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乡//三十年前“6.6空难”新闻背后的挣扎与努力 - 传媒教育网

30年前。1994年6月6日上午。
西北航空一架苏制图-154M型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而起，飞往广州白云山机场。9分钟后，飞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解体坠毁，机上搭载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60人无一生还。
这是中国航空史上最惨烈的空难之一。

空难发生的当天，我值早班。那时的晚报都是当天中午1~2点上市。所以各家报纸比拼的都是当地上午12点以前的重大新闻。
大约是9点半左右，新闻部主任刘东明跑步进了编辑部，手里挥着一篇稿件大喊：“重大新闻、重大新闻，一架名航客机在长安县鸣犊镇上空坠毁。”
天哪，飞机坠毁、空难，这些传说中的大事件在我们身边发生了。那是怎样的悲伤惨烈、又是怎样的恐怖惊悚？

我问消息的来源，东明说是市公安局和民航的通讯员分头打电话告知的。
消息总共也就三四百字，发出来也就是常说的一块“豆腐干。”但新闻就是这样，字越少，信息量越大。
东明已经安排了文字记者陈伟、胡波和摄影记者赵康赶往现场。我赶紧安排在一版撤换稿件。
东明说：“《西安晚报》大概率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们可能是独家。”
我说：“这种事情，独家不见得就好，没有底气，没有策应，出了事情独自承担。”
东明说：“你现在简直就是一只惊弓之鸟。这种事情人有办法吗？这也是百年难遇的~呸呸呸~的重大新闻。”
是呀，谁会盼望飞机失事呢？但是它千真万确的就是发生了。

时间一点一点走过去，10点，平安划过；11点，平安划过。快到12点了，我在最后的样子上签下了“付印”两个字，长长吐出一口气：“OK。一切顺利。”
看来这个重大的、独家的新闻发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声猛然想起来，那么刺耳，那么响亮。
我大脑”嗡~”的一声。意外一点都不意外地来了，响亮地、不留情面地、恰到好处地来了。
大家都看着电话，没有人去接。就像面对一个烦人的孩子，让它叫去吧。电话终于停下来，大家长出一口气，但是立刻又一次、再一次响起来，不屈不挠。

整个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东明一把把稿子摔在桌子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我看了他一眼说：“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活着。”
东明又一拍桌子：“没有舆论监督谁，没有娱乐八卦谁，就是一场灾难，怎么了、怎么了？不发稿它就没有发生吗？”
谁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实环境就是这样的。发什么或许需要原因，不发什么却不需要任何原因。
所有的编辑记者们大眼瞪小眼，一副不甘心的模样。七嘴八舌地喊着：“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怎么坚持？”我问了一声。
大家也都明白，一旦出问题，担责的就是我。
有人说：“就说报纸付印了，来不及撤稿”；有人说：“就说你突然晕倒了，送医院去了，不知道此事”。
东明说：“为了新闻，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一下就有点炸毛：“把我牺牲了就像放个屁。报纸呢？报纸被牺牲了谁来承担责任？”
大家不吭声了。但是没有人离开办公室，都憋着一股气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也不想放弃，再垂死挣扎一下总比直接死了好点。就将电话打过去，小心翼翼地说：“报纸已经付印了，稿子来不及撤了”。
电话那头只说了四个字：“停机。撤稿。”就像扔过来四块砖头。
放下电话，我无奈地摊摊手告诉蔡百鸣：“撤稿”。
东明气得抓起稿子夹进自己的公文包，连吼带叫：“发吧发吧，发你的形势喜人、效益大增、全面增长吧，简直没救了。”

《三秦都市报》关于6.6空难的消息就这样撤稿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海内外媒体，铺天盖地发了“空难”的消息。

我还是不甘心，想着怎样挣扎和周旋，才能让读者得到一些更多的来自现场的真相和报道。要知道，我们的记者可是全国第一家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媒体记者。他们手里有大量的现场采访和照片。这是新闻最珍贵的东西，全国独一无二。
首发完美错过，那么在后续报道上可不可以做点文章？比如，文字用新华社的通稿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可不可以配发我们的照片？

摄影记者赵康拿着自己在现场拍的照片前后跟着我叨叨：“你知道现场有多惨烈吗？你知道那些消防官兵和武警当时是怎么搜寻遇难者尸体的吗？你知道有人被吓晕过去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我只知道：不能发稿。”
赵康还是跟着我，不依不饶：“这么真实的现场照片不发，对不起读者”。
是啊，大灾难面前，给读者一个真相、给遇难者一种悲怀、给历史一种记录是新闻人的职责所在啊。

