于这个原因，“伪造消息”这个术语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思，从而失去了其学术性。因此，在这篇论文中，我们有意地避免使用“伪造消息”这个术语，而是使用更加客观明确的 “真实消息”与“虚假消息”。尽管“伪造消息”与“误报”都暗示着对事实的有意歪曲，我们在论文中并不会探究传言制造者的企图。相反，我们会将焦点放在真实性与被验证为真或假的消息上。
同时，我们有意地接纳了对于“消息”这一词的宽泛的定义。传统看法认为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件的阐释与评价是构成“消息”的基础，但现在人们把推特上任何一个公开的说法都叫消息。我们将消息定义为任何含有个人主张的言论，而将传言定义为事件或言论在推特上散布的社会现象。就是说，传言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观点交流。而消息，不管是否被分享，只是一种言论而已。
当一名用户通过发推特、传照片、贴文章链接等方式就某一主题发表个人言论时，传言级联便开始产生了。他人会通过转发的方式扩大传言的影响。一条传言的扩散过程可以看成是一个或多个级联的集合（级联是指由同一个消息来源不停转发从而形成的传言扩散模式）。比如说，一个人可以通过发表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言论来触发一个传言级联，而第二个人则基于相同的事件建构起独立于第一层级的第二层传言级联。如果两个层级之间互相独立，那么它们就是同一传言的两个级联。级联的规模由转发数量决定，而级联的层数则由用户基于同一事件单独发帖的次数决定。比如说，如果10个人分别发了有关传言A的帖子，但是没有人转发，那么传言A就有10个层级，每个层级的规模为1。同样，如果2个人分别发了关于传言B的帖子，每个帖子都分别有100个人转发，那么传言B就有2个层级，每个层级的规模为100。
我们利用从推特创始之初（2006年）至2017年所有经核实的传言级联中提取出的综合数据探究了真实消息、虚假消息与半真半假消息不同的散布过程。数据包含了被三百万人转发了超过四百五十万次的126,000条消息。我们将那六所独立的事实核查机构(snopes.com, politifact.com, factcheck.org, truthorfiction.com, hoax-slayer.com, and urbanlegends.about.com)调查过的所有传言级联都作为调查样本（这六个机构的判定结果有着95-98%的高度一致性），解构传言的标题、正文以及结论，并自动收集推特上这些传言相应的级联。我们收集了传言所有的英文回复并且利用文字识别技术从图片中提取文字。对于每一条转发，我们都提取出原帖以及所有对原帖的转发。接着，我们量化了级联的深度（原帖被不同用户转发的次数），规模（级联中涉及的用户数），最大广度（在任何深度中级联中所能容纳的最大用户数），和构造式病毒(structural virality)（这是一种插入内容之中的测度，这些内容通过单一的庞大消息源或者多层级模式传播——在这种模式中每个个体的直接参与都是整个传播的一部分）。
当一个传言被转发，级联的深度、规模、最大广度和构造式病毒都会上升(图 1A)。在级联数1~1000的区间内，虚假传言占更大的比例；而在级联数大于1000的区间内，真实传言占更大的比例(图 1B)。政治方面的传言也呈现这一特征(图 1D)。虚假传言的总量在2013、2015年末达到高峰，2016年末再次登顶，与最近的总统选举存在关联(图 1C)。数据还显示，政治方面的虚假传言在2012与2016年总统选举时显著增加，而在2014年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半岛时，半真半假的传言陡增(图 1E)。政治传言是我们数据中最大的传言类别，它含有45000个级联，之后依次是都市传说、商业、恐怖主义、科学、环境、自然灾害方面的传言。
▲传言级联
(A)传言级联的一个例子，以及它的深度、规模、最大广度和构造式扩散过程。“Nodes”指的是推特用户。
(B)真、假、混合型（半真半假）级联的互补累积分布函数（The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CCDFs)），该函数描述了拥有特定级联数的传言在其类别中所占的比例。
(C) 2006~2017年推特上所有散布的真、假、混合传言的季度计数（Quarterly counts），在每个类别中都标注出了具体的样本。
(D)所有真、假、混合型政治方面的传言的互补累积分布函数(CCDFs)。
(E) 2006~2017年推特上所有散布的真、假、混合型政治方面传言的季度计数（Quarterly counts），在每个类别中都标注出了具体的样本。
(F)七种最常见类别传言级联的总数直方图。
当我们分析真假消息的扩散过程时，我们发现虚假消息在任何消息类别中都明显比真实消息散布得更广、更快、更深入。相比于真实级联，明显更多的虚假级联超过了深度10，而虚假级联的前0.01%比真实级联在推特中多散布了8个单位，比原帖多散布了19个单位(图 2A)。虚假消息也比真实消息传到了更多人耳中。位列传言级联前1%的内容被散布到了一千至十万人中；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真实消息的受众却很少能超过一千人(图 2B)。虚假消息在级联的每一个深度上都比真实消息传到更多人耳中，这意味着许多人所转发的虚假消息比真实消息更多(图 2C)。病毒式传播助长了虚假消息的传播，也就是说，虚假消息不仅仅通过传统方式传播，相反，它们更多是采用以病毒式分支流程为特征的点对点传播模式(图 2D)。
▲真假传闻的互补累积分布函数(CCDFs)
(A)深度
(B)规模
(C)最大广度
(D)结构式病毒
(E and F)真假传言级联散布到某一(E)深度与某一(F)用户数量所需要的分钟数
(G)每个深度上不同的用户数
(H)真假级联每个深度的平均广度。在(H)中，图表呈对数正态分布。标准误差集中在传言层面。（也就是说，同一个传言的不同级联集中在一起）
真实消息若要传到1500人耳中，需要花比虚假消息多5倍的时间(图 2F)；若要形成一个深度为10的级联，则要花虚假消息20倍的时间(图 2E)。在每个深度的级联上，虚假消息都比真实消息散布得更广(图 2H)、被更多用户转发(图 2G).。
虚假的政治消息(图 1D)传播得更深入(图 3A)、更广泛(图 3C)、受众更多(图 3B)并且比任何其他类别的虚假消息都具有病毒性(图 3D)。虚假的政治消息的传播也更快达到一定深度(图 3E)，而且，它传到20000人耳中所需要的时间，几乎是其他类别的虚假消息传到10000人耳中所需要的时间的三分之一(图 3F)。虽然其他种类的虚假消息在1-10的深度抵达同样数量的独特用户，但虚假政治消息通常会在深度上超过10的情况下达到最独特的用户（图3G）。虽然所有其他种类的虚假消息以较浅的深度传播得稍微更广，虚假政治消息则以更大的深度传递地更广，表明更流行的虚假政治消息表现出更广和更快的扩散动态（图3H）。对所有消息种类的分析表明那些关于政治、都市传说和科学的消息传播到的人数最多，然而关于政治和都市传说的消息传播得最快，并且在结构式病毒方面，它们是最具病毒性的。
▲虚假政治和其他类型的传言级联的补充累积分布函数（CCDF）
(A) 深度
(B) 规模
(C) 最大广度
(D) 结构式病毒
(E和F)虚假政治消息和其他虚假消息级联散布到某一(E)深度和某一(F)用户数量所需要的分钟数
(G) 每个深度上不同的用户数
(H) 传言级联每个深度的平均广度。在(H)中，图表呈对数正态分布。标准误差集中在传言层面。
人们可能怀疑网络中结构因素或者在级联中的用户个体性格特征解释了为什么假比真以更快的速度行进：可能那些传递虚假消息的人“追随”更多的人，并且有更多的追随者，推文发得更频繁，他们更多是那些通过“验证”的用户，或者使用推特的时间更久。但是当我们比较涉及真假传言级联的用户时，发现在每种情况下，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传递虚假消息的用户明显有更少的追随者(K-S test = 0.104, P ~ 0.0)、自己也追随更少的人(K-S test = 0.136, P ~ 0.0)；在推特上明显不那么活跃(K-S test = 0.054, P ~ 0.0)；被验证的显然更少(K-S test = 0.004, P < 0.001)；使用推特的时间更少(K-S test = 0.125, P ~ 0.0)。尽管有这些差异，虚假消息的扩散依旧比事实更广更快，所以原因并非如此。
▲估计消息的传播，真假消息的新奇性和对消息的回应中含有的情绪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的模型
(A) 关于这些测量测试关于参与真假传言级联的用户的描述性统计以及关于这些度量在真假传言级联中分布差异的K-S测试。
(B) 预计用户转发传言偏好的逻辑回归模型结果作为一个多变量函数展示在左边；系数：logit系数；z,得分。
(C) 与用户转发传言推文前60天中其推特语库中所显示内容相比较，在真（绿色）假（红色）传言推文中消息唯一性（IU）、缩放的Bhattacharyya距离（BD）和K-L散度（KL）的差异。
(D) 对真（绿色）假（红色）传言的回应中含有的情绪内容，由NRC分类为七个层次。
(E) 与用户观看传言推文前60天中看到的推文语库中内容相比较，真假传言推文IU,KL和BD的平均值和方差。以及关于它们在真假传言中差异的K-S测试。
(F) 对真假传言的回应中含有的情绪内容（由NRC分类为七个层次）的平均值和方差，以及关于它们在真假传言中差异的K-S测试。所有标准误差都集中在传言层面，并且所有模型都在传言级别上通过集中稳定的标准误差进行估计。
当我们预设一个转发偏好的模型时，我们发现虚假消息被转发的可能性比真实消息多70%，即使当我们控制了账户年龄，活动水平、转发者数量和原始推文作者的关注量以及原始推文作者是否是已经验证的用户后。由于用户的特征和网络框架不能解释真假消息传播的差异，我们寻找了它们传播差异的其他解释。
一种解释来自信息理论和贝叶斯决策理论。新奇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促进了富有成效的决策制定，并且鼓励信息分享，因为新奇更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当一条消息是新奇的，它不仅令人惊讶，而且更有价值，无论是从信息的理论前景（此处它对做决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还是从社会前景（此处它传达了人们处于“知道”或者有渠道获取独特的“内部”消息的社会地位）来看。因此我们测试了虚假消息是否比真实消息更新奇以及是否推特用户更偏向于转发新奇的消息。
为了评定新奇性，我们随机选择5000个传播真假传言的用户，并在决定转发传言前60天内他们所接触的推文中随机抽取25000个样本。之后我们指定了一个LDA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Topic model)（其中包含200个主题，并且在1000万条英语推文中试验过）计算传言推文和用户转发传言推文前接触的所有推文间的信息距离。它显示出我们数据中的每条推文在200个主题中的概率分布。然后，通过将传言推文的主题分布和用户转发前60天中所接触到推文的主题分布加以比较，我们测量了真假传言中信息的新奇程度。我们发现，在所有新奇性度量中，虚假传言比真实消息要新奇得多，显示出明显更高的消息唯一性（K-S检验=0.457，P~0.0），Kullback-Leibler（K-L）发散性（K-S检验=0.433，P~0.0）和Bhattacharyya距离（K-S检验=0.4）。15，P~0）（类似于Hellinger距离）。最后的两个指标用于测量输入推文主题内容的概率分布和用户先前接触的推文语库之间的差异。
