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42年，《人民日报》的3篇文章 - 传媒教育网

这套书的封面装帧庄严简洁，朴实无华，而内容精湛，耐人寻味。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

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汇编印出这样几十册书，凡2000万言，首先应当感谢许多译者的辛劳。翻译家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从来受到人们的爱戴。古代的玄奘，近代的严复、林纾，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当代的翻译家，著名的、有名的、无名的，都应该受到人民的称赞。

第二点感想。八十五年前（1897年）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出版印刷发行综合企业出现在中国。整理旧籍，介绍新学，传播知识，奋发图强，是当时创办者们的朦胧信念。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民族中有远见卓识的人，奋力打开原来封闭的窗户，向外间世界寻求自救的富强之道。

因此，严复译《天演论》（初版于1898年），林琴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初版于1899年），引起了全民族的激情。“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原来不奋发无以图存。进化论的思想在那时激励了这个在内忧外患压抑下的民族的爱国心。就连《巴黎茶花女遗事》也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因为它揭出了那样一个社会悲剧，为冲破封建意识几千年的重压提供了感情的撞击力。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列宁语），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要用这许多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的思维能力，要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然后我们才能够建设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否则，如列宁所说，“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

这50种书自然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系统，但是如果出版家能够坚持年复一年地出下去，到一定时候就可以看出系统性了。无论如何，这套书的选录是严谨的，原著是有代表性的，译文是认真的（其中有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例如郭大力、王亚南之译亚当•斯密，杨东莼之译摩尔根，以及朱光潜、贺麟之译黑格尔，周建人之译达尔文，还有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翻译家，都是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翻译水平的）。虽则有些译文还需要修订，特别使编辑部门感到不安的是序跋、索引、注释等等还不尽善，这只好期待着以后不断改进。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陆续刊行，将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工程的一个部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所有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都可以在这些代表作中汲取一些有用的养料。我是这样确信的，我相信思想界、翻译界、出版界的同道们也一定会这样认为的。

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套丛书目前只能配到3100套，也许是少了些，但这不要紧，“万事起头难”，有了3100套，就可能有31000套，乃至31万套。只要有读书界支持，出版的难题是会逐步得到解决的。这是丛书刊行之际我的最后一个（却不是最不重要的）感想。

10月18日，为期5天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落下帷幕。中国作为主宾国，既展示了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古籍出版物，又展示了世界各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物，还展示了大量反映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的精品出版物。与《中华善本再造》、《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反映中国优秀文化的图书一起出现在中国展馆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这套400种490册的皇皇巨著，几乎荟萃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等方面的重要代表著作，足以代表“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也足以代表中国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不懈努力。作为一套记录中华民族博采世界各种文明之长的大型丛书，作为一套被誉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作为一套开阔了几代读者视野的经典读本，“汉译名著”让世界各国优秀文化融入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征程。

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如果从那时算起，汉译名著已经走过百年。百余年来，凡在世界学术史上有反响、有定评，在某一学科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均通过汉译名著传入我们的知识谱系，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思潮的代表者的作品也都通过汉译名著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汉译名著从无到有，与商务印书馆历史上的4位“主持人”张元济、王云五、陈翰伯和陈原息息相关。1902年张元济入主商务印书馆。这位点过翰林，任过清朝外交部门官员的维新志士，早在梁启超和汪康年办《时务报》时，就建议多译西书，作为“鼓舞人心”、“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他主持商务，其故交严复的所有译著也就转到了商务。到1912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8种西方名著已全部出齐，每一部都一纸风行。

商务首兴于张元济，再兴于王云五。1922年，王云五接任商务编译所所长。这位自学成才、20余岁读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原版的“杂家”，“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192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出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第一批图书，1933年又出版了第二批，此套丛书出版约230种。

1959年，陈翰伯出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与总编辑。之前的1958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刚刚重新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他风趣地称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是“洋务”，他就是洋务派。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时间，商务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395种，几乎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一网打尽。陈原是另一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出版家，他有一个颇为著名的出版理论——“盯着前人想着后人”。1982年，在商务印书馆迎来85周年馆庆前夕，陈原决定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系统整理出版过去的西方学术著作。于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69册隆重推出。随后，有了第二辑、第三辑……1984年，商务重新出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外国报刊曾对此发表评论说，中国能公开出版弗洛伊德了，这说明中国是开放的。

