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的爱因斯坦”：汤因比和他的世纪之问 - 传媒教育网

“文明都是亡于自杀，而非他杀。”“一个民族的所有苦难，都是这个民族的民众自己选择的结果。”“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其衰亡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力量不过是其衰亡前的最后一击。”他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两度参加巴黎和会，还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登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他被誉为“世界通哲”“史学界的爱因斯坦”“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到连“文明的敌人”希特勒，都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他就是参透了人类文明奥秘，写下皇皇巨著《历史研究》的旷世奇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汤因比的一生，连电影都不敢那么拍——1889年4月14日，汤因比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父亲是一位热心的医生，母亲是一位历史学家；6岁时，汤因比就从母亲讲的睡前故事中，熟悉了英格兰历史；1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能用这两种文字写诗；18岁考进了亚当·斯密的母校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22岁便成为牛津大学研究员、导师......

如果说青年时的汤因比是一个“学霸”，那么壮年时的汤因比就是一个“学神”——史学界神迹。他用10年时间做准备，又用34年的时间创作，完成了12卷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该书颠覆了以往史学理论，总结出文明兴亡的规律。这部书前三卷一出版，汤因比就“一战封神”，迅速扬名世界。1936年，他受邀到纳粹德国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期间，希特勒亲自与他会晤，并授予他“帝国总理勋章”。不过，希特勒这么做，并非出于对史学的尊重，而是因为汤因比能影响到英国高层。汤因比不仅当过教授、作过记者，还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过5年，1925年起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一直任职到1955年。在担任公职的30多年时间里，汤因比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两度在战后参加了“巴黎和会”。在晚年写的回思录中，汤因比用“离奇而闹心”来形容“巴黎和会”的经历。在他看来：和会上，唇枪舌剑的代表们令人沮丧，互不相让的强权政治游戏令人失望，最后达成一致的结果也是毫无价值、悲哀至极。在看透历史与现实后，汤因比非常悲观。不过，这种悲观也与他个人的悲惨遭遇有很大关联：1909年，他的父亲就因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1939年，他的母亲去世，同年，他的长子也自杀身亡；1942年，汤因比与第一任妻子罗萨琳德维持了29年的婚姻也开始走向破裂，4年后正式离婚。不过，汤因比毕竟是“世界通哲”，他虽然悲观，却并不绝望。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奔波，他在世界学术研究中耕耘，他反对战争、反对国家至上主义，他捍卫和平、抨击种族歧视，他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时刻关心着人类的命运。在汤因比看来，理解人类及其社会，决不能脱离真实环境，与苦坐书斋相比，“自己亲自看上一眼，往往能看到二手资料永远都无法传递的信息。”于是，在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借助受邀访问和讲学的机会，他与第二任妻子维罗妮卡一起走遍了世界六大洲，中东、日本、印度、中国…都留下了汤因比的足迹。1964年，75岁的汤因比在游遍世界之后开始撰写回思录，但他不是要追思自己辉煌的过去，而是要以凡人之躯求索人类的命运。他比谁都明白所有的文明都有终结，但他还是试图找到为人类文明“续命”的“药方”。他把自己毕生最具总结性的思考都写在了这本书里——《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汤因比在书中写道：“爱就是上帝”。他相信，爱是永恒之物，“除了爱、忠和真，一切事物都是虚空.....权力亦是虚空......但是真、忠和爱，把地下的地狱和天上的天堂分开。”作为一个基督徒，汤因比认为，爱并不是万能的，但只有“爱”能拯救人类文明。看过他作品的书友，因此亲切地称他是“爱的战士”。1975年10月22日，“爱的战士”汤因比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曾深爱过的世界。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思想，却永远值得我们用心思索、回味、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