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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先生西北政法讲座受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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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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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先生西北政法讲座受阻记
2010-11-10 作者：谌洪果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西北部的法学重镇西北政法大学里面。我把它记录下来，只是为了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从“申博”风波到“被就业”风波等等以来，尽管西北政法大学这两年有些流年不利，人心涣散，似乎早已不像一所真正的大学，但至少在我自己的课堂上，在我自己通过各种方式与学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我还在捍卫着这个学校的荣誉和尊严，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我喜欢一方讲坛，喜欢就这样默默耕耘。我爱学生，希望他们能在大学里健康阳光地成长。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对一些学生的压力和误解让我愧疚，让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分担一些苦恼，我本来已经和校方妥协不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我不在乎个人的影响，也不会开学术的玩笑。说实话，这次和我谈话的各位领导，平时对我都关爱有加。所以，我诚恳希望他们能理解我出于公心的行动，我对我的文字负责。同时，我也要在这里旗帜鲜明地对那些在学生面前颐指气使惯了的西北政法团委的个别老师说，我理解你们奉命行事的难处，但你们真的不必拿着鸡毛当令箭，来训斥学生，甚至让学生“政治正确”。做人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尤其这是一所大学，你我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没有资格高高在上。
原定于2010年11月8日晚请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老师到我的课堂上做个讲座。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增加学术的气氛。同为法学教师，我对萧瀚的敬业精神一直很佩服。尽管我不一定赞同他的一些观点和判断，但这无损于我们在学术层面和个人友谊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交流、开展教学合作等。我相信萧瀚和我一样，都是“无组织有纪律”的人，即不参与任何组织，不拉帮结派，不搞什么集体运动，只想做个体的公民和个体的学者。但我具有法律人认理守法的底线，我认为纪律性的东西需要公开化明确化规范化，我们的行事判断都应从自己的良知出发，而厌烦什么阴谋论、宏大政治抱负的东西。这仅仅是我自己的理解。
请别的学者讲座，在大学里本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想到却在西北政法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下面是简要的过程：
11月5日星期五下午4点，我正在给学生讲课，突然收到教务科的紧急电话，没办法接；随后收到负责老师的短信，说本来为讲座申请的另一个教室不能用了，因为多媒体有问题。我感觉实在蹊跷，下课后便去问相关人员，那位熟悉的善良的女负责人告诉我：谌老师，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不能用教室了，我也没办法，我很难呀，我不能告诉你是谁下令的。我对她说，我们都是平等的，我理解你，没事，我只是问问而已。
随后我短信得知萧瀚那边所在学校也希望他不要来西北政法讲座（但萧瀚拒绝了）。
下午6点左右，我所在学院一位副院长和我谈了情况，说这次是校党委书记专门指示，昨晚就开了紧急会议并开始追查是谁请萧瀚来讲座的。全体领导都出动了，很紧张，他传达意思要我叫萧瀚别来了。我说我得先搞清楚明确禁讲的理由再说。
晚上8点多，我所在的学院党委书记及教研室的党支书在外教楼一个会议室和我喝茶约谈，再次转达上面指示，劝我最好让萧瀚别来了。我说，你们很了解我对教学的认真和为人的原则，我不能不明不白地就取消这个讲座。这样对朋友也不合适。
就在谈话过程中，帮忙贴这次讲座海报的某学生社团的一个小女孩带着些哭腔给我打来电话，说团委的老师把她狠狠训了一顿，要求“交代”来龙去脉，并撕去相关海报。女生很害怕。我告之让她别担心，你不过是帮忙贴贴海报而已，与你没任何关系。团委这些老师在学生面前的工作态度总是这样，不要放在心上。
晚上10点半左右，在外地出差的学院院长给我打来电话，但我因为已经休息，所以没接上。第二天得知也是奉校长书记之命让我别让萧瀚过来讲座了。据说当晚“上面”有人过来专门查问情况，随时汇报。
11月6日星期六上午10点左右，学校一位主管副校长召开有保卫处、宣传部、科研处和一些院系及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传达有关萧瀚不能来学校讲座的精神。他肯定了学校学术讲座的确不多，洪果推动这种讲座本是好事情，但这次是政治“大局”，所以要服从，不能进行。随后指示刑事法学院的书记、副院长以及科研处处长兼校长助理三位老师中午专门和我吃饭，劝说不要萧瀚来的事宜。我再次理性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和主管副校长及负责团委学生工作的校副书记谈话。
