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名记者？出彩的稿件，不会被埋没 - 传媒教育网

本文系樊云芳2009年10月写的一篇文章，原题为《凭什么认定我一定能成功？》，原载《新闻实践》2009年第11期，转发分享如下：　　

卢云第一眼看到我的眼光，我形容不来，或者说我从不敢承认：那眼光里带着一丝惊讶，一丝不悦——特别是那眼光接触到我腆起的腹部的时候。这眼光使我全身一颤，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一直躲着这位顶头上司。

1978年5月底，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中，光明日报重新在各省建立记者站，一支实力雄厚的记者队伍形成了。记者部主任卢云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而我，同样来了3个月，却连一条消息还没发出来，显然是个“不合格者”，更难堪的是，竟然还挺着个大肚子，卢云心里一定在想：莫名其妙！

我听说，这位卢云早在50年代就是光明日报的名记者，笔头很硬，水平很高。闭幕会上，他操着浓重的扬州口音，语重心长地向驻地记者殷切致辞：“……希望你们能珍惜这种荣誉，珍惜这种机会，希望在座的同志中，今后能出一批名记者。什么叫名记者？就是他的名字一在报端出现，就会吸引众多读者的目光，同样一条新闻，他的报道能比其他记者的报道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坐在后排的我听痴了：原来可以这样解释、这样理解名记者！“文革”10年，我们天天在接受另一种教育：凡是与“名”字挂钩的人，譬如名作家、名教授、名演员，就一定是反动的，越“名”越反动。而今天，我突然听到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是如此合情合理，如此地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顿时，我对这个外表儒雅、观念前卫的记者部主任产生了莫大的好感。当然，我更对他下面的承诺感兴趣：“同志们，光明日报需要名记者，读者在呼唤名记者。请相信，报社和记者部会积极创造条件，为地方记者的成才和成名作出努力。只要是真正出彩的稿件，在光明日报是不会被埋没的……”之后的8年，这位记者部主任实践了他的承诺。在他的麾下，涌现出一大批驰名全国的名记者。

那时，我已怀孕9个多月，但还挺着大肚子搞“地下工作”——阳泉等地一些农民因所谓“反大寨”被打成“反革命”关进大牢，虽被释放但仍不予平反。我秘密采访后，回到太原正在代笔“农民来信”。一位医生朋友来家看到我，大惊失色：“你将要临盆了呀，还不赶快走！这里距上海千里地呀，你是打算生在火车上啊？”第三天，我把这组“来信”发到北京，给记者部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卢云。

“知道了，我会看的。”言简意赅，他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听说我预产期就在几天内，电话里的声音很干脆：“好，马上就走。”我刚要放话筒，卢云又说：“等一等！”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慢很温和：“你，一路小心！”我心里顿觉得有点发热。

当时法定产假是56天。我按期返岗，在北京转车时顺便去了报社。这次卢云见了我脸上有了笑容，他告诉我，我那组“农民来信”与副总编马沛文撰写的本报评论《放下“反大寨”的棍子》一起发表后，在全国读者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你很勇敢。”他表扬说，但也仅仅这4个字。接下来就是非批评的批评了：“要做个好记者，必须苦练基本功。回去多读一读其他记者站写的好报道。”

一晃过了两年，又到北京开驻省记者会。我怯生生地把一厚卷稿纸递到他手上：“老卢，我带来了一个稿件，请您看一看。”他捏着这厚厚的“万言书”扬了扬眉毛，似有些惊讶，但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会还没开始，他就找到我座位跟前：“我昨晚看了，题材还不错，就是作者议论得太多了。记住，记者的使命是记录事实，不是要当评论家。回去后用心改写，用事实本身说话。可发3000字。”

山西省中医院。一间静谧的单人病房。里面的“主人”栾茀已病入膏肓。他，就是我“万言书”里的主人公。“癌症啊……极左路线是我们国家的癌症啊！……”一阵气喘使栾茀脸憋得铁青，他爱人把他抱起来轻轻拍着他的背，我慌慌张张地喂他喝了一小勺水。这是一个放弃留学美国的机会、在解放前夕冒险搭乘货轮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历次运动中受尽磨难，但他仍在大学教学岗位上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挣扎着给山西省委写了关于全省工业改革的建议书……

