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的力量，同样在于改变世界 - 传媒教育网

想了许多，还是暂且用这个标题吧。没有半点去夸大评论价值的意思，而只想表明，真正的评论，不是飘在天国中的空论，而是回应具体实践问题的力量。所谓“评论的力量”，也传递了一种从整体层面的判断，或者是期待。

作为观点的表达、自我的实现、价值的探求，评论无论如何演变分化，是否有力，都始终是人们参与社会变革的途径，自然也是反映一个时代发展的标尺。在近代以来波澜壮阔的思想憧憬与时代变革的交织中，我们隐约看到了评论的力量，因寻求人的解放而显得异常鲜明。

这一切的重要源头，显然是《湘江评论》的创办。这份只存续了一个月、发行了四期的周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胆识与远见，在当时宣传新思想的数百种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预知世界趋势和湘中曙光”的窗口，影响了郭亮、向警予等一批新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样，在毛泽东的新闻评论实践中，我们看到评论的力量，显然也在于改变世界。

《湘江评论》创办前，青年毛泽东就已下定决心走出校门，欲读懂“无字之书”。1916 年5月，毛泽东冒雨从湘潭县步行至湘乡县四十都东冲，留宿同学家，完成了第一次“游学”。1917年，毛泽东同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以及文房四宝，不带分文而靠给人写对联、代人写信，换些盘缠，开启了第二次“游学”。历经一个多月，步行900多里，走遍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深入湖南农村，与知识分子、农民、商人、地方官、寺庙方丈交流，查阅县志，了解湖南实际情况与农民实际生活。身无分文的青年毛泽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与农民吃住一起，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和欢迎。与农民们聊家常生计，他们告诉这位也说农家话的读书人，政府的盘剥使许多人走投无路，甚至参与暴动，毛泽东被深深触动。

正所谓“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以向社会学习，向百姓学习，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践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青年毛泽东说到做到了。

当他的志同道合者，纷纷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却选择深入基层调研，只因感到更需要掌握具体国情。如他所言，“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于是，这些游学的经历，以及扎实研究实事和真理的迫切愿望，变成了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呼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无论是《〈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还是檄文《民众的大联合》，抑或是临时增刊第1号上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都深深烙上了立足实际而探求真理与研究问题的意识，一改先前思想界的空洞之风。他借“健学会”的成立，揭批了当时的思想界陋习，强调“能见之于事实”。一句“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展示了毛泽东评论注重实际调研的鲜明特色。

《湘江评论》被查禁之后，毛泽东继续主编报刊及撰写评论，执着于“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的信念。1927年他回到湖南，历时32天写下了《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意在回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指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宁愿放弃农民同盟军而迎合反动潮流的错误认识，引发广泛关注。之后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都是实实在在深入群众的调研。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提及想“骑马调研”，后因为美国入侵越南而作罢。1960年毛泽东的专列过济南时，他对身边人说：“我就是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走，一条黄河，一条长江。如果你们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

我们都说毛泽东的文章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而这座高峰的起点，显然是他对“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矢志不渝。以此观照，当今一些人写评论，热衷于材料组合，热衷于空洞概念，远离了生动的社会实践，搭建一个所谓的“写作班子”闭门造车，这又如何写出有力量的文字？

从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的40篇激情澎湃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他从受康梁影响的唯心主义者，彻底转变为唯物主义者，深知改变世界须得依靠群众的力量，为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铺平了道路。

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像一些人仅靠捧着书本学来的，而是因斗争需要，从研究实际中领悟。正所谓“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斗争需要胆识。毛泽东的评论以“敢言”著称，直指问题要害，痛击反动势力。如《〈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所昭告天下的，“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要一改旧观的问题，或要打倒的强权，涉及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国际等领域，这些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

当年的激扬文字，似乎穿越了时空，依旧响彻湘江两岸——“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读罢给人斗争的力量。湘江边上的这一声声“怒吼”，不仅展现出了青年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也传递出了一种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

当然，毛泽东也非一般的政论家，而是一位拥有战略思维的政治家。他写政论也是为了革命，揭批反动势力。在他的文字里，我们可领略到立意高远却又具批判策略。

首先，他区别对待批判对象。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批判坚决不含糊，火药味十足。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一文中，毛泽东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什么“人道”“公理”可言，只不过一方的“国际强权”打倒另一方的“国际强权”。在《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可怜的威尔逊》等文章中，他更加尖锐地指出，美、英、法、日等出席巴黎和会的这些国家，“满嘴平等正义”“国族自决”，实是“一类的强盗”，他们在乎的是分赃多少。