11月6日晚上8点，和学校主管副校长在他的办公室谈话，陪同的有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据说之所以没叫上主管团委学生工作的校副书记，是因为担心我和他沟通不好。副校长这次说得很严厉，表达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说也许我并不了解萧瀚做过什么。我强调说我只关心公开言说的东西，我只关心学术。他严肃给我指出，西北政法自从申博事件以来，省教育厅很不满意；最近陕西发生的上街事件也让上面压力很大，所以这次让我不必添乱，顾全学校大局。我说，我是最顾全大局的人，在高校顾全学术就是顾全大局。申博是否得罪教育厅，完全是领导之责，与我这个普通教师实在扯不上关系。为那种事上街我也从来是反对的。他说下午省维稳办人员也通知决不能让萧瀚进入西安。而且他如果来，想走就不那么容易了。校长并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萧瀚进入西北政法课堂。我回答说，言重了，到底能用什么野蛮的手段？难道将人从堂堂文明高校教室拖出去？我并表示，我不懂得什么阴谋论，行事从不拉帮结派，也不懂政治。但我懂大局，也理解你们的难处，希望互相体谅，我会劝萧瀚不来西安，但既然我错了，我希望知道错在哪里，希望不影响今后我的教学工作和学术交流的顺利开展。我并且希望他批评团委那些对学生态度恶劣的老师，甚至要他们向学生道歉。
11月7日星期日，在我已经通知萧瀚不用来西安后的下午，校方再次电话问我确定萧瀚不来了吗？我说，放心吧，不来了。对方松了口气。我想我也不用再操心这事了，周一晚上可以正常上课了。可是没有想到……
11月8日星期一晚上，我的300人《法律与文学》课堂，按正常我于7点30分到教室上课。刚要开始授课，门口出现三个保安，一个系头头模样。我开门问干什么，一人反过来质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是我的课堂，准备上课，怎么了？他说是不是有外面人员在这里搞活动，规定不能让外人进来。我说，怎么不能？我上课还需要你们管？然后开门出去对他们说：“进来吧，欢迎你们进来听课，公开开放，没问题，进来。”结果他们三个连声说不用不用，然后又探头探脑看了看旁边教室，悻悻离开。我不禁有被不信任的受骗的感觉。
11月8日晚上9点上完课，我碰到那个帮助我贴海报的女生，便主动安慰她并问她后来怎样。没想到她说，就在上午团委一老师又训了她一顿，要求她“不要站错位置”。这话让我感到愤怒。看来昨天校方并没有转达我的意见，而且这位团委人士是把我当成“反革命”还是“卖国者”？他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想对他说，我比你更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更爱这个学校，而且我实实在在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学校，为这些青年学生做着无愧师道尊严的事情，而你除了阻止压制学生，做过些什么？但这话我并没有对消沉的学生说，我只是安慰并告诉她，你不要有太大压力，他们不过完成任务而已。他们说的话不一定正确，我说的话也不一定正确，别人的评论也不一定正确，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把这作为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
作为教师，我最恨之事就是这种妨碍正常教学活动，有损学生人格尊严的事情。当晚10点我紧急告知主管校长，校长夫人恰好生病，这让我感到深夜打搅甚为不安，于是在他的安排下和学院副书记约谈，我表达两个意见：第一，我已遵守承诺不让萧瀚过来讲座，而你们却缺乏基本的诚意。不仅如此，反倒让保安试图进入教室阻挡我上课。即使萧瀚过来，在高校这种代表文明尊严的地方，你们难道还是用最原始野蛮的行径强行把人抓出教室？我理解校方的难处，也予以配合，但你们的变本加厉超越底线的做法真的忘记了这是一所大学，而不仅仅是衙门；其次，学生何辜？他们不过抱着求知若渴的热情、抱着做事和锻炼的积极性来帮着宣传一下学术讲座，就受到如此大的惊恐压力，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于心何忍？动辄拿着政治的大帽上纲上线的做法，又怎能在高校大行其道？这样的做法怎么配得上西北政法大学宣扬的“以学生为本”的根本理念？
在上述几次谈话中，我都向校方始终如一、坦诚平和地表达了自己的如下意见：
第一，教师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没有干不正当的事情，有没有申请和使用教室的权利？如果申请教室需要补办什么手续，我可以补办。但在申请到教室的情况下，却没有与教师商量，没有经教师同意，就擅自利用行政压力取消教师使用教室的权利，这种不讲规则的做法完全不尊重一线教师。希望学校今后充分尊重我作为教师的这份权利；
第二，教师上课，会根据课程内容需要，请其他术业专攻的学者共同上课，学生欢迎，学校受益。教学方式多样化，教学过程多元互动，应不应该，可不可以？如果所请学者被认为有问题，需要审查，我希望学校有公开透明的审核，给出此人不能来讲座授课的具体理由。这样大家才有理解尊重，协商妥协的基础；
第三，请别的学者来上课，并不代表我和我课堂上的学生会认同这个学者的观点。事实上，在我的课堂上和我在各种场合与学生的讨论中，学生直接给我严厉批判的时候所在多有，并让我受益匪浅。关键的问题是大学的学术自由。观点可以辩驳，思想可以砥砺，只要是学术的逻辑，是说理的方式就好。课堂上我也会要求所请之人不要传播某种信仰、政治敏感问题等，而着眼于冷静的学理分析。我的课堂从来都是开放的，我也欢迎领导和相关部门人员随时旁听，随时审查，若真的有问题，就勇敢承担责任和后果。
第四，基于上述理由，这次突然取消萧瀚讲座，我认为需要有一个公开的理由，公正的解释，而不能不明不白，萧瀚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政治天真，真的不知道，但我希望能至少给我个理由。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告知我不能讲座的领导都只是说“这是组织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之类。我后来查了一下，发现也许与萧瀚在郑州一次讲座有关。但我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就我对萧瀚的了解，他的观点纯粹是个人的言说，我更关心的是他的理由是不是学术性的，经得起推敲的。任何人的观点都不是绝对正确的，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因为自己持有某种观点就压制别的完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对于所有人都适用，而且对于学者和教师尤其适用。