宋总背着手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每一个领导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会这样走来走去，好像自己的脚就是历史的笔尖，正在地上写着什么。或者自己的脚步就是一粒粒种子，能扎进脚下的土地，长出什么。
大家一言不发，万分紧张的盯着宋总。良久，宋总猛然停下步子转过身说：“发！但一要保证画面在央视上出现过，二要保证画面上绝对没有尸体”。

我浑身一轻，好像卸下了什么东西。它们还存在着，只是转移到了宋总的身上。这需要一种胸怀和品质。
当时我们是动了心思的。上边对文字做了各种规定和要求，却遗漏了照片。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钻的空子。所以，我和值班主任们一起选了四张照片，尺寸很大。几乎占去三分之二个版。
最后样子出来后，宋总又来了。指着一张照片上模糊的背景说：“有尸体，立刻换掉。”
我装模做样的看看：“有吗？看不清楚。再说，时间恐怕来不及。”
宋总说：“让你换你就换。”
我不再多说一句话，跑步下去换了照片。

时间来到6月10日，距离空难发生已经4天。外报消息、通讯、照片等已经发的满天飞，而空难源地陕西的媒体除《三秦都市报》发了一组照片外，再没有任何关于空难的报道。

那几天的日子真是难熬啊。社会上谣言满天飞，市民能把热线电话打爆，询问空难具体情况，大骂“记者都是白吃饭的”。
新闻的沉默让读者费解，也让记者们牢骚满腹、怨气冲天。因为空难现场，几个记者在细雨烂泥和呛人的血腥中整整工作一天，掌握着大量、全面的情况，可是，什么都不能写。
我苦口婆心地劝解大家，但如骨哽喉的感觉让人绝望而痛彻心扉。

最终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跑到宋总办公室说：“我想给刘部长打电话，陈述记者的职责和看法”。
任何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总是顾虑前边有重重险阻，可能啥也做不成，想到了困难还是不放弃，努力再去争取一下，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
宋总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很郑重想了想，将自己的大脑袋点了点，嘱咐我说：“说话要有分寸，不要适得其反”。

回到办公室，我有一次用豁出去的姿态拨通了刘文义副部长的电话，刚说出自己的名字，刘部长劈头盖脸就斥责：“谁让你们发照片了？不出问题则罢，出了问题咱再说”。

我又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一口气说下去：“刘部长，陕西是空难的发生地，理应准确及时的将消息发往全国各地，以正视听。但是现在，全国各地发了各种各样的报道，陕西一直在沉默，成了一个新闻盲点和空白，陕西人民会问：陕西的记者和新闻官员干什么去了？面对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新闻事件无动于衷，是不是一种失职？此其一。”
刘部长在电话那边“嗯？”了一声，想插话，我赶紧抢在他前边说：“第二、第二，我们理解不让发稿是考虑事关重大，害怕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现在谣言满天飞，说可能有炸弹、说失事地的农民捡钱。如果放任这些谣言蔓延发展，真的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现在的选择应该是尽快加大报道力度，让新闻、让事实、让真相站出来说话，谣言不攻自破，民心安稳，社会才稳定”。

我一口气说完心中压抑了许久的话，就象火山喷完了炙热的岩浆，呼呼喘着粗气，等着刘部长骂我或者批评我。
但是，刘部长沉吟了一会说：“情况我们也知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我又没说连正面报道也不许发。”
我连忙说：“谢谢部长、谢谢部长，我明白了”。几乎是下意识地反应，我“啪”地果断挂机，将刘部长的“但是”两个字挂断在电流那边。
因为我不能让他说下去。他说了一句，就有可能说两句三句四五句，说着说着就有了责任和压力。而且他说出的是“但是”，这个词在汉语里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任何好事情，只要但是一下，就有可能突然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们报社的最终结果，是我用长长的一篇检讨，对这件事情画了一个句号。因为据说同城的兄弟媒体都在告状：一样的媒体为什么不能同样的对待？凭什么对三秦网开一面，新闻面前不平等。
刘部长总是息事宁人地告诉他们说：“三秦的检讨都送上来了，你们还说什么？你们也想写检讨吗？”
想发新闻的很多，但是，愿意写检讨而且总是在写检讨的人，还有谁呢？
有时候自己也常常想，何必呢，一次次都这样？
但是不这样，对得起新闻和新闻人这个职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