尽管测量中虚假传言比真实消息更新奇，但用户却未必察觉到了这点。因此，通过比较用户对真假传言回应中的情绪内容，我们评估用户对包含真假传言的信息的看法。我们使用加拿大国家委员会（NRC）编制的标准词典对回复中的情绪进行分类，得到了一个详尽的包含140000英语词汇以及它们与8种情绪（基于Plutchik的工作，基本情绪是：愤怒、恐惧、期望、信任、惊讶、悲伤、快乐、厌恶）之间联系的列表，以及 32000个推特标签与其相关情绪的列表。我们从回复推文中移除禁用词和网址后，计算了推文中出现的与8种情绪相关联的单词比重，为每个回复设立一个情绪偏向（即以上归纳的情绪之一）。我们发现虚假传言所激发的回复中表达了更多的惊讶（KS测试= 0.205，P~0.0）（证实了新奇性的假设）和厌恶（KS测试= 0.102，P~0.0），然而真实传言所激发的回复中则表达了更多的悲伤（KS测试= 0.037，P~0.0）、期望（KS测试= 0.038，P~0.0）、愉快（KS测试=0.061，P~0.0）和信任（KS测试= 0.060，P~0.0）（图4，D和F）。虚假消息回复中表达的情绪似乎显明了，除新奇之外，还有激发人们分享虚假消息的其他因素。我们不能认定新奇导致转发或者新奇是使虚假消息转发更多的唯一原因，即使我们的确发现虚假消息更新奇并且新奇的消息更可能被转发。
大量诊断统计和操作检查验证了我们的结果并证明它们的鲁棒性（译注：指算法的稳定性）。第一，由于每个真假传言都存在多层级联，因此与相同传言的级联相关联的方差和误差项将是相关的。因此，我们选择了集中稳定的标准误差，并计算了它们在传言水平上集中的所有方差。通过比较有无集中误差的分析来检测我们结果的鲁棒性，我们发现即使这种集中降低了我们估算的准确性，我们结果的方向、大小和重要性也没有改变，而且chi-square (P ~ 0.0) 和拟合优度检验（d = 3.4649×10-6，P~1.0）表明这些模型是很精确的。
第二，为了让六个组织核查推文事实，我们选择样本的限制中可能会出现选择偏好。事实核查可能会挑选某些类型的传言或许更偏向于它们。为了验证我们的分析在这一选择上的鲁棒性以及我们的结果对所有真假传言级联的普适性，我们独立检验另一个未经任何事实核查组织验证的传言级联样本。这些传言是由三个MIT和Wellesley大学的本科生查证的。自2016年起，我们训练这些学生使用我们自动传言探测算法在300万份英文推特中去检测传言。这些本科生助手们使用网上简单的搜索引擎调查了这些检测过的传言的真实性。在他们研究基础上，我们要求他们标记这些传言为真、假或者混合，并且移除掉所有以前被事实核查组织查证过的传言。我们的这些助手们独立工作且没有受到其他干涉，他们调查的13240个传言级联有90%的吻合度，达到了0.88的Fleiss’ kappa。当我们比较助手们达成一致的真假传言的传播动态时，发现与我们主数据预计的结果十分吻合。那些稳定数据中的虚假传言的深度、规模、最大广度、结构式病毒和速度，以及每个深度上的最大用户数量数值上都更大。当我们扩展到对那些仅获得了大多数人同意而不是有着一致意见的消息时，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第三，尽管真假消息的传播方式的差异的确值得一探究竟，不管其中是否有机器人活动，但人们依旧可能担心我们关于人类判断的结论可能会因为我们分析中机器人的存在而脱轨。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用了一个复杂的机器检测算法来识别、移除所有的机器人。当我们把机器人的流量增加进分析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要结论都没有改变——在所有类别的消息中，虚假消息依旧比真实消息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当我们移除所有的由机器人开始的推文级联时（包括人类对机器人原始推文的转发），或者当我们用第二个独立的机器人检测算法，并且（为了证实我们分析的鲁棒性）改变算法探测的灵敏度阈值时，分析结果依然保持不变。机器人参与同时加速了真假传言的传播，它大致上同等地影响了它们的传播。这就表明虚假消息比真实消息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的原因出于人类，而非机器人。
最后，更多对真假消息传播差异的行为解释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尤其是需要与用户更直接的互动，通过采访、调查、临床实验甚至神经影像，对驱使人们传播真假消息的动机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支持人们运用这些方法或其他途径去调查驱使人们传播真假消息的因素。
虚假消息可能会导致恐怖袭击或者自然灾害期间资源的错误分配、商业投资失误和选举误导。不幸的是，即使网络虚假消息的数量明显增加，对于虚假消息传播方式和原因的科学理解目前还建立在临时的而非大规模、系统的研究上。我们对推特上传播的已验明的真假传言的分析证实：虚假消息的传递更具有渗透性，它同样推翻了关于虚假消息传播的传统观念，人们可能认为网络框架与个人偏好促进了虚假消息的传播，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尽管网络和个人因素更偏好于事实，但人们却更有可能转发虚假消息，推动虚假消息传播。此外，即使最近国会委员会就美国虚假消息问题举行的例会仍聚焦于自动机器人在传播虚假消息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的结论也是：人类的行为比机器人更多促成真假消息传递的差异。这表明虚假消息遏制政策也应该要强调行为干涉，例如标榜、鼓励阻止假消息的传播，而不是完全集中在削减机器人。理解虚假消息如何传播只是朝着控制它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在虚假消息传播的原因、结果和可能的解决方法方面能激起的更大范围的研究。
Science 09 Mar 2018:
Vol. 359, Issue 6380, pp. 1146-1151
DOI: 10.1126/science.aap9559
Lies spread faster than the truth
There is worldwide concern over false news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can influenc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 To understand how false news spreads, Vosoughi et al. used a data set of rumor cascades on Twitter from 2006 to 2017. About 126,000 rumors were spread by ～3 million people. False news reached more people than the truth; the top 1% of false news cascades diffused to between 1000 and 100,000 people, whereas the truth rarely diffused to more than 1000 people. Falsehood also diffused faster than the truth. The degree of novelty and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recipients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ifferences observed.
Science, this issue p. 1146
Abstract
We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tial diffusion of all of the verified true and false news stories distributed on Twitter from 2006 to 2017. The data comprise ~126,000 stories tweeted by ~3 million people more than 4.5 million times. We classified news as true or false using information from six independent 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s that exhibited 95 to 98% agreement on the classifications. Falsehood diffused significantly farther, faster, deeper, and more broadly than the truth in all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effects were more pronounced for false political news than for false news about terrorism, natural disasters, science, urban legends, or financial information. We found that false news was more novel than true news, which suggests that people were more likely to share novel information. Whereas false stories inspired fear, disgust, and surprise in replies, true stories inspired anticipation, sadness, joy, and trust. Contrary to conventional wisdom, robots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at the same rate, implying that false news spreads more than the truth because humans, not robots, are more likely to spread it.
Foundational theories of decision-making (1–3), cooperation (4), communication (5), and markets (6) all view some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th or accuracy as central to the functioning of nearly every human endeavor. Yet, both true and false information spreads rapidly through online media. Defining what is true and false has become a common political strategy, replacing debates based on a mutually agreed on set of facts. Our economies are not immune to the spread of falsity either. False rumors have affected stock prices and the motivation for large-scale investments, for example, wiping out $130 billion in stock value after a false tweet claimed that Barack Obama was injured in an explosion (7). Indeed, our responses to everything from natural disasters (8, 9) to terrorist attacks (10) have been disrupted by the spread of false news online.