第五，就我个人而言，这完全是我的一次个体教学活动。对于如此兴师动众阻止一场讲座，我仍然认为有些过分敏感。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但作为法律人，我希望处理方式公开化、规范化、程序化，即使因为这件事今后不让我上课、限制我的自由之类，也要有公开的理由，并允许申辩。我是以学术为本的人。只要我还有机会站在神圣的讲坛，我就绝对会对得起学生、对得起法律、对得起学术。我更不希望在文明的高校出现类似于保安进课堂的荒唐行径。这实在有损这所“政法大学”的名望。
第六，最让我愧疚最不安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给无辜学生带来的伤害。我再次向这些学生表示深深歉意，也诚恳希望相关团委人员不要再搞秋后算账一类的做法。和学生过不去，真的不是什么本事。而且，我还通过别的方式得知，在这次讲座风波发生后，即有了对学生干部的指示，要求慎重参与“民间讲座”云云。我真的不明白，难道高校的学术讲座还得分什么官方和民间的？难道一场讲座搞得只有一两位学生敢到场，就觉得胜利了？这到底是学校的胜利还是对这所大学的侮辱？所以，我希望今后无论什么事情，不要给伤害到学生，不要给学生各种荒唐的指示和压力。学生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学生也只有在不断接受各种观念和思维过程中，才能真正成为人格健全的理性公民。
以上就是整个事件的回顾。“惟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我不懂政治，也不主张课堂宣扬政治，但这次校方却用政治的手段来压制一场学术讲座，伤害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我认为真的不妥。这次事件让我看清了很多问题，也明白西北政法大学之所以无法复兴的真正痼疾。这就是人生的收获。我毫不后悔请萧瀚来学校讲座，我也理解校方在目前环境下不得不取消讲座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苦衷和合理性。但我认为西北政法这次针对一名文弱学者的普通讲座的做法确实过于夸张，简直忘了这是一所大学。由此看来没有申上博士点也是情理之中。事情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对我而言，无论遇到什么的困难，我都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我还有些良知，还爱着学生，还有内心软弱的刺痛感。重要的是守护大学的精神，并且通过守护的大学的精神来守护和捍卫这个国家的未来。我做的事实在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我们在思考、在做事，在尽教师的职分。我希望我们都理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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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0
《关于让不让人说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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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惟有人才具有的特性，动物没有，植物更没有。可以肯定地说，自从诞生了语言和文字才使人类奠定了主宰世界的根基。作为世界的统领与主宰者，我们是否就应该放弃这个具有文明象征的工具而趋向于走向动物乃至植物的世界？显然这是一种倒退。
弱肉强食是大自然的本性，然而假如人类在已经是世界主宰的情况下、在掌握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文明之后仍然欺软怕硬、弱肉强食就不配当大自然的主人。因为我们是主宰就可以任意处置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包括其他物种的去留。当我们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毁掉之后也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给彻底毁了，这不是新论，几乎已经成为常识。因此违背客观规律的作为导致世界的毁灭就是迟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也许下一个世纪的来临就不是人作为主宰了，或许就是其他的物种，比如章鱼。据说章鱼非常聪明，具有像我们研究它一样的研究潜质。而这，恰恰是世界主宰的标志。
因此让人说话是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它不仅仅是权利还是义务。有了语言，人类在同类之间可以避免纷争，避免盲目，避免走弯路，避免世界的大倒退。我们可以和和平平地把所有问题解决于餐桌之前，从而彻底摆脱大自然中的弱肉强食的恶性竞争，遵从客观规律从而让世界真正地和谐起来，这才不辜负上苍对于人类的偏爱。
在没有语言和文字的地方基本上是围绕着野蛮而存的社会。因此由于语言和文字所具有的特殊效力，它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在人们流血甚至打斗之前人们有充分的机会和条件去调和化解矛盾，公平处理任何事情。只要事情的结局不公平，那么即使用语言和文字作装饰，仍然不能阻止打斗乃至流血的发生。今天世界上到处是流血事件说明我们人类真的没有好好利用、或者说公平地利用语言和文字的力量来倡导和平。
和平二字是和睦与公平的组成，也可以解释为和睦是基于公平而存在的，没有公平的和睦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一点可以通过观看中国历史而得到答案。其实世界历史上的事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公平是人世间最高尚的美德，怎么追求都不过分。作为人类我们应该放弃一切的一切来追求公平。我不知道怎么会有“在公平与效率不能兼顾时效率优先”的结论出来，其实我的看法是，说这话的人还是跳不出弱肉强食的本性使然，说白了基本上还是一副动物的嘴脸，不同的是披了一张好看的人皮罢了。说它是人，不过是形似而神非。