与反帝反封建不一样，毛泽东对旧文化传统的批判，要温和得多。如他在《不信科学便死》中这样写道：“两星期里，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钟（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显然，语气及措辞远不如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批判激烈。

其次，注重突出典型案例。他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明晰事物内部规律，依据规律得出应对之道。1919年11月14日，在湖南长沙，一位眼镜店老板的女儿赵五贞，因不满买卖婚姻而自杀于花轿之中。毛泽东了解事件原委后一连在报刊上发表了10篇评论，猛烈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呼吁砸碎套在广大妇女身上的道德锁链。诸如此类以典型案例剖析，显然增强了评论的力量。

再者，重视在斗争中团结广大民众。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民众“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毛泽东站在农民、工人及其他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着他们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受到的压迫，启发他们去思考，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对农民朋友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地去求解答。”

与梁启超“启民智”不同，毛泽东的“民众观”从一开始，就是深入群众，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寻求他们的拥护与支持。正如他所言：“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种信念也是他的基本立场。

他的观点不仅有研究实事的根基，也有立于事实之上的批评锋芒，实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他的评论与革命实践融为一体，于是评论成了斗争艺术，也变得富有激情从而更有力量。

在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中，毛泽东渐渐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启示我们，理论从来不是纸上得来，从来不是概念推演得来，而是从实际生活中探求而来，在斗争中总结经验而来，同样，评论若要有力量，须回应时代之问、挺立时代潮头。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同样，评论一经掌握读者，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接着马克思又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显然指出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关键，就是抓住“人”这个根本。

一是要有鲜活表达。毛泽东评论语言的鲜活，在于通俗化，尤其是故事化。《湘江评论》创刊的那个年代，百姓受教育程度低，若沿袭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言风格，可能没有几个百姓能够读懂，即使文字上再深刻有力，于现实也没有多少意义。

毛泽东的文字通常善于运用精准的故事，说到民众的心坎上，使民众感同身受。正如他所说：“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当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湘江评论》第1号中的《走昆仑山到欧洲》一文，他是这样描述的：张元奇又说：“什么讲求新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宗孔逆挽潮流。”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同时他也注意讲一些民众熟悉的关心的事，把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毕竟，舆论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且现实的。引导舆论不仅要“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更要认识到舆论本身就是一个“活事件”。

二是要有思想增量。评论的背后是理论较量，是知识较量。真正能影响舆论，发挥改造世界的力量的评论，往往具有理论的深度，具有一定的知识密度。要不然尽是一些“口水话”，也难以启发人。毛泽东的文字通俗，常用农民工人的话语，却远不止于此，还将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植入其中了。

如在增刊1号《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对思想界的现状进行了高度提炼，说此前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每一类概括都精要地给出了论证，从古至今的事实信手拈来。“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颇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韵尚未尽歇”，这一句话足以概括当时湖南思想界发展的脉络。

《湘江评论》尽管只发行了四期及一期增刊，可涵盖的主题、知识非常丰富。“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新文艺”“放言”“湘江大事述评”，一系列特色专栏，形式多样，内容涵盖国际、国内，宣传各类新思想。

让你的观点成为一帧网页，与世界做更多的连接，以此摆脱“思考的幻觉”。这要具备知识转化的能力，管理好“知识库”，或优化知识体系。而优化知识体系、实现“思想的增量”的前提，是有它的核心框架。在这里，这个核心框架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是要有宏大气派。毛泽东说：“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的文章自然有一股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气势。

先看几例，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

在《湘江评论》之后的评论写作中，毛泽东那股磅礴凌厉的文气，始终迸发于字里行间，如海之波涛，读来令人振奋、震撼。尤其是，他的文字中形象生动、故事化的特色日益鲜明。譬如：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是他学贯古今、博通中外，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无比丰富的政论资源、文化资源。毛泽东一生爱读书，十分欣赏西汉贾谊、初唐马周、中唐刘蕡这三位中国历史上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多少有些这三位政论家的影子。

无论是选题，还是论证，抑或是风格，毛泽东的评论都是独具一格的，具有政治家的气魄与格局。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从创办《湘江评论》开始，渐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子。我们写评论，评论也在形塑我们，这是唯物史观传递出的基本要义。正如马克思还说过：“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时至今日，评论作为一种表达观点的文体从未式微，而是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如何创新话语，连接广大网民，依然是当务之急。毛泽东起步于《湘江评论》的写作实践，于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