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口述史 | 杨保军：板凳甘坐廿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 传媒教育网

出版学术专著“新闻十论”——《新闻事实论》《新闻价值论》《新闻观念论》《新闻规律论》等十余部。2024年出版“10+1”（“新闻十论”新修+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总论）。出版本科教材有《新闻理论教程》、研究生教材《新闻理论研究引论》。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曾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秀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二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教材奖一等奖等。

10本书，超400万字，这是杨保军花费20多年完成的学术工作。自1999年撰写博士论文《新闻事实论》至今，杨保军始终将新闻学重大基础性理论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为建设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大厦培土奠基。

他曾在撰写博士论文后立志写下“新闻三部曲”，却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发现新闻理论世界更为广阔的天地。从“三论”到“十论”，不变的是对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世界中获得久远”。

2024年，“新闻十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新修版的“十论”被纳入“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丛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这反映出它们对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贡献与价值。

“‘新闻十论’整整用了20年时间。回头望去，我由青年、中年开始步入老年，黑发变成了‘二毛’、再到近乎全白，但当年的愿望也由想象一步步变成了摆在面前的文本，思想变成了可触可摸的文字，说实话，自己是相当欣慰的。”当“新闻十论”正式出版时，杨保军如此感慨。

《新闻事实论》是杨保军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他“十论”的第一部。在书中，他围绕“新闻事实”这一核心概念，系统地对其进行剖析，并提出很多原创性的看法。例如，他在将新闻事实放置于新闻生产动态视野下考察时提出，新闻事实仿佛就是流水线上不断变化存在形态和样式的事物，最初具有客观形态的事实被传播者以观念化和符号化方式转变成信息形态，而当它被受众接收和解读时又形成新的形态。时至今日，尽管传播媒介不断更迭，但这些判断却依然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在杨保军正式攻读博士时，他就已将“新闻事实”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谈及将此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他说，除了事实在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和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核心地位外，也囊括了他的学术“野心”，“我想通过选择这样一个基础性问题的办法，为自己今后的学习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样的想法在博士论文出版后得到了具象化的延续。2001年10月，在杨保军留校任教后不久，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新闻事实论》，他有了再写《新闻价值论》和《新闻自由论》两论的想法。他的导师童兵先生在《新闻事实论》出版序言中写道，“‘三部曲’搞成了，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一个贡献”。

备受激励的他在2001年年底开始着手《新闻价值论》。在写作过程中，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学者就新闻基础理论问题做系列研究：彼时资历尚浅的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童兵先生，经过半年筹备组建，很多人“面露难色”，表示“此事不好做”。面对如此情况，童兵先生鼓励他，“你若情愿，就一个人慢慢做吧”。

2003年，《新闻价值论》正式出版，《新闻自由论》两三万字的写作大纲基本完成。“我想着再用两三年时间，写完《新闻自由论》，‘三部曲’就结束了，然后再做其他问题的研究。”但也在这时，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也进一步推动“十论”的诞生。

2003年11月的一个夜里，接近11点时，一位老先生给杨保军家打来电话。“他不紧不慢、‘笑眯眯’地告知我：‘祝贺你，保军，你这个小老鼠掉到大米缸里啦，你的论文《新闻事实论》入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啦!’”这位老先生，正是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

“方先生电话里又鼓励了我几句，我表示了感谢，还表达了继续努力的决心”，杨保军回忆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不仅名声听起来还不错，同时也是件比较实惠的事情，因为可以申报特别资助基金。我申报了‘新闻理论基础系列专论’研究的课题，承诺写三部专著——《新闻本体论》《新闻真实论》《新闻道德论》。这一下子等于把自己‘逼上梁山’，但也因此我正式规划起‘新闻十论’的写作”。

于是，20年间，一个个原创性极强的理论观点得到输出和阐释。他在《新闻精神论》中指出，新闻精神的核心是求实为本的科学精神、公正至上的人文精神、和谐为美的自由精神：他在《新闻道德论》中将新闻道德原理、新闻道德规范论、新闻道德品质论等综合起来，建立综合立体的新闻道德理论体系：他在《新闻主体论》中提出“三元传播主体类型结构”，将职业主体、民众个体和非职业新闻传播主体等共同纳入研究视野，从理论层面回应了媒介变革所带来的传播关系调整……