因此让人说话就是给人们提供解决不公平的机会，否则流血就成为必然，甚至死于非命都极有可能。除非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不公平，但是无论作为者掌握怎样的权利，无论他多么能力超凡，一旦违背公平这个世界唯一可以存续的原则，最终都会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例证，自然后果也是不妙的。无论你是权贵还是草民。我的观察发现，那些寿终正寝的人往往都是善良的，能够平等待人的人。
而公平是堂堂正正的，是不需要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的。因此追求公平的一定会允许别人说话，给别人追求公平的权利实际上也是让自己的生命延续得更加长久而已，否则，或者自绝后路，或者殃及子孙，归根结蒂都是自绝后路，因为我们养育孩子抛开所有的快乐不谈，其最原始本能也是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已。
公平意味着让自己得利，同时也让别人得利，前者只要是动物都可以做到，而后者只有人才有可能做到，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做。因此给别人提供说话的机会就是给别人追求公平的权利。世间的事就是这么蹊跷，任何关于大众的权利今天你不给他并不意味着明天他就不能自己得到，与其被人追上门来讨债不如干干脆脆做个顺水人情。这正是老子哲学的精髓。
而不能够追求公平当然就需要遮遮掩掩、鬼鬼祟祟，但这是在玩火，纸能包得住火吗？即使能，时间上来说也是非常地短暂。再者，说话的水平是需要慢慢提高的。人总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可惜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就体现在这里了，绝大多数人否认时间对人乃至物种的塑造。这是典型的文科思维的结果。你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时间，他们会说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时间在生活中的运用。很多思维方式都透露出这么一个特点：都是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下思考问题，
比如孩子说错话就一顿暴打。其实自己又何尝不是慢慢成长起来的呢？记得我的孩子大约六岁有一天我给他洗脚的时候他慢吞吞地说：“妈妈，等我长大了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现在想起来非常好笑，如果当时我以成年人的思维来度量他的话，那么他就有诅咒我死的嫌疑，这是在中国一般人在一般情态下的思虑。这恰恰暴露出中国人的思维缺陷出来。我当时并没有发怒，但也并不高兴。后来想了一下，他一定是在哪里学到了“末日”这个词汇，于是尝试着用了一下而已，应该说他掌握得很正确，但对于它有另外一层意思他并不知情，这是他的阅历所决定的，他才六岁，如果是三四十岁的人说出这话可能会让人不高兴。他的有知仅限于“末日”这个词的最初认识，至于后来的各种嫌疑那也是以后生活阅历的丰富得来的。倘若我不知道他六岁的年纪而揍他一顿说明我比他也有知不了多少，几乎等同于他的无知，所以我没有发怒是对的。最起码我知道他开始学习了另一个词汇“末日”。
这里说一些题外话，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不高兴是多么地容易。首先，别人对自己的诅咒都会生气。这其实是非常无知的，因为这显然违背了客观规律，一来生命没有那么脆弱，二来说明自己对生命的自然规律缺乏必要的认知。这都是无知的结果。一个无知的人当然很容易生气。但是中国人的忌讳何其多！！别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等，就现在这个时代一般的老百姓依然如此，我和一个南通的同事在聊天中说道，医药费用不完有什么好担心的，以后住院用嘛！她很不高兴，原来好像我在诅咒她住院似的。搞得我灰头灰脸。其实一个临近退休的人你能说她不会住院吗？
好的领导往往也是好的父母。给孩子说话的机会可以发现他的思想动态，可以训练他的思维渐趋成熟。其实说话是训练大脑的最好方式。经常在家里说话的人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能言善辩，更容易练就智慧。当然这并不包括关于是非价值观的确定，这需要父母的正确引导方能成就。因为说出的话代表着他的认知，给他说话的机会就是给他为自己辩白的机会，如果孩子话说得不对，父母可以及时纠正，如果孩子说得对的就应该肯定并予以支持。只有非常开明的父母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明明知道孩子说得不对却无法纠正，只能说明你该学习了。所以说和孩子一起成长具有着很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很多事实证明孩子的确可以促进做父母的更进一步的成熟。如果自己不愿意进步自然就不允许孩子说话了。所以我们观察可以发现，贪官是教育不好子女的。但凡贪官子女都十分无能，即便父母提心吊胆贪来的钱他们往往也守不住，因为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同样也只有非常好的领导才允许别人说话，所以毛老人家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他才允许梁漱敏在他的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挑战他的权威。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周先生都不想让他说了，但他还是给了他一次机会。那种心术不正、用心不良的人肯定不愿意别人多说话，因为怕暴露他极可能正在冒犯公平、侵占别人利益的诡计或诈术。但凡堂堂正正追求公平的人，是不担心人们说话的。而且他们看问题更加客观，知道自己并不会完全正确，或者有自己考虑不周的地方，所以好的领导喜欢广纳雅言，常常能够区分什么可以采纳，什么又不能采纳。在一大堆杂乱纷呈的言论中他往往能够独具慧眼识别有价值的信息。只有多听多看才具备这种能力。而不让人说话在这个层级上显然就差得很远，闭目塞听就像撤消了自己的岗哨。不听并不等于一个客观的事实就不存在，中国古人的忌讳往往无视很多具有警示作用的言论，结果导致自己最终衰败的命运。是自己给自己挖了陷阱，自己又客客气气地跳了下去。