New social technologies, which facilitate rapi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large-scale information cascades, can enable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i.e., information that is inaccurate or misleading). But although more and more of ou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news is guided by these new technologies (11),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spread of falsity online. Though considerab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anecdotal analyses of the spread of false news by the media (12), there are few large-scal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the diffusion of misinformation or its social origins. Studies of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are currently limited to analyses of small, ad hoc samples that igno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questions: How do truth and falsity diffuse differently, and what factors of human judgment explain these differences?
Current work analyzes the spread of single rumors, like the discovery of the Higgs boson (13) or the Haitian earthquake of 2010 (14), and multiple rumors from a single disaster event, like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 of 2013 (10), or it develops theoretical models of rumor diffusion (15), methods for rumor detection (16), credibility evaluation (17, 18), or interventions to curtail the spread of rumors (19). But almost no studie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differences in the spread of truth and falsity across topics or examine why false news may spread differently than the truth. For example, although Del Vicario et al. (20) and Bessi et al. (21) studied the spread of scientific and conspiracy-theory stories, they did not evaluate their veracity. Scientific and conspiracy-theory stories can both be either true or false, and they differ on stylistic dimensions that are important to their spread but orthogonal to their veracity. To understand the spread of false news,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diffusion after differentiating true and false scientific stories and true and false conspiracy-theory stories and controlling for the topical and sty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ategories themselves. The only study to date that segments rumors by veracity is that of Friggeri et al. (19), who analyzed ~4000 rumors spreading on Facebook and focused more on how fact checking affects rumor propagation than on how falsity diffuses differently than the truth (22).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and 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a fluid terminology has arisen around “fake news,” foreign interventions in U.S. politics through social media, 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constitutes news, fake news, false news, rumors, rumor cascades, and other related terms. Although, at one time, it may have been appropriate to think of fake news as referring to the veracity of a news story, we now believe that this phrase has been irredeemably polarized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and media climate. As politicians have implemented a political strategy of labeling news sources that do not support their positions as unreliable or fake news, whereas sources that support their positions are labeled reliable or not fake, the term has lost all connection to the actual veracity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rendering it meaningless for use in academic classification. We have therefore explicitly avoided the term fake news throughout this paper and instead use the more objectively verifiable terms “true” or “false” news. Although the terms fake news and misinformation also imply a willful distortion of the truth, we do not make any claims about the intent of the purveyors of the information in our analyses. We instead focus our attention on veracity and stories that have been verified as true or false.
We also purposefully adopt a broad definition of the term news. Rather than defining what constitutes news on the ba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 of the assertions in a story, we refer to any asserted claim made on Twitter as news (we defend this decision in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section on “reliable sources,” section S1.2). We define news as any story or claim with an assertion in it and a rumor as the social phenomena of a news story or claim spreading or diffusing through the Twitter network. That is, rumors are inherently social and involve the sharing of claims between people. News, on the other hand, is an assertion with claims, whether it is shared or not.
A rumor cascade begins on Twitter when a user makes an assertion about a topic in a tweet, which could include written text, photos, or links to articles online. Others then propagate the rumor by retweeting it. A rumor’s diffusion process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having one or more cascades, which we define as instances of a rumor-spreading pattern that exhibit an unbroken retweet chain with a common, singular origin. For example, an individual could start a rumor cascade by tweeting a story or claim with an assertion in it, and another individual could independently start a second cascade of the same rumor (pertaining to the same story or claim) that is completely independent of the first cascade, except that it pertains to the same story or claim. If they remain independent, they represent two cascades of the same rumor. Cascades can be as small as size one (meaning no one retweeted the original tweet). The number of cascades that make up a rumor is equal to the number of times the story or claim was independently tweeted by a user (not retweeted). So, if a rumor “A” is tweeted by 10 people separately, but not retweeted, it would have 10 cascades, each of size one. Conversely, if a second rumor “B” is independently tweeted by two people and each of those two tweets is retweeted 100 times, the rumor would consist of two cascades, each of size 100.
Here we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l diffusion of true, false, and mixed (partially true, partially false) news stories using a comprehensive data set of all of the fact-checked rumor cascades that spread on Twitter from its inception in 2006 to 2017. The data include ~126,000 rumor cascades spread by ~3 million people more than 4.5 million times. We sampled all rumor cascades investigated by six independent 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s (snopes.com, politifact.com, factcheck.org, truthorfiction.com, hoax-slayer.com, and urbanlegends.about.com) by parsing the title, body, and verdict (true, false, or mixed) of each rumor investigation reported on their websites and automatically collecting the cascades corresponding to those rumors on Twitter. The result was a sample of rumor cascades whose veracity had been agreed on by these organizations between 95 and 98% of the time. We cataloged the diffusion of the rumor cascades by collecting all English-language replies to tweets that contained a link to any of the aforementioned websites from 2006 to 2017 and used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to extract text from images where needed. For each reply tweet, we extracted the original tweet being replied to and all the retweets of the original tweet. Each retweet cascade represents a rumor propagating on Twitter that has been verified as true or false by the 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s (see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more details on cascade construction). We then quantified the cascades’ depth (the number of retweet hops from the origin tweet over time, where a hop is a retweet by a new unique user), size (the number of users involved in the cascade over time), maximum breadth (the maximum number of users involved in the cascade at any depth), and structural virality (23) (a measure that interpolates between content spread through a single, large broadcast and that which spreads through multiple generations, with any one individual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otal spread) (see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more detail on the measurement of rumor diffusion).
As a rumor is retweeted, the depth, size, maximum breadth, and structural virality of the cascade increase (Fig. 1A). A greater fraction of false rumors experienced between 1 and 1000 cascades, whereas a greater fraction of true rumors experienced more than 1000 cascades (Fig. 1B); this was also true for rumors based on political news (Fig. 1D). The total number of false rumors peaked at the end of both 2013 and 2015 and again at the end of 2016, corresponding to the last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Fig. 1C). The data also show clear increase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false political rumors during the 2012 and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Fig. 1E) and a spike in rumors that contained partially true and partially fals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Crimea in 2014 (Fig. 1E). Politics was the largest rumor category in our data, with ~45,000 cascades, followed by urban legends, business, terrorism, science, entertainment, and natural disasters (Fig. 1F).
Fig. 1 Rumor cascades.
(A) An example rumor cascade collected by our method as well as its depth, size, maximum breadth, and structural virality over time. “Nodes” are users. (B) The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CCDFs) of true, false, and mixed (partially true and partially false) cascades, measuring the fraction of rumors that exhibit a given number of cascades. (C) Quarterly counts of all true, false, and mixed rumor cascades that diffused on Twitter between 2006 and 2017, annotated with example rumors in each category. (D) The CCDFs of true, false, and mixed political cascades. (E) Quarterly counts of all true, false, and mixed political rumor cascades that diffused on Twitter between 2006 and 2017, annotated with example rumors in each category. (F) A histogram of the total number of rumor cascades in our data across the seven most frequent topical categories.
When we analyzed the diffusion dynamics of true and false rumors, we found that falsehood diffused significantly farther, faster, deeper, and more broadly than the truth in all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Kolmogorov-Smirnov (K-S) tests are reported in tables S3 to S10].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fraction of false cascades than true cascades exceeded a depth of 10, and the top 0.01% of false cascades diffused eight hops deeper into the Twittersphere than the truth, diffusing to depths greater than 19 hops from the origin tweet (Fig. 2A). Falsehood also reached far more people than the truth. Whereas the truth rarely diffused to more than 1000 people, the top 1% of false-news cascades routinely diffused to between 1000 and 100,000 people (Fig. 2B). Falsehood reached more people at every depth of a cascade than the truth, meaning that many more people retweeted falsehood than they did the truth (Fig. 2C). The spread of falsehood was aided by its virality, meaning that falsehood did not simply spread through broadcast dynamics but rather through peer-to-peer diffusion characterized by a viral branching process (Fig. 2D).
Fig. 2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CCDFs) of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A) Depth. (B) Size. (C) Maximum breadth. (D) Structural virality. (E and F) The number of minutes it takes for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to reach any (E) depth and (F) number of unique Twitter users. (G) The number of unique Twitter users reached at every depth and (H) the mean breadth of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at every depth. In (H), plot is lognormal. Standard errors were clustered at the rumor level (i.e., cascades belonging to the same rumor were clustered together; se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additional details).
It took the truth about six times as long as falsehood to reach 1500 people (Fig. 2F) and 20 times as long as falsehood to reach a cascade depth of 10 (Fig. 2E). As the truth never diffused beyond a depth of 10, we saw that falsehood reached a depth of 19 nearly 10 times faster than the truth reached a depth of 10 (Fig. 2E). Falsehood also diffused significantly more broadly (Fig. 2H) and was retweeted by more unique users than the truth at every cascade depth (Fig. 2G).
False political news (Fig. 1D) traveled deeper (Fig. 3A) and more broadly (Fig. 3C), reached more people (Fig. 3B), and was more viral than any other category of false information (Fig. 3D). False political news also diffused deeper more quickly (Fig. 3E) and reached more than 20,000 people nearly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all other types of false news reached 10,000 people (Fig. 3F). Although the other categories of false news reached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unique users at depths between 1 and 10, false political news routinely reached the most unique users at depths greater than 10 (Fig. 3G). Although all other categories of false news traveled slightly more broadly at shallower depths, false political news traveled more broadly at greater depths, indicating that more-popular false political news items exhibited broader and more-accelerated diffusion dynamics (Fig. 3H). Analysis of all news categories showed that news about politics, urban legends, and science spread to the most people, whereas news about politics and urban legends spread the fastest and were the most viral in terms of their structural virality (see fig. S11 for detailed comparisons across all topics).