这些内容得到了新闻学界的普遍肯定——一些学者撰写了评价文章：有些专著被一些新闻传播学院列为研究生、博士生必读书目或参考书目。

此外，“十论”中的多半著作获得了不同类型、层级的奖项。除《新闻事实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外，《新闻价值论》《新闻活动论》《新闻道德论》《新闻观念论》《新闻规律论》分别获得了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第九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二等奖，《新闻观念论》还获得了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新闻规律论》获得了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新闻精神论》《新闻规律论》等也曾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这些著作到底分值几何，获奖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是要交给未来的时间去说话。”在杨保军看来，总字数超400万字的专著集是对他过去20多年来新闻学研究的主要总结，他也在等待另外的机会总结并出版他对其他领域一些问题的思考与研究。

36岁入学的“大龄”博士，专科物理、硕士哲学、博士新闻学的跨专业背景，以及中学老师、报社编辑等过往多重身份都让杨保军的经历多了一层“传奇”色彩。或许，正是这样一条独特且难以复制的成长之路，造就了如今的他。“在这些不同地方、不同的岗位上，我能以不同的视野、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层次上经历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理解中国社会”。

杨保军形容自己从事新闻理论研究是“半路出家”。“曾做过5年多中学教师，7年多《陕西日报》记者、编辑。”这是在《新闻事实论》的作者简介上的一段话，短短一行字凝结了12年的光阴。

渭南师范学院物理专业毕业后，杨保军曾经在陕西省耀县柳林中学工作。这座背靠大山、面临小河的学校如今已经变成一座宾馆。到西安市第六十六中学工作后，他考进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开始以学术的方式“思考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

硕士毕业后，他进入陕西日报社工作，在那里，每一通接听过的热线，每一篇撰写过的评论，每一盏照亮夜班版面的灯光，都在刺激着他、推动着他走上新闻研究的征程。

“我看到的事实、我亲历的实践、我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促使我从一个新闻一线的工作者转变成了一个新闻理论研究者。”正因如此，尽管他所研究的都是理论问题，他的许多研究中没有大量的案例，但他所提出的命题、得出的结论却不是悬浮的，而是能正中新闻实践靶心的，是能回应中国新闻业困惑和问题的。正是那12年的时光为他后续的研究注入了丰富的实践阅历和生活经验，那是独属于他的学术田野。

“高校教师，除了教学是首位的事情，下来最重要的就是科研，何况这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没有好的科研，本质上很难有好的教学。教学是前台，科研是幕后。”留校中国人民大学后，杨保军再一次开始教书育人，和此前的中学教育相比，他认为对大学教学科研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在他的课堂，没有插科打诨的段子。他只是朴素地，将自己缜密的思维和逻辑思考，将自己的最新成果原原本本地向学生传递。“科研就是为教学准备教案，但却是一件细水长流、老牛慢车的事情，需要观察实际、阅读文献、适当交流、独立思考、不断写作”。

在很多人看来，杨保军是一位高产的学者，而高产的背后，源于他的写作兴趣，也源于他独到的写作方法。“写作过程，要说不辛苦，那是假话，但要说多么辛苦，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作为研究者，能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也是很美的事情。”

谈及他的写作方法，杨保军说：“很多人以为我写作速度快，其实不是，我写得比较慢，但有一个可能不错的习惯：一旦一本著作比较成熟的写作大纲形成，正式写作开始，我就进入比较‘死板的程序’或写作模式了。只要没有课，没有其他特殊的事情，每天写1500字，不多写，多写基本是灌水。这样一年只要写200余天，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就基本写成了，再拿出一年半载的修改，也就基本成形了。”

杨保军还有一种特殊的著书方式，他称之为“遍地开花”：“我自己感觉效果还不错。一本书，不管篇幅多大、章节多少，我采取的不是从前到后一章一节地写，而是哪一章、哪一节想好了、资料比较充实了，就先写，不管前后顺序。这种方法的一个好处是写作始终是整体推进，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进入写作状态后，不管从哪个渠道获得的材料，只要有用，一下子就知道该用到哪里，不仅不浪费材料，也提高了写作效率。”

对于像杨保军这样的文科学者而言，写作和研究的道路注定是孤独的。一盏灯、一张桌、一台电脑、一摞书就能构筑起一方研究的天地，剩下的便是自己独自苦思冥想。他说，“做学问，不是搞比赛，看谁跑得快，而是看谁耐得住性子，耐得住寂寞”。所以，面对外界的纷扰与诱惑，尽管没有选择超然的生活态度，但他却尽可能让自己远离过多喧嚣，通过掌握生活节奏的方式保证自己的学术清醒与冷静。