我的第二稿产生了，14000多字，标题就叫《癌》。这里的“癌”包含两层意思：一指栾茀身上的骨癌，二指摧残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随即，我赶紧去北京，把稿子交给了卢云。

卢云没有开场白，直截了当：“小樊，这一稿比上一稿高明多了。看来只要作者有信心，文章是可以改好的，不在于资历长短。”他很痛快：“这样吧，给你一个版。”

他耐心地给我分析：栾茀的美好追求与摧毁这种追求的极左路线，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越是把美好追求的那一面表现充分，对极左路线的揭露也就越深刻。“因此，我建议你把主题的重心移一下，从揭露极左路线，移到歌颂美好的追求上。”他倒了一杯水递给我，流露出难得的激动：“你知道吗？昨晚看了稿子我很久睡不着，我想，这篇通讯的标题应该叫‘追求’。栾茀他毕生追求国富民强、追求真理和正义，这种追求精神是当前迫切需要提倡的时代精神，他的形象是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因此，这篇报道写好了，栾茀就会成为时代的典型。”

他的分析令我折服，他的激动感染了我。但我马上想到的是：主题转移就等于把原稿推倒重来；而且写正面典型比写悲剧人物难多了，就凭自己那点水平，能行吗？

看到我犹豫，卢云语重心长：“我当记者几十年，深知一个记者，一生中碰上这样的重大题材是不多的，如果你这一次轻轻放过，将会后悔一辈子。”他站起身来赶我走：“别磨叽了，赶快回去，争取在栾茀生前见报。”

可我赶回太原时，栾茀已经离开人世。我和丈夫丁炳昌就干脆沉下心来深入采访，素材记了5个笔记本。第3稿，足足写了十来天，长达18000多字。不料，卢云的评价是：“很遗憾，这一稿不如《癌》感人。”

卢云召集记者部同志讨论我的稿子，大家七嘴八舌，越说我越心乱如麻。很显然，靠填鸭式的突击不可能使写作水平飞跃，拔苗助长乃枉费心机。身心俱疲的我情急之下，请求卢云另选高手去写，并表示我自愿提供一切素材，不要求署名。

但此时卢云的态度斩钉截铁：“这个稿子非你莫属。我相信你能写好。”他凭什么相信我？我默默地流眼泪，中午饭没吃，晚饭也没吃。

第二天，我又被叫到卢云的办公室。我愣住了，里面坐着大名鼎鼎的报告文学作家理由。他当时挂职在光明日报记者部，但极少露面。恰恰是理由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关键在于这一稿只写了栾茀的“高大”，没写出他的人情味。“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讲给我听的那些活生生的细节还原进去，把栾茀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稿件就成功了。”

14000字的长篇通讯《追求》一气呵成，同时发表于光明日报和山西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文摘》等转发转播，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电影剧本、连环画。之后又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作品，并被陆续选进20多种书籍。

这就是我的成名作！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卢云究竟凭什么认定我一定能成功？一个在驻地记者中排在“尾巴”的记者，一个在本报连2000字的通讯都从未发表过的年轻人！

一年后，卢云又一次支撑我跃上新的高度。那是报社派我去印度新德里采访第九届亚运会，让我去开开眼界，稿件由一起去的老牌体育记者夏浩然写。但启程在即，机票和护照都拿到了手了，报社外事处却要临时换人。因为这是“文革”后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各媒体都派出了顶尖高手去比拼；同时，新德里是讲英语的，可老夏和我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又怎么能够施展得开？

这对我当然是件很难堪的事，但也没法。卢云听说后，拿定了主意：“我看你文字功底好，又提前作了采访准备，去闯一下！我去跟外事处商量，还是让你去。来，我预祝你采访成功！”

就这样，我登上了波音747国际航班。而这次不同寻常的采访经历，成了我新闻生涯中的新起点：我与老夏采写的新闻特写《“飞天”凌空》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这是第九届亚运会上千篇新闻报道中唯一获一等奖的作品。