Fig. 3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s (CCDFs) of false political and other types of rumor cascades.
(A) Depth. (B) Size. (C) Maximum breadth. (D) Structural virality. (E and F) The number of minutes it takes for false political and other false news cascades to reach any (E) depth and (F) number of unique Twitter users. (G) The number of unique Twitter users reached at every depth and (H) the mean breadth of these false rumor cascades at every depth. In (H), plot is lognormal. Standard errors were clustered at the rumor level.
One might suspect that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network o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ers involved in the cascades explain why falsity travels with greater velocity than the truth. Perhaps those who spread falsity “followed” more people, had more followers, tweeted more often, were more often “verified” users, or had been on Twitter longer. But when we compared users involved in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we found that the opposite was true in every case. Users who spread false news had significantly fewer followers (K-S test = 0.104, P ~ 0.0), followed significantly fewer people (K-S test = 0.136, P ~ 0.0),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active on Twitter (K-S test = 0.054, P ~ 0.0), were verified significantly less often (K-S test = 0.004, P < 0.001), and had been on Twitter for significantly less time (K-S test = 0.125, P ~ 0.0) (Fig. 4A). Falsehood diffused farther and faster than the truth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not because of them.
Fig. 4 Models estimating correlates of news diffusion, the novelty of true and false news, and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replies to news.
(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us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as well as K-S test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se measures across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B) Results of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estimating users’ likelihood of retweeting a rumor as a function of variables shown at the left. coeff, logit coefficient; z, z score. (C) Differences in the information uniqueness (IU), scaled Bhattacharyya distance (BD), and K-L divergence (KL) of true (green) and false (red) rumor tweets compared to the corpus of prior tweets the user was exposed to in the 60 days before retweeting the rumor tweet. (D)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replies to true (green) and false (red) rumor tweets across seven dimensions categorized by the NRC. (E) Mean and variance of the IU, KL, and BD of true and false rumor tweets compared to the corpus of prior tweets the user has seen in the 60 days before seeing the rumor tweet as well as K-S tests of their differences across true and false rumors. (F) Mean and variance of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replies to true and false rumor tweets across seven dimensions categorized by the NRC as well as K-S tests of their differences across true and false rumors. All standard errors are clustered at the rumor level, and all models are estimated with 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 at the rumor level.
When we estimated a model of the likelihood of retweeting, we found that falsehoods were 70% more likely to be retweeted than the truth (Wald chi-square test, P ~ 0.0), even when controlling for the account age, activity level, and number of followers and followees of the original tweeter, as well as whether the original tweeter was a verified user (Fig. 4B). Because user characteristics and network structure could not explain the differential diffusion of truth and falsity, we sought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diffusion dynamics.
On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emerges from information theory and Bayesian decision theory. Novelty attracts human attention (24), contributes to productive decision-making (25), and encourages information sharing (26) because novelty upd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When information is novel, it is not only surprising, but also more valuable, both from an information theoretic perspective [in that it provides the greatest aid to decision-making (25)] and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in that it conveys social status on one that is “in the know” or has access to unique “inside” information (26)]. We therefore tested whether falsity was more novel than the truth and whether Twitter users were more likely to retweet information that was more novel.
To assess novelty, we randomly selected ~5000 users who propagated true and false rumors and extracted a random sample of ~25,000 tweets that they were exposed to in the 60 days prior to their decision to retweet a rumor. We then specified 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Topic model (27), with 200 topics and trained on 10 million English-language tweets, to calculate the information distance between the rumor tweets and all the prior tweets that users were exposed to before retweeting the rumor tweets. This generated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ver the 200 topics for each tweet in our data set. We then measured how novel the information in the true and false rumors was by comparing the topic distributions of the rumor tweets with the topic distributions of the tweets to which users were exposed in the 60 days before their retweet. We found that false rumo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novel than the truth across all novelty metrics, display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information uniqueness (K-S test = 0.457, P ~ 0.0) (28), Kullback-Leibler (K-L) divergence (K-S test = 0.433, P ~ 0.0) (29), and Bhattacharyya distance (K-S test = 0.415, P ~ 0.0)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Hellinger distance) (30). The last two metrics measur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s representing the topical content of the incoming tweet and the corpus of previous tweets to which users were exposed.
Although false rumors were measurably more novel than true rumors, users may not have perceived them as such. We therefore assessed users’ percep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rue and false rumors by comparing the emotional content of replies to true and false rumors. We categorized the emotion in the replies by using the leading lexicon curated by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 (NRC), which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list of ~140,000 English word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eight emotions based on Plutchik’s (31) work on basic emotion—anger, fear, anticipation, trust, surprise, sadness, joy, and disgust (32)—and a list of ~32,000 Twitter hashtags and their weighted associations with the same emotions (33). We removed stop words and URLs from the reply tweets and calculated the fraction of words in the tweets that related to each of the eight emotions, creating a vector of emotion weights for each reply that summed to one across the emotions. We found that false rumors inspired replies expressing greater surprise (K-S test = 0.205, P ~ 0.0), corroborating the novelty hypothesis, and greater disgust (K-S test = 0.102, P ~ 0.0), whereas the truth inspired replies that expressed greater sadness (K-S test = 0.037, P ~ 0.0), anticipation (K-S test = 0.038, P ~ 0.0), joy (K-S test = 0.061, P ~ 0.0), and trust (K-S test = 0.060, P ~ 0.0) (Fig. 4, D and F). The emotions expressed in reply to falsehoods may illuminate additional factors, beyond novelty, that inspire people to share false news. Although we cannot claim that novelty causes retweets or that novelty is the only reason why false news is retweeted more often, we do find that false news is more novel and that novel information is more likely to be retweeted.
Numerous diagnostic statistics and manipulation checks validated our results and confirmed their robustness. First, as there were multiple cascades for every true and false rumor, the variance of and error terms associated with cascad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ame rumor will be correlated. We therefore specified 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 and calculated all variance statistics clustered at the rumor level. We tested the robustness of our findings to this specification by comparing analyses with and without clustered errors and found that, although clustering reduced the precision of our estimates as expected, the directions, magnitudes, and significance of our results did not change, and chi-square (P ~ 0.0) and deviance (d) goodness-of-fit tests (d = 3.4649 × 10–6, P ~ 1.0) indicate that the models are well specified (se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more detail).
Second, a selection bias may arise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our sample to tweets fact checked by the six organizations we relied on. Fact checking may select certain types of rumors or draw additional attention to them. To validate the robustness of our analysis to this selection and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our results to all true and false rumor cascades, we independently verified a second sample of rumor cascades that were not verified by any 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 These rumors were fact checked by thre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and Wellesley College. We trained the students to detect and investigate rumors with our automated rumor-detection algorithm running on 3 million English-language tweets from 2016 (34). The undergraduate annotators investigated the veracity of the detected rumors using simple search queries on the web. We asked them to label the rumors as true, false, or mix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research and to discard all rumors previously investigated by one of the fact-checking organizations. The annotators, who worked independently and were not aware of one another, agreed on the veracity of 90% of the 13,240 rumor cascades that they investigated and achieved a Fleiss’ kappa of 0.88. When we compared the diffusion dynamics of the true and false rumors that the annotators agreed on, we found results nearly identical to those estimated with our main data set (see fig. S17). False rumors in the robustness data set had greater depth (K-S test = 0.139, P ~ 0.0), size (K-S test = 0.131, P ~ 0.0), maximum breadth (K-S test = 0.139, P ~ 0.0), structural virality (K-S test = 0.066, P ~ 0.0), and speed (fig. S17) and a greater number of unique users at each depth (fig. S17). When we broadened the analysis to include majority-rule labeling, rather than unanimity, we again found the same results (se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for results using majority-rule labeling).
Third, although the differential diffusion of truth and falsity is interesting with or without robot, or bot, activity, one may worry that our conclusions about human judgment may be biased by the presence of bots in our analysis. We therefore used a sophisticated bot-detection algorithm (35) to identify and remove all bots before running the analysis. When we added bot traffic back into th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none of our main conclusions changed—false news still spread farther, faster, deeper, and more broadly than the truth in all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remained the same when we removed all tweet cascades started by bots, including human retweets of original bot tweets (se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section S8.3) and when we used a second, independent bot-detection algorithm (se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section S8.3.5) and varied the algorithm’s sensitivity threshold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our analysis (se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section S8.3.4). Although the inclusion of bots, as measured by the two state-of-the-art bot-detection algorithms we used in our analysis,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both true and false news, it affected their spread roughly equally. This suggests that false news spreads farther, faster, deeper, and more broadly than the truth because humans, not robots, are more likely to spread it.
Finally, more research on the behavioral explanations of differences in the diffusion of true and false news is clearly warranted. In particular, more robust identification of the factors of human judgment that drive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requires more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users through interviews, surveys, lab experiments, and even neuroimaging. We encourage these and other approaches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actors of human judgment that drive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in future work.