或许，这样的处世方式和学术道路在外人看来，让本就枯燥的基础理论研究之路更显孤独。但他却表示从不孤单，因为他将人生路上经历的每一个难忘瞬间都默默铭记在心，对来自家人、导师、同学、同事、学生的关心、交往和帮助，都难以忘怀。

“读书、思考、研究、写作需要时间，需要安宁、清净，但自己有了时间，有了安宁、清净，有些人就得为你忙起来、跑起来。人们容易看到台前的人，很难看见幕后的人，但没有幕后人的辛劳，台前的人是表演不好的。”他说，“新闻十论”的出版，让我再次深切感受到一个学者的成长，一个研究者和思想者的学术成果的传播，绝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研究者、思想者自己可以单打独斗的事情，而是需要各种组织、机构的支持，需要个人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

他将每一份感激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善言辞表达的他，却能在文字间流淌出最真挚的情谊。他会在“新闻十论”的每一篇后记中，将这些人一一记录。

而在每一次的后记中，爱人是每次都要着重感谢的。他在《新闻事实论》致谢中感谢她含辛茹苦，勤俭持家，默默关心他的学习，处处关心他的生活：他在《新闻规律论》的致谢中写道“她总是不允许我在各种文字中提及她”，但他认为他的背后“确实有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在“新闻十论”的总致谢里，他写到这份“感谢”已经难以表达，尽管她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人，却是所有的其他人都不能替代的，“因为所有的其他人，都不是她”。

每年九月，新生入学，他总会在第一次和研究生的见面时讲讲他的箴言，“爱学术，爱生活”。他也在如此践行着，“新闻十论”是他的学术，他与爱人在一起，便是生活。

不断向上的成长经历、扎根大地的实践经验、苦心钻研的学术精神造就了今天的“新闻十论”，也成就了今天的杨保军。在这其中，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因素是，他的研究问题，始终关注的是中国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业。

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来，我一再宣称的、也是努力践行的基本学术态度是：以中国经验为根基，以世界眼光为境界，以原创精神为动力，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与水平。”

以此为目标，他认为，自己的研究通常是在观察事实、大量阅读、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想法，然后运用既有概念，再创设一些必要的概念、塑造一条主线、建立一个结构，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叙述出来。“新闻十论”是如此学术生产的结晶。而它们之所以能被列进“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书系，恰好说明了这些成果的“中国特色”所在。

在“新闻十论”写作完成后，杨保军并没有停滞，依然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内容要写。“我想做的研究很多，想写的东西也很多，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思想随笔、读书眉批等着我整理，但时间精力有限，我得量力而行。第一位的还是教学，这对教师来说是职责，是天职”。从2019年以来，他还花了两三年时间和学生们一起完成“新闻十论”的整理和修订。

2023年起，杨保军承接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开启“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致力于回答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诸多基础问题，思考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构成、概念体系等具体问题。此外，伴随媒介技术、人工智能等不断发展，新闻领域的新问题开始涌现，他也继续从新闻理论的角度针对新现象、新事物发出他的呼吁，提出他的见解与看法。

对于现在的他来讲，要做的事情或许还有很多。“但在我心中更加重要的事情，其实已经念叨很多年了，也写了好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就是要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本科生写一本原理性的新闻理论教材，为我国的新闻理论教材建设做一点新贡献。”

杨保军一直记得方汉奇先生说过的话：“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除了教材，培养更多具有中国立场、关注中国现实的学生也是他的重要任务。“要建构比较完整的新闻基础理论研究大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不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于是，更多学生跟随他，走上探寻新闻理论基础研究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道路。

他对待学生，就像他写论文、搞研究一样，做得多、说得少，总是把关心和担忧放在心里，把言传身教体现在修改论文的一字一句中。他将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训练看得格外重要，严格要求他们按照规划时间完成论文写作，然后他再一字一句，甚至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地做眉批、做修改。

在他的学术指导下，有的学生研究了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起源，有的侧重研究了新闻与新兴技术的关系，有的关注新闻哲学、新闻媒介体制，有的关注了新闻实践……无论学生们具体的研究题目为何，他们很多沿袭着导师的步伐，从基础理论视角对中国新闻业、新闻实践、新闻理论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展开深入研究。学生们最终成为他研究道路上的同路人。

如今，一批批学生已经踏出或即将踏出校门，开启属于他们的人生新篇章。当看到学生们以各自的方式为社会服务，展开自己的生活、成就自己的人生时，是杨保军最感欣慰的时候。他说，他很期待常常与学生们联系、交谈，“这使我获得了另一种特别美好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