所以我的结论是，不让人说话是鬼祟之人心虚的标志，更是无能的体现。曾经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对因为报纸大肆诋毁自己而引出幕僚想要制裁报界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也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其中的道理如出一辙。做的正确的别人质疑来质疑去最后反而更加理解了，因为公平的缘故。事实上内心公正而强大的人是不怕别人污蔑的，时间可以验证一切。只有内心公平的人才会成为内心真正强大的人。
布鲁诺、哥白尼因为言论而被迫害，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人类历史上推进了社会进步的人，这正是“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最典型例证，相反以权威的高压态势把他们置于死地的人早已经灰飞烟灭，少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作为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就会有流血事件的发生，当流血事件发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事态就会有新的变化。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可以更迭，但人民不会变，除非屠城。
言论自由的存在与否的确最终决定着政府的命运。
20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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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1
顶这些有良知的老师们，你们就是黑夜中的点点星光，给我们以光明的幻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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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2
从现实看到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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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2
如果萧瀚讲错了，你们可以辩驳呀？
你们到底怕什么？就连公开辩驳的勇气都没有？
一个文弱书生，就让你们如临大敌？
瞧你们这点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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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4
谁在祸害大学，谁在祸害中国，这段文字写的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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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5
在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军阀主政还是蒋公主政，大学都保持了思想自*由和独立性，军人出身的蒋公对知识分子是很尊重的。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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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5
一篇理性的文章。
这个国家的大学，其自由度远远不如文明国家的幼儿园、小学
教育部部长还不肯承认教育体制有问题，别说教育体制，还有**体制等等都大有问题
积重难返，呜呼哀哉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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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7
听说现在大学都是混，老师混课时，学生混学分，能有这样的老师真少见。
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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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7
连个讲座都容不下的人，他们的内心一定非常的阴暗。
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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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8
万恶的国民党旧社会都可以办报纸杂志，教授可以拥有自由的思想空间，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反而越来越艰难了呢？？？
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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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11 22:28
学校的大大小小领导，都是思想警察!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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