False news can drive the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during terror attacks and natural disasters, the misalignment of business investments, and misinformed elections. Unfortunately, although the amount of false news online is clearly increasing (Fig. 1, C and 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y false news spreads is currently based on ad hoc rather than large-scale systematic analyses. Our analysis of all the verified true and false rumors that spread on Twitter confirms that false news spreads more pervasively than the truth online. It also overturns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how false news spreads. Though one might expect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spreaders to favor and promote false news, the opposite is true. The greater likelihood of people to retweet falsity more than the truth is what drives the spread of false news, despite network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favor the truth. Furthermore, although recent testimony befor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on misin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cused on the role of bots in spreading false news (36), we conclude that human behavior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differential spread of falsity and truth than automated robots do. This implies that misinformation-containment policies should also emphasiz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like labeling and incentives to dissuade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rather than focusing exclusively on curtailing bots. Understanding how false news spreads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containing it. We hope our work inspires more large-scale research into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spread of false news as well as its potential cures.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www.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0/1146/suppl/DC1
Materials and Methods
Figs. S1 to S20
Tables S1 to S39
References (37–75)
http://www.sciencemag.org/about/science-licenses-journal-article-reuse
This is an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Science Journals Default License.
Acknowledgments: We are indebted to Twitter for providing funding and access to the data.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members of the MIT research community for invaluable discussions. The research was approved by the MI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The analysis code is freely available at https://goo.gl/forms/AKIlZujpexhN7fY33. The entire data set is also available, from the same link, upon signing an access agreement stating that (i) you shall only use the data set for the purpose of validating the results of the MIT study and for no other purpose; (ii) you shall not attempt to identify, reidentify, or otherwise deanonymize the data set; and (iii) you shall not further share, distribute, publish, or otherwise disseminate the data set. Those who wish to use the data for any other purposes can contact and make a separate agreement with Twitter. 编辑：吴悠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7-18 22:39
| 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1） 文章来源：成林思语 专题一、生物学和人类行为
1.一个脑还是两个脑？——脑割裂实验
【理论由来】 所谓割裂脑实验就是将大脑左、右两个半球之间的胼胝体割断，外界信息传至大脑半球皮层的某一部分后，不能同时又将此信息通过横向胼胝体纤维传至对侧皮层相对应的部分，每个半球各自独立地进行活动，彼此不能知道对侧半球的活动情况。 从1952年至 1961年的10年里，斯佩里先用猫、猴子、猩猩做了大量的割裂脑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以后做“裂脑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1961年开始，斯佩里把“裂脑人”作为研究大脑两半球各种机能的研究对象，对“裂脑人”长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2008/wps12.png
【实验结论】 左半脑主要负责逻辑理解、记忆、时间、语言、判断、排列、分类、逻辑、分析、书写、推理、抑制、五感(视、听、嗅、触、味觉)等，思维方式具有连续性、延续性和分析性。因此左脑可以称作“意识脑”、“学术脑”、“语言脑”。 右半脑主要负责空间形象记忆、直觉、情感、身体协调、视知觉、美术、音乐节奏、想像、灵感、顿悟等，思维方式具有无序性、跳跃性、直觉性等。 斯佩里认为右脑具有图像化机能，如企划力、创造力、想像力；与宇宙共振共鸣机能，如第六感、透视力、直觉力、灵感、梦境等；超高速自动演算机能，如心算、数学；超高速大量记忆，如速读、记忆力。右脑像万能博士，善于找出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高级思维功能取决于右脑。把右脑潜力充分挖掘出来，才能表现出人类无穷的创造才能。所以右脑又可以称作“本能脑”、“潜意识脑”、“创造脑”、“音乐脑”、“艺术脑”。右脑的神奇功能征服了全世界，斯佩里为全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爱戴，被誉为“右脑先生”、“世界右脑开发第一人”，斯佩里的重要研究成果是对人类大脑科学研究的重大里程碑。 人的左脑主要从事逻辑思维，右脑主要从事形象思维，是创造力的源泉，是艺术和经验学习的中枢，右脑的存储量是左脑的100万倍。然而现实生活中95％的人，仅仅只是使用了自己的左脑。科学家们指出，终其一生，大多数人只运用了大脑的3％—4％，其余的97％都蕴藏在右脑的潜意识之中，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和遗憾的事实！人的大脑蕴藏着极大的潜能，这种潜能至今还“沉睡”着，所以深入挖掘左右两半球的智能区非常重要，而大脑潜能的开发重在右脑的开发。左脑是人的“本生脑”，记载着人出生以来的知识，管理的是近期的和即时的信息；右脑则是人的“祖先脑”，储存从古至今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因子的全部信息，很多本人没有经历的事情，一接触就能熟练掌握就是这个道理。右脑是潜能激发区，右脑会突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深层展现出迹象；右脑是创造力爆发区，右脑不但有神奇的记忆能力又有高速信息处理能力，右脑发达的人会突然爆发出一种幻想、一项创新、一项发明等等。右脑是低耗高效工作区，右脑不需要很多能量就可以高速计算复杂的数学题，高速记忆、高质量记忆，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人的大量情绪行为也被右脑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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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心视崖——婴儿视崖实验
【实验原理与逻辑】 视崖即"视觉的悬崖"。该实验设计的要点为排除过去经验对被试的影响，如果在排除过去经验的情况下，被试的结果和未排除时一样，那么即可证明知觉无需以往经验的支持，证明深度知觉和避免从高处跌落的能力是自动生成的，而非经验的产物。
【实验装置】 装置的中央有一个能容纳会爬的婴儿的平台，平台两边复盖着厚玻璃。平台与两边厚玻璃上铺着同样黑白相间的格子布料。一边的布料与玻璃紧贴，不造成深度，形成"浅滩"；另一边的布料与玻璃相隔数尺距离，造成深度，形成"悬崖"。 实验时，让婴儿的母亲先后站在装置的"深"、"浅"两侧招唤婴儿，观察婴儿是否拒绝从有深度错觉的"悬崖"一边爬向母亲，借以研究婴儿的深度知觉的发生。 实验证明，出生六个月左右（甚至更早些）的婴儿，尽管母亲向他（她）招手呼唤，诱导其爬向母亲，但均被拒绝。这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了深度知觉的能力。动物实验表明，凡是一出生就会行走的动物，生后不久就能看出深度而躲避"悬崖"；而生后尚需经过一定时间才会行走的动物，则和人类的婴儿一样，要到会爬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看出深度而躲避"悬崖"。 吉布森和沃克（Gibson & Walk，1961）对36名6.5-14个月会爬的婴儿进行了视崖测试，结果表明：有足够大的视崖深度时（大约90cm或更多），只有不到10%（3名）的婴儿会越过悬崖爬向母亲，而有27名婴儿从中间爬向浅滩。当深侧的方格图案距离玻璃板越来越近时，就有越来越多的婴儿爬过深滩；当视崖深度是26cm时，有38%的婴儿爬过深滩；而1m时只有8%（主要是年龄较大的婴儿）。 沃克（Walk，1979）研究发现，当视崖深度为26cm时，68%的7-9个月的婴儿爬过深滩，而10-13个月的婴儿只有23%。其结论是： （1） 婴儿很早就有了深度知觉； （2） 婴儿深度知觉的能力随着年龄的递增在不断发展； （3） 9个月以前的婴儿的深度知觉阈限为26cm。对婴儿视崖研究还发现，婴儿存在着深度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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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知觉和意识
3.睡眠，毫无疑问就会做梦——梦的剥夺实验
科学家做了很多剥夺人做梦的实验，即当睡眠者一出现做梦的脑电波时，就立即被唤醒，如此反复进行。结果发现，对梦的剥夺，会导致人体一系列生生理异常。如脉搏、血压、体温以及皮肤电压均增加，植物神经系统机能有所减弱。同时还会引起人心理上一系列不良反应，如紧张、焦虑、易怒、记忆障碍、出现幻觉、定向障碍等。显然，做梦已成为人体一种正常的必不可少的生理过程。正常的梦境活动，成为保护肌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困素之一。 日本山梨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人脑中存在着两类相反的催眠肽，一类催无梦睡眠肽，另一类催有梦睡眠肽，将它施于动物，使其睡眠的有梦期延长，结果实验动物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我们爱做梦,实在是老天给我们的一种恩赐,即使没有生理上的寿命延长,实际上,我们能同时拥有两个世界,与不做梦的朋友相比,经历了更多.