从汉译名著长长的译者名单中，可以看到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贺麟、朱光潜、陆志韦、齐思和、费孝通、周建人、潘汉典、何兆武……他们几乎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摆渡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到中国的事业中。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辞世的3天前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1980年，已经83岁高龄的朱先生开始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6年的时间，拖着病体，终于完成了译稿。皇皇三卷本的黑格尔《美学》的出版更是波折不断。《美学》第一卷译作“文革”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第二卷译稿在“文革”时被抄走，打扫垃圾的朱光潜先生又在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被抄走的译稿，欣喜若狂的他每天偷偷地对失而复得的译稿秘密进行修改。1974年，尚带着“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朱先生，应商务之邀开始翻译《美学》第三卷。1981年，《美学》三卷四册才全部出齐。

一部黑格尔的《小逻辑》更是倾注了多位大学者的心力。把《小逻辑》最完整、准确地翻译为中文的，是著名哲学家贺麟。商务1980年版的《小逻辑》，是贺麟在1945年上海商务版、1954年三联版连续两次修订的基础上再次修订过的，整个翻译过程历经40年。贺麟先生认真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程度。1954年三联版的译稿他曾请冯至先生、王太庆先生各校阅一遍，即使这样，1980年出版时，他又做了较大改动，并请罗念生、周礼全、叶秀山、王玖兴等翻译家和哲学专家对照不同语种的版本再次校阅。正是在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下，“汉译名著” 丛书为中国学术著作翻译建立了标准。从序言、译者注、索引到参考文献、原文信息、人地名的译名，商务的处理几乎做到了完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先生认为：“中国多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受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些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的熏陶、教育和培养。可以说，对于推动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恐怕它的作用完全不亚于一个社会科学的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假定没有这套丛书，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可能会延误不少，阅读了商务出版的经济学名著，基本上就对西方400年的经济发展史有了清晰的了解。

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整理和翻译中外文化遗产的工作就被推上了出版日程。有关领导指示说：整理我国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名著这件工作，就类似建造房屋中的打基础和架梁柱的工作，有了这些典籍，就能构成各门学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骨架和脉络。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有关部门成立了“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1984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世界古今有定评的学术著作都翻译出版。这一指示令出版界欢欣鼓舞，它表明了一个开放的国家对待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态度，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了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人们重新意识到，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和萎缩。持续至今的西学译介热潮由此展开。文化学术上的“高楼大厦”，只能一砖一石地去垒。曾翻译了包括《社会契约论》、《思想录》、《法国革命论》等7种传世甚广的“汉译名著”的学者何兆武先生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在于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上。

“此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整理出版，只是一个新的起点。”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涛说。“汉译名著”才刚刚走了很短的路程，今后会有更多的世界优秀文化走进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提供必要的文化积淀，为正在融入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2024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迎来出版1000种这一里程碑。42年，1000种，累计销量数千万册……作为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宏大的学术翻译工程，丛书在浩如烟海的外国学术名著中精选精译，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打造参考“锚点”，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知识的力量。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个金字招牌已经深入人心。柏拉图《理想国》、卢梭《社会契约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经典之作常销常热。近日，随着《哲学原理》《古典罗马法》《认知语言学》等“上新”，丛书千种主题展览在京揭幕，出版研讨会同步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启丛书出版新的篇章。

“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82年50种，1996年300种，2011年500种，2024年1000种……一组组数字像一个个脚印，标记着中国人汲取世界学术营养的历程。“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谈到丛书的重要意义，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曾这样说。这是一套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丛书。把时间轴拉长，以学术出版扛起文明开化交流互鉴之重任，肇始于百年前风云激荡的年代。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学说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随后，汇集当时各种学术思潮的丛书陆续推出，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带来“远方的蒲公英”。

改革开放初期，学术读物需求剧增，一度出现“图书荒”。在丛书第一辑发刊词中，商务印书馆时任总编辑陈原感慨：“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时代的需要。”黑格尔《美学》、米涅《法国革命史》、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一批译著问世，为一代青年学子铺开广阔的学术与求知之路。“我们这代学者就是以这套书为铺路石，一点点确立起当代中国的学术规范。”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韩震说。今天，中国学界早已摆脱“图书荒”，对丛书出版的期待，从“有没有”变为“好不好、多不多”，时代召唤着学科种类更丰富、翻译质量更高、视野更开阔的学术译作。“近年来，丛书出版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放宽，二是地区和语言范围不断扩大。”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李霞表示。收录的时间下限，由过去约定俗成的“原著出版于1848年之前”，逐渐向后推至20世纪40年代、80年代乃至世纪末。同时，编者也将目光更多投向西方文明之外，越来越多中亚、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经典著作次第上架，从原语种直接翻译的著作日渐增加，带来原汁原味的学术食粮。

