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证“建设性”，见证着这种带刺的文体艰难的生存环境，为了求生，可能不得不拔掉一些刺儿，弱化某种让被监督对象不舒服的地方。
特别理解这个前缀，人们是想保护这种文体，破除一些地方对舆论监督的对抗心态。监督的权力很容易滥用，建设性也是一种“自缚媒介权力”“自我约束”的努力。我的前同事、韬奋新闻奖得主吴湘韩，作为著名的调查记者及调查报道的大编辑，他对自己的报道及调查选题有著名的“六不原则”：不撕裂社会伤口；不增加社会焦虑；不扩大阶层裂痕；不加剧社会对立情绪；不做“一叶而知秋”的推论或全称判断；不低俗。对可能撕裂社会伤口、增加社会焦虑的选题，宁肯放弃。这种“六不”，就是一种自觉的建设性心态。
因为舆论监督报道涉及人命、财产及公共利益，所谓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毁誉忠奸，背后有复杂的利益纠缠，带着很强的对抗性，很容易惹上官司。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被监督对象的反扑，所以每家媒体在舆论监督的把关上都非常谨慎，有一套超级严格的“自律规范”。一位著名调查记者是这样说的，不要以打酱油的心态做媒体，不要以放火的心态做媒体，不要以钉棺材的心态做媒体。
多年前，中青报连续几年做高考舞弊方面的报道，记者一般在开考当天晚上就把稿子发过来了，时任总编辑陈小川一般都会按着暂时不发，缓个两三天发。他说：7号肯定不发，为什么？我们想得非常清楚，全国都在高考，关系到一千万孩子，再加上家长、长辈，按4：1的比例算的话，几千万人。假如这时候捅出那么大的惊天大案来，对所有高考的孩子是一个消极的影响。当天发肯定是爆炸性新闻，但当天发的社会效果不好，为什么？媒体陷入不道德了。我们做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情，不能自己陷入不道德，必须谨慎地衡量一篇报道的社会后果。
负责任的媒体，负责任的记者，天然会带着“建设性”追求去操作舆论监督报道。我想说的是，舆论监督是一种天然受到诸种力量约束的文体，很多双眼睛都盯着：媒体机构的内部把关，同行的专业监督，被监督对象的诉讼压力，上级的监管，大众无数双眼睛的凝视——不存在“谁来监督舆论监督”这个反身问题，种种约束，使舆论监督天然有“建设性取向”。在这之上，再去强调建设性，给这个报道戴上太多的镣铐，会使这种文体失去舆论监督的基因，沦为一种“监督舆论”的鸡肋文体。
“建设性”是一个好词，但很多时候，“建设性”不应该成为捆住媒体舆论监督报道手脚的绳索，而应该把这个词甩给被监督对象：不是媒体的报道不够建设性，而是，政府部门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舆论监督。不是把舆论监督报道当成“舆情”，不是以“舆情洁癖”态度把调查记者当成“狼来了”，不是一看到负面报道就觉得影响了本地形象，而是把这种暴露问题的报道当成提升地方治理能力、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抓手，这是最应该有的建设性。
你说，这一次新京报《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的舆论监督报道，是不是建设性呢？当然是，你不要问记者有什么“用心”，不要问媒体“报道的动机”，不要苛求报道的每一个细节。国务院食安办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彻查罐车运输食用油乱象问题，对于违法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将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开展食用油风险隐患专项排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这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态度，建设性的反馈，建设性的行动，将推动食用油隐患得到排查。
决定报道“建设性”与否的，不在媒体和记者，而在官方是否有建设性心态。媒体再客观的报道，再负责任的姿态，再审慎的操作，如果某些人带着本能的敌意，带着“你们给地方添麻烦了”的对抗心态看待报道，建设性都会坍塌。
“建设性”不能成为某种对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单向捆绑与苛求，而应该是一种互动，媒体谦抑，被监督的地方与部门建设性地看待，共同解决问题。确实，监督性报道会让一个地方受到负面评价，但引发负面的，首先不是报道，而是“存在的问题”。评价一篇报道首要的原则应该是“是否符合事实”，而不是“善意恶意”。首先不是对抗性地去应对“舆情”，而是解决媒体帮着曝出的问题。问题解决了，结果就是建设性的。
所以，真正的命题其实不是“建设性舆论监督”，而应该是，官方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舆论监督。去除了那种“记者添乱”的敌视态度，把舆论监督当成一种建设性力量的话，报道可以帮着地方解决很多问题，帮着监督黑心商人，帮着监督贪官污吏，帮着保护大堤的安全、空气的清新、水源的清洁，帮着推动解决那些想解决而没解决的事，荡涤那些阴暗的角落，推动社会的进步。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吐槽青年博士”微信公众号
主编：刘娟
编辑：蒋婷婷
校对：李媛 毛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