梦对健康有积极作用 许多人都认为，一夜无梦是一件幸福的事。研究者却发现梦可以锻炼大脑的思维能力。接受临床实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在即将进入梦眠状态即被强行叫醒，结果他们即使在学习中勤奋努力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成绩。梦对人脑的积极作用与计算机对数据的处理有相同之外，它使大脑皮层之间的联系进入一个更为良好的阶段。梦对保持人类的精神健康也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许多患有慢性忧郁症的病人就长期被混乱的梦或缺乏梦的异常睡眠所困扰。当他们进行了通过电脑调节脑波的睡眠治疗后，病情有不同程度的好转。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做梦或者说完全回忆不了梦境呢？这是受到无线电波的干扰导致的。如果消除了这些干扰，4-6天后就可以重新享受做梦的惊险和乐趣。 做梦对人有许多好处，做梦可以锻炼脑的功能。做梦是人脑的一种工作程序，对大脑白天接受的信息进行整理，大脑白天不能处理的信息能在梦境中得到很好的处理，白天苦苦思素而无法解决的难题能在夜晚的梦境中迎刃而解。根据脑电图的测试也发现，人脑在做梦时的活动是相当强烈的，我们能够从做梦时测到快速的、紊乱的脑电波，其强度有时会超过觉醒时的强度。从这一点来看，做梦是锻炼人脑功能的一种自身需要。 file:///C:/Users/le/AppData/Local/Temp/ksohtml2008/wps18.png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作了一夜的梦，一宿没休息好"，"晚上梦多，简直没有睡着"。那么真的是做梦耽误了休息吗？做梦是大脑不曾休息或休息不好的表现吗？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做梦并能回忆梦境并非睡眠不深的指标，也不能说做了梦就表示没有睡好。实际上，做梦是一种生理现象，不管你有没有梦的回忆，你每天晚上毕定要做4-5回梦。因此说整夜做梦或没有做梦都不现实，也谈不上梦多梦少。有研究表明，梦感与失眠的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有无梦感和梦感的程度均不能作为失眠与否及失眠程度的客观指征。
编辑：高杰 |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11 22:45
有个词叫“理性无知”，当无知符合某个人的心理需求，那么他就会保持无知，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农民当然知道肥猪赛大象的荒谬，工人也知道土法炼钢只能炼出什么东西。
但它符合人们的心理需要，所以没有人质疑。
编辑：陈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14 22:04
【案例】
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并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传统心理学，成为明显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一种独特体系。通过心理学的中西交流，使“中国传统心理学”创造性地转化成“中国心理学”，是任何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心理学者都难以拒绝的使命。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心理学研究的突破点在哪里？表面来看，这是杞人忧天式的多虑，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心理学家们在国际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逐年增加，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站在国际的视野，可以看到能称之为“中国心理学”（Psychology of China）的东西似乎还有待进一步发现，迄今为止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学在中国”（Psychology in China）的研究。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既然心理现象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日常普遍存在的现象，难道拥有几千年历史与文化的中国就没有自己的心理学吗？
过去七八十年来，我国老一辈心理学家张耀翔、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等人已经通过不懈努力，从中国文化典籍中陆续挖掘出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当然，他们一般认为中国过去只有心理学思想，没有心理学，如高觉敷说，“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是否就没有心理学呢？不错，我们没有心理学，但有心理学的思想。”（高觉敷，1985）
如果我们以上下五千年的视野审视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类对自我心理的探究历史，就会注意到，至少在1582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前（由此上溯至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文化迥异的中国与欧洲对人类自我心理的探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也就是说，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人类心理的研究是自成一体的，这就是在中国儒、道、佛等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心理学思想。因此，“心理学”虽然是一个舶来词汇，但中国过去一直拥有自己的心理学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学”（Chinese Traditional Psychology）。
在西方心理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以自己的话语在中国本土地域言说自己的心理学。因此，“中国传统心理学”的话语体系与西方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兼容的。但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融入全球、西方心理学已经建立并传入中国至少一百年的现实情况下，中国传统心理学必须要在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中才能新生。幸运的是，尽管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不兼容，但普遍性的人性的存在以及多元文化的互补价值使心理学的中西对话交流变得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显然，中国传统心理学是普遍性的人性在中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其所表现出的一系列心理学思想和内容（如“仁且智”“致良知”“情志相胜”“禅修顿悟”等），有一些富有人文特色，也有一些富含科学成分。中国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典型如《易经》中展示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并发展出中国特有的传统心理学，成为明显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一种独特体系，有效地弥补了西方心理学的某些明显不足。
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事实上已经发生。当老一辈心理学家从中国文化典籍中陆续挖掘出心理学思想的时候，中国传统心理学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便开始了，只不过这种对话交流的契合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广度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度还需要进一步挖掘，方法还需要进一步丰富。
通过与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交流，“中国传统心理学”必将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最终产生“中国心理学”。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考虑到世界心理学还在科学化的进程中，这种创造性转化，就其本质而言可称为“科学的心理学诠释”。在这里，“诠释”是指中西文化互释，既包括“以西释中”，也包括“以中释西”。其具体的诠释路径应该是，在心理学科学化目标的指引下，先以西方心理学解析和批判中国传统心理学，逐步达成现代中国心理学，再以中国心理学解析和批判西方心理学，从而逐步达成科学心理学。这样由“以西释中”到“以中释西”，通过中西文化互释以建立和完善中国心理学，最终与现代西方心理学一起，共同建立科学心理学的大厦。通过心理学的中西交流，使“中国传统心理学”创造性地转化成“中国心理学”，是任何拥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中国心理学者都难以拒绝的使命。
“创造性转化”一词近几十年来在中国思想以及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广泛使用，就笔者目前所知，最早似源自于华人学者林毓生先生对中国传统人文的探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于从古希腊、古希伯来和古罗马文明为源头演化而来的西方文化而言，确实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中国文化未能发展出抽象的形式逻辑，中国文化也未能发展出一套内在自洽的政治哲学体系，例如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哲学并没有内在逻辑上的必然性，但是，儒道佛中有关心身关系的自身实证（或曰“体证”，如禅修顿悟即是如此）研究存在着西方文化不擅长的一面。这一点，在当前中国心理学界依然只限于极少数心理学人的感同身受。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但是不能囿于中国传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通过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发出来。同理，“中国心理学”也只能通过“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生发出来。
过去几年来，我与罗劲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郭斯萍教授（广州大学）就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并联合罗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彭彦琴（苏州大学）、应小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舒曼（华东交通大学）、孙俊才（曲阜师范大学）等国内多位学者一起开展了有关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的现代诠释研究，已对有关“人贵论”“仁且智”“禅修顿悟”“信则灵”“情志相胜”等概念和命题作了初步的现代心理学诠释，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传统心理学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国心理学的建立做一点初步的工作（我们已将这些成果编撰为《儒道佛与认知神经科学》一书，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研究成果也许能让我们窥见“中国心理学”的一鳞半爪，当然也可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还需要深化，我们等待国内外同行的批评和建议。我坚信，无论是对于未来中国心理学的建立，还是对于科学心理学的发展，这样的工作都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是价值重大的。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FRw1ER7EXyw60GoLujbDA
编辑：董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19-10-19 20:56
【案例】
邓克效应，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是一种认知偏差，能力欠缺的人有一种虚幻的自我优越感，错误地认为自己比真实情况更加优秀。Kruger和Dunning将其归咎于元认知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无法认识到自身的无能，不能准确评估自身的能力。简言之即：庸人容易因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胀。