“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啃下一本汉译名著，就像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刻下一处坐标。”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张鹏瀚说。2017年，一名外卖小哥一边等餐、一边看《西方哲学史》的视频走红互联网；地铁公交上，不少读者手持丛书、聚精会神阅读的照片，引发社交媒体上的探讨与共鸣；书店里，在庄重震撼的丛书五色“彩虹书墙”前，向往知识的人们打卡拍照……

丛书为什么如此受欢迎？除了选题精当、译文优良、体例严谨，更在于其广泛收录不同文明的经典之作。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小文认为，汉译名著具有经典性和系统性两大特点，所选书目均为代表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思想和文化精粹的学术经典。“翻译经典，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对应，更是两种思想的对话。”对商务印书馆学术编辑中心主任李婷婷来说，丛书译者的这句话令她记忆深刻。小到一个词，大到一个选本，丛书翻译始终体现着时代气息，始终展现着今天的中国人如何看待人类的思想精华。“汉译名著是要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找到‘锚点’，服务当下和未来的读者。”李婷婷说。这座知识的殿堂，由出版界与学术界合力筑就，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美学家朱光潜在辞世前三天，趁家人不在，艰难地向楼上书房爬去，为的是把维柯《新科学》注释部分完成。历史学家戚国淦年逾耄耋，坚持为多种书目撰写序言，他说“序言写好了，也是学术论文”。

今天，一批年富力强、充满热情的译者接过“接力棒”。长期从事学术译介的学者张卜天，以“开拓中文语言边界”的态度进行研究型翻译，经常为一个词爬梳几种语言的原著，终成“没有翻译腔”的《文明的滴定》，让“李约瑟难题”被更多学者和普通读者关注。每一个参与者的专注与用心，汇聚成蔚为大观的千种“汉译”，滋养着渴望知识的心田。“汉译名著打开了一扇世界学术事业发展的窗户，让我们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它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高培勇表示。

橙、绿、蓝、黄、褐专色墨样一字排开，蒲公英标识烫金铜版小巧精美。在主题展上，两组展品吸引参观者驻足。丛书封面印制的五种色彩和一朵蒲公英，成为万千读者心中“知识”的形象代表。“王曦同志：对信中所列的几个问题，修改如下……”墨绿色的方格稿纸上，工整书写着译者对编辑的答复；“老师您好，我查看了一下外文，这里对应的德文应该是……”微信对话框里，编辑与译者的沟通图文并茂。主题展上的另一组陈列，展示了几代丛书编辑与译者的沟通往事，字里行间，洋溢着切磋琢磨、精益求精的精神。“这套书太厚重了，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它。”投身丛书出版工作20多年，李霞如此感慨。用情用心，是因为在编辑团队看来，他们担负着一种文化使命。做汉译，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往前看，有几辈人积累下的经验，往后看，有未完成的目标，如果没做好，既有愧先贤，更有愧来者。以学术译作肩负起文明互鉴使命，需要扎实的专业素养。近年来，根据出版需求和学界需要，商务印书馆持续壮大丛书编辑力量。丛书编辑都是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出身，过去，懂小语种的编辑较为匮乏，翻译法文、德文、拉丁文等著作，只好以英译本为对象，难免造成信息损耗，往小了说，可能影响读者理解，往大了说，甚至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现在，随着掌握各种语言的编辑队伍不断充实，编辑专业能力进一步提高，原汁原味的译作不断涌现。

定期召开选题规划会，严选书目，正式翻译前进行试译稿审核……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品控”规范，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出版工程。如今，数十年经验凝结成《汉译名著编辑出版体例规范》《商务印书馆学术译著翻译规范》等规范性文件，涵养着高质量译作接续生长的土壤。尤为特别的是，丛书实行筛选机制。进入选题范围的书目，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或纳入各学科名著译丛出版，进而考察社会对该译本的评价。那些经过读者检验并最后通过专家论证会考评的书目，才能正式入选“汉译名著”。谈到译介外国学术名著，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表示：“我们不是西化，而是吸收他们好的东西、优化我们的传统。”“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上看，1000种太少了。不怕规模大、不怕时间长、不怕难度高，从现在开始，我们朝着丛书2000种，扬帆再出发。”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