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的老高三，文革让我失去了高考机会。70年代，我在山西阳城县委宣传部担任普通干部。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春潮。我受到洗礼，走出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迷信，不再唯书唯上，开始独立思考，萌生出一些新的体悟，情不自禁地写成文章，大胆向《人民日报》投稿，竟然都得到了回音，有几篇还公开发表了。
1981年7月1日，胡耀邦在庆祝建党60周年大会上说：“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
胡耀邦这段论述，使我想到邓小平1956年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又严厉批评了“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认为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基于这些理解和认识，我写了一篇《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阐述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民主的本质内涵，剖析了党内外危害这种内涵的各种错误倾向。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很快就在1981年9月21日的理论版发表了。
1982年，全国开展“五讲四美”和“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强调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把“青年服务队”、“学雷锋小组”、“红领巾卫生街”等形式，作为“学习共产主义”的“有效方法”。我写了一篇《共产主义信念与理论修养》，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须以共产主义信念作为根基和支撑，仅靠个人狭隘的实际经验，仅靠一般性的号召和先进人物的感化作用，共产主义信念是不可能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也难以落到实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章寄给《人民日报》十几天，就在1982年9月3日理论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同时，我还收到理论部主任何匡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你的关于共产主义信念和理论修养的文章已经收到，决定于九月上旬刊用。由于往返费时，清样就不寄给你了。请谅。”
1984年初，我写了一篇《从制度上保障干部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文中说，革命战争年代，“在反动统治的屠刀之下，一出现干部脱离群众的迹象，很快就会被血的教训所纠正”。“党执政以后，客观环境对干部进行考验和筛选的作用不存在了，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较之战争年代显著增加了”。要防范和消减这种危险性，必须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这篇文章寄给《人民日报》，也于2月27日在理论版刊发表了。
我投稿不止这三篇。有些文章发表不了，何匡主任和相关编辑也及时写信给我说明情况。
在不少地方，书记往往被俗称为党委和地方的“第一把手”，政府行政首长是本地的“第二把手”。这种俗称与准则和宪法的规定不相符合。1981年初，我写了一篇《不宜称党委书记为“第一把手”》寄给《人民日报》。何匡主任看后于3月16日给我回信说：“对于‘第一把手’的说法，我以为，可以研究，可以建议不用，但也不必写文章去评论。理由有三：一、这是口头上的习惯说法，一般不在正式文件上称书记为‘第一把手’；二、文章所指出的‘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并非来自‘第一把手’的说法；三、相当时期以来，在口头上也不这样去称呼了。鉴于以上理由，你的文章我们就不计划采用了。”
何匡
同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我写了一篇《孙中山敬重马克思主义》，何匡把稿子转胡鑑美处理。胡编辑11月6日写信给我：“您十月十五日致何匡同志的信及《孙中山敬重马克思主义》一稿，收到多日了，迟复为歉。由于纪念辛亥革命的时间性已过，而且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所以经过研究，我们不准备编用尊稿了。特此奉还，请您收存。我们目前需要一些学习《决议》的体会文章和思想评论，您如果愿意就这两方面写些稿件，我们是很欢迎的。学习《决议》的体会文章，可就一个问题或一个观点，联系当前实际问题和现实情况，谈些体会。思想评论除您体会较深的问题撰写外，也可据最近发表的邓小平谈党风一文中所列的某些观点论述。文章都请力求精炼，思想评论尤其希望短小精炼，现在我们发表的思想评论一般往往在1500字左右，当然您初稿稍多一些无妨。”
同年末，胡鑑美就我寄去的两篇稿子复信说：“尊稿《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制止党政领导干部职业化的倾向》都收到了。前一篇稿件，由于种种原因，报纸上不宜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不拟刊用。后一篇稿件，您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在报纸上也不能公开探讨。这篇稿件如果在内部刊物上能发表，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惜本报无此类内部理论刊物。上海文汇报有这样的一个内部刊物，刊名叫《理论探讨》，您是否愿意投寄该刊一试？这个建议，供您参考。”
四十年前自己写的这些文章，不论发表或没有发表，认知的幼稚、欠缺和局限性显而易见，当年大环境的春风拂煦里也潜含着隐隐的料峭寒意。不过现在偶尔翻阅，觉得写作时的那种氛围以及文中的观点和祈愿，已经是那么遥远了。
八十年代初与《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几年交往，给我留下的记忆很温馨，很亲切。《人民日报》当时是中央第一大报。我只是一个在外省山区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和报社任何人没有私交，他们先后发表我三篇文章，有的还安排在理论版头条位置。不能刊用的稿件，何主任和胡编辑也写信说明相关情况。他们这种诚挚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我感动一生，没齿不忘。何匡主任是从延安走来的老革命，曾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在山东大学担任过领导职务，文革前就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作出过重要贡献。1983年春天，我到北京出差时，曾拜望何老，他在百忙中亲切接待了我，给我以热情鼓励。
如今，我已经77岁。这段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值得铭记和珍惜的回忆。
来源：丁东小群
编辑：程正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