编辑：董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2-5 19:58
【案例】
编辑：董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0-2-9 16:31
【案例】
媒体工作者心理应急保护指南 | 心理自助手册
原译者注：今晚花了点时间，草草翻译了@dartcenter 的一些关于记者职业心理创伤的材料，凑出一份应急指南。国内对记者心理创伤研究甚少，欢迎媒体朋友自行取用、转载，现在 #新冠病毒 数字越来越高，希望能帮到国内在一线的记者和编辑室。加油！
感谢Dart Center，无需为翻译人署名。
八位财新网记者抵达武汉。
1. 什么是记者职业心理创伤？
本文翻译自Dart Center的资源，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个项目。 https://dar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DCE_JournoTraumaHandbook.pdf（第十页）
“1型”创伤可被视作经历突然的、一次性的、可识别的外部事件（如事故、目睹杀戮或武装袭击）以及在很容易死亡的事件中幸存下来（差点儿没死）造成的。
“2型”创伤则可以被视作一种“最后一根稻草”式的创伤——在过往事件或经历发生后的一个转折点。崩溃或者崩溃的“触发”可能极其简单：在工作中被人吼了，或者家里的宠物被车撞了。
每个人经历创伤的方式都不一样——记者也是如此。这取决于人的个性、过往经历以及每个人处理见证与报道内容的方式。
许多人会马上感到不舒服——特别是在结束一个报道几天或几周后的肾上腺素飙升。
在短期内之内，有些人可能会感到泄气、困惑或是沮丧。长远来看，大多数经历过创伤的人会痊愈。这是作为人的本能。如果没有从创伤中反弹的强大能力，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与繁衍。
记者经常应对极端人类困境，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工作在个人层面和专业层面上都非常有意义。就像处理疾病的医生和处理犯罪的警察一样，为了完成工作，他们往往需要在自己和幸存者、见证者之间建起一堵专业的墙。
财新网记者蔡颖莉在武汉，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眼罩等。
摄影师则特别容易遭受累积的创伤。摄影师与文字记者不同，每天不需要坐下来，把他们见证的东西从头到尾地写下来——这个过程有利于大脑处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也许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在取景框中见证事件的同时与之区隔——他们的身体处于事件之中，注意力却集中在影像作品之上。
团队与同事的支持是维持情绪平衡与健康的关键。一个好的团队和好的社交支持能帮助人们的情绪稳健地经历最坏的情况。一个功能失调的团队则可能有相反的效果——加剧了报道的痛苦，让成员愤怒、沮丧和困惑。
一个不顺的团队需要支持与改变。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应对创伤，或者一个新的创伤体验让过去的痛苦重新浮出表面，或者如果有人发现很难处理日常生活，那么记者不应害怕去寻求专业心理顾问的帮助，或建议他们的同事也考虑这样做。
注意创伤后应激反应、抑郁与滥用药物最糟糕的结果是自杀。这虽然不常见，但与创伤经历搏斗的记者确实是自杀的高风险人群。如果一个人有自杀的想法，一定要认真对待。
也许听起来有一些残酷，但记住这三点：
大多数人都能很好地应对创伤——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良好的社会、家庭和团队的支持；那些发现自己没有康复的人，不应该羞于求助。如有必要，专业人士能提供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意识到公开自己的情感经历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记者。毕竟如果你不能对那些报道对象感同身受，你也无法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经历。
就算是最老练和专业的记者也会受到暴露在悲剧下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一堵专业的墙会慢慢变成健康快乐地与他人生活的障碍。
我们首先是人，再才是记者。这意味着我们也会受伤——无论我们是多么地信仰新闻的“客观性”。
央视新闻记者倪晶依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发热门诊。
2. 记者日常如何面对潜在的创伤事件：保持弹性、照顾自己
本文翻译自Dart Center的资源，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个项目。 https://dar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DCE_JournoTraumaHandbook.pdf（第12页）
保持自己情绪平稳的最佳办法与保持身体健康往往不谋而合。
英军用一个短语来形容照顾自己的关键部分：“三热一睡”。换句话来说就是一天三顿吃健康和优质的事物，然后——特别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拥有很少的睡眠是没什么可以夸耀的。它会影响你的身心健康，以及你的新闻判断力。
建立一个健康生活习惯的标准程序。研究表明即使很小的适量温和运动也能有效地抗抑郁。专家说三十分钟的步行与三十分钟的跑步同样有效，所以你不需要大量地锻炼。坏的饮食习惯和脱水也能对心情有即时影响。多喝水。
适当休息，并鼓励他人也这样做。几分钟或几个小时，或者在一个长期项目中远离报道一两天，都能帮助身体和大脑的代谢，健康地体验吸收。
知道自己的极限——尤其是在你职业生涯的初期，当你急切的渴求建立声誉时，往往会同意做大多数的事情，这时要特别小心。如果你被要求承担你不愿意做的困难或危险的任务，不要害怕说出来。
作为一名记者可能意味着承担风险，将自己置于极端不适的境地。有工作等着要做，而有些地方、有些时候，那些专业上面对创伤的人需要保持坚强并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永远地咬住上唇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承认自己的感受，选择在适当的时机谈论情感——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现。相反，如果完成得好，可以在事件结束或者报道任务结束之后与同事进行适当的、充分的讨论。如果信任度足够好，还可以跟关心你的领导和编辑谈，这也是一种弹性的表达。
交谈，尤其是与其他人类的交流，能够帮助大脑理解创伤与悲剧，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走出来。就像计算机语言一样，内存（记忆）会随着处理安全地移到硬盘上。
找一个敏感的听众。他（她）有可能是一个编辑、同行或者是你的伴侣。但你必须信任这个人不会因此对你评头论足。可能这个人也面对过与你相似的经历。也用同样的方式去支持你的同事——做他们的聆听者。
学习如何应对日常的压力。寻找一个爱好、锻炼、抽出时间来自省、花时间在家人和亲密朋友身上——或者四项一起来。找到能让你开怀大笑的事物。
尝试深呼吸。深深地、缓慢的、长长地吸一口气，数到五，然后慢慢地呼出来。想象这是一个圆周运动，呼出的是过度的紧张，吸进的是松弛。
你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自己置入创伤疗法中的内部”安全场所“——温暖、养人而放松的地方，比如海滩或者美丽的山腰上或者大自然中的某个地方。
小心饮酒。适度饮酒无碍，但如果你发现你在用酒精来帮助你阻挡一些回忆，或者用酒精来催眠，那你就需要审慎地评估自己的情况，也许需要寻求帮助了。
还要明白，有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事情已经压垮了你的应对能力，并关注自己可能会有延迟反应。
记者和节目制作人可能多年来都觉得自己处理得很好，报道了很多艰难的故事，但也许一件小事就会突然将他们推向了边缘。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要憋在心里，跟同事们谈一谈，以及可能要寻求专业的帮助。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报道了创伤事件后，对工作或对自己产生了消极情绪，你应该将自我暗示“我真没用”转变成更积极或更恰当的评价。如果这很难做到，可以找人帮你来改变。
电影《华盛顿邮报》
3. 记者如何处理创伤？
本文翻译自Dart Center的资源，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个项目。 https://dar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DCE_JournoTraumaHandbook.pdf（第13页）
好的创伤管理从本质上讲，就是好的管理。要想成功，就必须从高层推动变革，一个创伤意识计划不应该是有病医病，而是应该被视作增强应变能力。
例如美国军方现在用“行为健康”一词来取代“心理健康”，并发现这成了他们的“战斗力倍增器”——不处理创伤造成的正常反应会导致意志和战斗力的削弱。
行为健康现在是美国特种部队和其他一些军事部门的指挥官的绩效考核的一部分。他们被告知，美国特种部队永远不会因为临床诊断而被迫退役，只有在他们无法工作的情况下才会被退。
这一信息与指挥官的指令相结合，有风险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士兵求助比例从10%上升到了80%。
那么，在等级比较低的媒体行业中，管理者如何才能加强这种文化变革呢？以下是一些在军事上得到有效运用的简单原则：
在送团队和个人前往报道潜在的创伤性事件之前，向他们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教育是必要的；在这样的报道任务过程中向他们提供支持；在事后提供实际和社交上的支持，在必要时还应该提供专业的创伤咨询。
电影《聚焦》
下面一段与《记者如何在报道创伤性事件中自我保护——给新闻媒体领导和编辑的一份贴士》相似，请参见该文件。
4. 记者如何在报道创伤性事件中自我保护——给新闻媒体领导和编辑的一份贴士
本文翻译自Dart Center的资源，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个项目。https://dartcenter.org/content/t ... to-traumatic-events
记者如何在报道创伤性事件中自我保护——给新闻媒体领导和编辑
报道创伤和人类所遭受的极端苦难状况是新闻业的核心组成。这项工作很重要也能让人很有成就感，但同时也可能在个人层面产生影响。新闻机构和其他创伤应急反应服务一样，也需审慎做好准备，并对员工提供相应支持。
应对创伤的最佳方法是相互关怀的团队合作和良好管理——在更广泛的文化范畴上承认创伤在新闻工作中确实存在。
我们提供这些贴士是为了让记者们更健康，从而最终做出更好的新闻。在员工暴露于可受创伤的材料之前，就应该向他们简要说明，并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和发生后提供支持。无论是大规模事件（自然灾害或战争报道）和小规模事件（车祸、政法报道）都应该适用。
分配报道任务之前：
创伤意识简报应该是标准培训和管理的核心元素之一。意识到生理和心理创伤的风险，以及了解你的新闻机构会如何应对，能够让记者更有信心去做“艰困”的工作——最终做出更好的报道。
与记者个人或团队坐下来，讨论可能涉及的情绪风险、任务的后勤保障和目的。
提醒员工，暴露在创伤之下会造成痛苦是人类的正常反应，而非脆弱所致。它甚至可能影响他们的报道。这些痛苦的迹象并不会成为他们是否得到下一次报道任务的决定性因素。
在员工前往报道任务之前，就对其表示认可和赞赏。感到自己有价值能使他们情感上保持平衡，并更努力地投入工作。
在记者出发前组织编辑部进行支持并帮助采访。
对长期报道任务，确保与家人的联系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津贴。
确保你手里有这些即将出发的记者的紧急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记住，所有参加新闻采集的人都可能遭受创伤，而不仅仅是前线员工。图片、视频编辑、录音师等都会接触潜在的创伤性材料。
报道任务过程中：
保持定期联系——可以打个短电话问问情况如何。
给予鼓励并注意批评的话——人们在遭受创伤时敏感性也会提升
提醒他们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健康的饮食、锻炼和睡眠都对保证产出更好的新闻至关重要。用酒精来“自我疗愈”往往适得其反。
鼓励员工在感到沮丧时也无需隐藏。这样的反应并不反常，他们也是人，这也不是脆弱、不专业的表现，承认这些情绪也不会威胁到他们的职业发展。
管理机构中其他人与该员工的联系——不合时宜的电话（尤其是财务方面的）会提升压力。
考虑让一个极度痛苦的员工轮班或者退出，但记住要小心谨慎地跟他们讨论缘由。
报道任务结束后：
管理人员必须主动跟每个有痛苦经历的员工联系。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好的管理方式，但在创伤之后尤为重要。
派人去迎接那些从海外回来或者在外长期报道的人。
用感谢的话、午餐、喝一杯、公开、电邮等方式表示认可——感谢能在改善健康和工作绩效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与那些从创伤性报道中返回的人多交流——跟他们谈一谈逻辑上和情感上究竟如何。不要害怕讨论情绪——有情绪都是正常的。
