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写作的“死磕精神” - 传媒教育网

最近担任红网“论道训练营”特色人才班的“导师”，集中阅读了不少青年学生的评论/理论习作，激发不少新想法。在最新一期的批改意见中，我说了这么一句，“类似理论性、政策性、政治性强的议题，尽量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

“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虽然是脱口而出，却是思考了很久。之前我写过一篇调研笔记《如何撰写一份好的调研报告》（政邦智库，2023年10月8日），援引学者郑永年的观点，原创性的思想必须有现实性，能够解释、理解中国现象，诊断中国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由此引出了一个关于撰写调研报告的基本问题，即“政论性报告”与“策论性报告”的区别。

我认为二者的共性之处是，都需要强烈的问题意识、现实精神和有效思维。区别在于，政论之道，主要是解释问题；策论之道，主要是解决问题。政论之要，立理以驭事；策论之要，即事而穷理。政论之妙，重在分析，贵在研判；策论之妙，重在建议，贵在献策。政论之法，需要借助一定的思维模型来解释问题；策论之法，需要着眼一定的价值目标来解决问题。

这种区分，不仅是对“评论智库化”趋势的观察，更能为青年评论写作者提供方法论参考——我发现，初学者常陷入“重意义、轻定义”的共性误区。再次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意识到，虽然我近几年侧重做了大量智库工作，但长期的评论写作、编辑、研究经历，对评论写作的思考更加“精细化”“专业化”，这些“观察”对于初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发现了他/她们的评论写作有哪些特点，该如何规避或解决？“少谈论些意义，多探讨些定义”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的考虑？

眼光更长远一些，可以从胡适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1919年7月20日）说起，以及当时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温这篇经典之作，摈弃时代背景，纯粹从观念认知和写作方法而言，依然不失其价值。在胡适那里，“舆论家”和评论家、意见领袖等概念是大同小异的，他认为，“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他明确并不反对“主义”，也不反对研究“主义”，只是对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更为理性的判断：“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科，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最值得关注的，是胡适提出了“思想三步工夫”，对于当下有评论写作兴趣或者有学术研究志向的人来说，可谓切中肯綮，语重心长：“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就个人研究评论的多年观察，中国评论史可以分为三大写作传统，文人论政，学人问政，宦人议政。从引起的关注和相关研究来看，学界多关注“文人论政”，“宦人议政”近些年也有较多关注，而“学人问政”相对关注得少一些。无论是尊重历史的态度，还是当下重视“专业评论”的趋势，都有必要关注这一传统，及相关学人评论家的具体表现与思想方法。在研究了近百位评论家、政论家的“学人问政”经历后，一个颇为直观的感触，“问题与主义”之争，既是多数写作者必然面对，也是深刻影响评论史走向的“议题”，乃至成为评论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具体到年轻学生的评论写作，“主义”可以具象“意义”，而“问题”也可替代为“定义”。有些人习惯于绕开“定义”直奔“意义”，有些人甚至大谈特谈“意义”，如此，不免隔靴搔痒。尤其在辩论中，参与各方貌似在同一个“词汇”下激烈交锋，实则对“定义”并无共识，往往看到南辕北辙，看似喧哗热闹，实则了然无效。

从评论写作单篇文本的“内部”看，围绕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或多层面的分析，或多角度的观察，最后逼近真相，而面对“类似理论性、政策性、政治性强的议题”，则意味着首先要从厘清“定义”的内涵与外延开始。

从评论写作系列文本的“外部”看，主要是围绕某个“议题”持续关注，聚焦关注，从而达到一种深层的理解与洞察。职业经历看，我所参与、见证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除劳教管理条例”等系列评论，都是如此。而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就是在创造“意义”，而非去宣扬“意义”。

谈论意义，相对容易，很多人可能不问事实，不看问题，不想定义，就让“意义”空对空畅游一阵子。而“问题”，则需要沉下身，埋下头，认真去观察、思考、研究。2010年的时候，我和一位政治学者做访谈，期间他感叹说，“当下中国，伸着脖子说话的人太多了，坐下来静心思考的人太少了。”结合本文，就是谈论“意义”的人太多了，探讨“定义”的人太少了。

若干年前，我曾对一位年轻评论员说，如果你一年写100篇评论，十年就是1000篇，如果你每一篇选择不同的选题，坚持下来，你可以成为知名的评论作者，但是如果这1000篇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议题，你就可以成为资深学者了。而1000篇评论的积累聚集同一个问题，就是“死磕精神”的表现。

过往的评论经历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我邀请人文学者陈平原老师撰写“大学小言”专栏时，他结合2008年起同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的双重经历，对两地高等教育制度展开比较观察，不同维度，不同视角，最终形成专著《大学小言》。我邀请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撰写专栏时，在“舆论场”的视角中，他一篇接着一篇探讨舆论场的密码与方法，这也是他的专著《弱传播》的写作基础。

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我在写作《周其仁是如何写专栏的》的时候发现，他的不少著作都是由媒体评论专栏汇集而成。如《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货币的教训》、《病有所医当问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竞争与繁荣——中国电信业进化的经济评论》等，持续、集中探讨某一现实具体问题，勾连理论与现实，贯通经验与调研，联动思想与方法。

正因为此，“死磕精神”的核心，不在于姿态的热烈，而在于思维的韧性：少谈论泛化的意义，多关注精确的定义，本质上，则是少谈一些抽象的主义，多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围绕问题本身刨根问底，层层深入。

1.“死磕精神”体现在验明“核心概念”。就像福柯说的“知识考古学”一样，养成考古概念的习惯，动笔开写之前，先对涉及的核心概念“验明正身”，特别是一些政策新词汇，精确定义是什么，大致脉络是什么，明确在谈论中的边界与语境，这是展开写作的基础，或许只是三言两语，却让行文更为稳健。

2.“死磕精神”体现在追问“关键细节”。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打破砂锅问到底，意思就是在一些“关键细节”上往往会具体体现为一个又一个的追问，“真的吗”“为什么？”“然后呢？”，“下一步会怎样？”，提问、追问最见功夫，通过这条隐形的逻辑链，才能彰显评论内在的张力与深度。

3.“死磕精神”体现在钻研“重要问题”。回顾我的评论经历，发现涉及一些“重要问题”经常会会用“古今中外法”，比如“古今”，会采用“前世今生”的简史梳理，从脉络中发现问题，再如“中外法”，采用“它山之石”的办法，看同一问题在不同语境场景下的表现与走向，这种方法简单而有效，为“死磕”提供相应的突破与参照。

4.“死磕精神”体现在优化“论述文风”。“死磕”不是“抬杠”，不是为“磕”而“磕”，论述文风上也要警惕“战斗式”话语体系，可以有数据，可以有案例，可以有细节，可以有故事，如果能增加现实中的“经验质感”，即来自生活中的有意调研，真实体验，也将提供更为真实有力的佐证。

评论写作，本就是“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法华经》），在碎片化和快餐化的时代，这种“死磕精神”不仅是评论写作的底色，更是思想者需要坚守的专业品质，唯有扎根事实，唯有深耕问题，方能渐入佳境，方能不断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