之后，我成了报社的特派记者，一年中有半年在执行记者部的重大采访任务，奔走在全国各地。一到北京写稿改稿，我就成了卢云家里的常客。他家就在报社旁边的宿舍区，下了班，他常招呼我一起走，顺便在路边小铺买几个包子。他是不会做饭的，遇到他夫人回家早，就再熬点稀饭。吃完，就在他那间小书房兼客厅里开始神侃，内容离不开稿子。多数时间是我在讲，各种各样的报道题材，他总是静静地听着，时而插一句：“好，这可以写条消息，1000字左右，发二版头条。”或者：“这个题材还是写通讯吧，不要太长，2000字。”有时候，他会站起来，到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翻到某一页，指给我看：“就参考这一节，你看，就这里……”

夜深了，卢云把我送到楼梯口，甚至送到楼下，而我的臂弯里，夹着他借给我的一摞“参考书”与资料。如今，当我回忆起那间幽静的小书房，心里依然如沐浴春风般的温暖，如收获秋果般的充实。

而他那间办公室，在我看来始终笼罩着神秘感。在栾茀的报道前后，光明日报连续推出了张志新、蒋筑英、孙冶方、张华等一系列知识分子人物报道，在全国形成了一波波震撼的热潮，而最初的信息汇聚点正是那间普通而简陋的办公室。每天全国各地有上百个电话打到这里，有上百份稿件或内参传到这里，比较、选择、分析、综合，一条条采写指令也从这里发到全国的驻省记者站，打响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新闻战役。当我每每踏进那间办公室，看到卢云静静地埋头书案的瘦削背影，感受到一种自信与有条不紊的氛围，领略到“台风眼反而是最平静”的那种意境。

卢云简直就为新闻而生。他的每个细胞都长着新闻“眼”，他的每根神经都在捕捉着新闻。1982年底，我和丈夫丁炳昌从古纸堆里意外地发掘出一条“消息”：在出土文物、2400年前的古乐器“曾侯乙编钟”上，不仅有七声音阶，而且有完整的十二半音；这套编钟能在任何一个乐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这个事实将结束音乐史上一场漫长的争论：在这之前，一些中外学者曾断言，中国的十二律是在战国末年由希腊传入的，而中国出现旋宫转调更是在汉代之后。

当时我兴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又害怕万一搞错了闹国际玩笑。一天中，我7次拿起话筒又7次放下，下午5点多时，我实在按捺不住，用颤抖的手拨通了卢云家的电话。电话里，我把已背诵了许多遍的“消息”内容连珠炮般地发射出去——因为他听电话很少超过3分钟。然而这次，他只听了不到2分钟就截断了我的话：“不要说了，稿子写了吗？”“正在写……”“写完立即送审，今天晚上9点钟之前，把稿子传真到记者部。”我看了一下手表：5：28，只剩下3个半小时了，心里有点发慌：“老卢，可能来不及……”我的话再一次被截断：“那就推迟到10点。我在记者部等你们的稿子。”

我傻眼了。随即又跳起来，抓起笔。我写，丁先生连改带抄，一抄完两人蹬上自行车就飞也似地往博物馆冲去审稿。虽然是冬天，我俩紧张得全身冒汗，而谭馆长已在办公室等候。然后再飞也似冲回来，扑到电话机跟前。

一夜醒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条1100字的消息——《我国古乐器编钟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已经在本报一版头条高规格推出：通栏标题，配大幅照片加花边。见报的当天，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17种语言向国外播发了这条消息，国外的许多媒体纷纷予以转载。

之后，我所在的记者站对编钟的报道一路领先，从编钟能演奏《欢乐颂》到编钟复制成功，到《曾侯乙墓的“地下音乐厅”被搬上舞台》，连续发了3个一版头条，把全国“编钟热”推向高潮。

老卢，你现在可好？你是否还记得、还牵挂你亲手带出来的这支记者队伍？而我们，都还在怀念着你——这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来：那年元月，在光明日报的全国记者会上，有人提到过几天就是你八十岁的生日，老记者们顿时行动起来，给你写了充满感情的祝福信，然后，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