鼓励员工保证得到家人、朋友和社交上的支持。
提醒他们任何痛苦都是暴露于创伤后的人类典型反应——向他们解释大多数人在3-4周之内会感觉恢复了许多。一些不寻常的反应有：
失眠
噩梦
侵入性的影像或对事件的思绪不断
下意识的避免想起创伤或者有麻木感
神经过敏，易受惊吓
愤怒
难以集中注意力
亢奋
在3-4周的时候，一定要再次检查，看这些症状是否还在发生。如果仍有这些症状，届时应与创伤专家联系。在这段时间里，采用“观察等待”的方式。（安静地关注着他们）任何不符合该员工性格的行为都是一个迹象，表明一切并不顺利。
记住，你也是“创伤涟漪效应”的一部分。注意你自己的情绪，如果你也有上述或其他不寻常的症状，不要太惊讶。照顾好自己，也与别人聊一聊。
5. 如何识别急性压力？
本文翻译自Dart Center的资源，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个项目。 https://dartcenter.org/sites/def ... oTraumaHandbook.pdf（第15页）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检查队员们在经历创伤后的应对情况，使用接下来的这份清单来检查自己是否在上周出现了以下创伤相关的痛苦症状，：
记者经常会在一个重大报道之后的几天里出现以上清单里的多个症状。但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痛苦逐渐减轻也是寻常之事。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月后得分如果还很高——记住检查是多么的重要——那可能是因为痛苦被困在系统之中，这时候，专业建议或者创伤咨询专家的帮助会很有用。
6. 如果你正在经历记者职业创伤怎么办？
本文翻译自Dart Center的资源，达特新闻与创伤中心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一个项目。https://dar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DCE_JournoTraumaHandbook.pdf（第17页）
这些以证据为基础的建议，是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制定治疗的，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支持和理解这些人的经历，期望他们能够自行恢复自然，并由他们主动来远离创伤性压力。
一次性的心理情况报告，不适用于受创伤的个体。药物治疗并不被当做PTSD 最好的治疗方式，虽然药物在治疗其他疾病中确有一席之地。
但这也不代表什么都不做。有一点儿要明确：不要急于做出无效的、未经证实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的反应。
我们推荐的是所谓的“观察等待”——与经历过创伤的人一起检查他们在几周后或几个月后的情况，帮助他们理解所经历过事件的影响，并密切关注创伤性痛苦的症状。
以下是提倡的应对方式：
相较于把创伤应对责任推卸给外部人士和创伤专业人士，媒体领导、编辑和同事应该共同承担起管理第一线创伤影响的责任。
培训和建立程序来帮助记者理解在报道和应对创伤时要如何面对。让经历或不经历痛苦都成为可被接受的。确保并鼓励那些实在难以康复的患者寻求适当的支持和必要的治疗。
想要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来应对创伤影响的记者和领导或同事，应确保找的人有专门处理创伤的经验。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还要有与记者和媒体合作的经验。
对一个记者来说，报道创伤性事件可能是你最有价值的经历。你在边缘上摸索生与死的问题。做好这份工作，对你的报道对象、你的读者和你自己来说都非常重要。在报道人类的极端痛苦与心理创伤上，是时候改变我们 21 世纪的新闻界文化了。
这份改变正在发生——而你就身处其中。
祝你好运！
注：文章转载自石墨文档，感谢译者人员作出的努力。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HTdsjR1T5YHEmaihoKrLw
编辑：董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2-8-14 22:05
【案例】
编辑：吴漫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3-4-16 22:50
【案例】
编辑：陶鹏辉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0-10 00:30
【案例】
美国十多个州发起诉讼：指控TikTok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
鞭牛士报道，10月9日消息，据BBC 报道，美国十多个州已对 TikTok 提起诉讼，指控该社交媒体平台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
来自全国各地的 14 名两党总检察长组成的小组指控，该公司使用令人上瘾的功能让儿童沉迷于该应用程序，并故意误导公众关于长期使用该应用程序的安全性。
TikTok 称这起诉讼令人失望，并表示认为其中许多指控不准确且具有误导性。
该平台已经在与美国国会 4 月份通过的一项法律进行抗争，该法律将禁止该平台进入美国，除非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同意出售。
周二在纽约提起的诉讼称：TikTok 知道其平台的强迫性使用和其他有害影响正在严重破坏数百万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尽管有这些证据，TikTok 仍不断歪曲其平台的形象，称其‘安全’、‘适合儿童和青少年’。」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 (Letitia James) 表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在进行 TikTok挑战时死亡或受伤，还有许多人因为 TikTok 的令人上瘾的功能而感到更加悲伤、焦虑和沮丧。
她提到了一名 15 岁男孩的例子，他在曼哈顿地铁冲浪时死亡——乘坐在行驶的地铁车厢顶上。她说，他的母亲后来在他的手机上发现了这种活动的 TikTok 视频。
詹姆斯女士在宣布这一行动的声明中表示：TikTok 声称他们的平台对年轻人来说是安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诉讼中指出，某些功能存在问题：干扰睡眠的警报；消失的视频，迫使用户频繁查看平台；以及允许用户增强外貌的美颜滤镜。
诉讼称，尽管 TikTok 宣传了旨在帮助人们限制屏幕时间或重置内容的工具，但它歪曲了这些工具的有效性。
这些诉讼由 13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分别提起，哥伦比亚特区总检察长还指控该公司通过其虚拟货币产品经营未经许可的汇款业务。
TikTok 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强烈反对这些说法，我们认为其中许多说法是不准确和误导的。我们为保护青少年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并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此，我们将继续更新和改进我们的产品。
该诉讼请求法院禁止 TikTok 从事此类行为，并寻求经济处罚。
监管机构已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提起了类似的诉讼，指控它们影响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这些诉讼加剧了这款广受欢迎的应用程序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据估计，超过一半的美国青少年每天都会多次使用该应用程序。
德克萨斯州和犹他州等州此前也曾针对 TikTok 提起过类似的诉讼，诉讼焦点是儿童安全问题。
政府监督机构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今年 8 月指控 TikTok 违反儿童隐私法。
非营利组织反数字仇恨中心首席执行官伊姆兰·艾哈迈德表示，他希望法律行动能够提高家长对平台风险的认识，并迫使公司改变其做法。
但他说，华盛顿还需要加强法律，才能实现重大改变。
他在谈到这些诉讼时表示：这表明，人们越来越沮丧，因为没有其他可用的机制……可以追究这些平台的责任。
他说，总检察长正在利用有限的工具尽其所能，但司法系统追究这些公司责任的能力确实有限。
来源：鞭牛士
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41009A018CB00
编辑：刘诗扬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0-20 16:36
【案例】倍速看视频和听播客后，他无法再正常听歌，头痛不已，记忆也可能出现问题
稍等！在你即将下滑这篇文章之前，可以先停在这里想一想，你平时以多快的速度来阅读这样的文章？是速览要点，还是逐字句阅读？
Steve是一位播客爱好者，他订阅了许多播客，然而随着播客数量堆积如山，他逐渐发现听不过来了！而另一位播客狂热爱好者Rachel Kenny启发了他。
Rachel Kenny为了能听更多播客，就开始加快收听速度， 2倍、3倍速。这样算下来，一天听5个小时，就相当于听了15小时的内容，每天可以收听20～40集播客……
Steve也开始尝试加速听播客。这种感觉挺好的，当大脑逐渐适应了聆听快速的谈话后，加速播客也变得很容易理解。其实我们处理文字的速度可以很快，阅读的速度可以达到250～700个单词。研究就表明，在加速播放的音频中，我们普通人每分钟可以理解300个单词。
而正常的美国英语使用者在交谈时，语速大概是110～150个词。所以按理说，加速听懂播客是没问题的。
Steve很快把自己收听播客的速度变为原来的2倍，在很快习惯了之后，他又决定把速度加到3倍，结果，一切都开始变得混乱了起来……Steve发现，他要付出全部的注意力才能记住播客里说了什么。虽然能听懂那些词，但很难理解一整段句子。3倍速听了仅仅20分钟，他就觉得他的大脑好像无法再被“点亮”了……头痛让他闭上了眼睛……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现在互联网上好看好听的内容太多了，一天24小时，根本看不完啊！于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加速”视听内容了。视频和音频网站给出了1.25x、1.5x、1.75x 和 2x观看选项，而网上还有各种“三分钟看电影”等内容……一款名为Rightspeed的APP甚至提供了10倍速收听节目的选项。
所以，倍速听播客或看视频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加快速度没问题，甚至还有好处。2021年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如果讲台上的老师在用PPT录制讲课视频的话，85%的学生希望可以加速播放，这样更“有用”，能让他们更加集中注意力，更快获得具体有用的内容。
加速听播客、看视频，就和名为“扫描”的速读技巧一样，可以作为你主动寻找重要信息的有用工具。
事实上，原本这种速听的功能是设计给视力障碍者的。由于他们平时可能较为依赖屏幕阅读器、文字转语音等辅助功能，他们能适应非常快的语速，甚至能将听播客的速度提高到5～6倍速，只需习惯了就好。
然而也有人提出，加快速度浏览互联网上的内容会引发一些负面的影响。
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研究就发现，3倍速播放讲座时，学生的理解能力直线下降。而且，加速虽然节省了时间，避免学生因为无聊的内容而发呆，但也可能会影响学生对学习的信念和兴趣。
另外，西班牙的心理学家Diego Redolar提到，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如果你习惯快速观看内容，那你的大脑就会习惯于接受这种刺激，导致你平时更难集中注意力，或者注意力的持续时间缩短，没有耐心。另外，快节奏的刺激可能会让你忽视必要的细节，使得你的大脑难以对内容进行深层次的处理，而只是“囫囵吞枣”。
“在 25 岁之前发育中的大脑中，这存在一定的风险。”心理学家写道。
Diego Redolar 还说：“每个视频或音频文件都有其独特的复杂性。更不用说文化作品，比如电影，它充满了静默。这些内容由大脑中的杏仁核处理，如果我们加快速度，它们就就很难察觉。”
而专注于数字音乐文化的学者则发现，人们居然连听歌都要加速了！Tiktok上开始流行一些歌曲的加速版，或者混合版。于是2022 年，社交媒体上红了一把的音乐家Summer Walker便自发推出了加速混音版的专辑，而由粉丝制作的RAYE的单曲《Escapism》加速版居然比这首歌的原版还要红很多！
另外一个传播学的学者则说到，你加速听播客和看内容确实是省下了时间，然后呢？你可能会用省下的时间来刷短视频……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困”在内容里，被铺天盖地的知识冲昏了头脑。但实际上对于我们，尤其是对于大脑还处于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加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行为，它很可能对注意力、记忆力或批评能力，以及认知、情感和社会发展能力都产生影响。
来源：环球科学
编辑：程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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