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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2024级硕士刘诗扬学术日志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5-22 16:34
标题: 2024级硕士刘诗扬学术日志
学术日志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1-11 15:16
1104 周一
今天去听了王天根教授的讲座《中国新闻舆论史的整体面向及其书写》。抱着很大的期待去看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完成中国新闻史的论文期末作业，去找找灵感；二是对新闻舆论史的发展很感兴趣。但是听完有点失望——舆论书写按常理说应该是与人民相关的事件啊，但是王教授只是讲了一些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轨迹。
1105 周二
马上要到组会了，赶紧继续完成“幽灵劳动”的相关文献阅读，还差七八篇才读完。不知道到底该怎么了解某一个主题，只能通过阅读文献了。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预测，到2055年，全球60%的就业岗位将与某种形式的幽灵劳动紧密相关。其原因就在于，人工智能需要依托大量低效人力劳动。这让我觉得非常惊讶，因此我想更多地了解这种情况的成因，以及这些职业内容。幽灵劳动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神话背后的人类可见的讨论。
人们现在老是存在一个误区：在互联网科技巨头宣扬人工智能神话的背景下，误以为新技术一定能压缩劳动时间、延长人类的可自由支配时间，而且机器取代人、算法指挥人能成为未来劳动的必然趋势，仿佛大规模的失业成为肉眼可见的现实。但事实则可能完全相反。
在庞大的数据驯化、软件管理与算法系统背后，有着一群为神秘算法系统服务的边缘性的幽灵劳动群体。既有研究关注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劳动的过程，揭示平台算法系统的技术控制，却忽视了鲜少被社会关注的、人肉劳动被技术光环遮蔽的幽灵劳动。
1106周三
还有一天，基本内容已经成型，希望老师和同门们能多提一点建议。
因为主体内容真的很多，所以分成了几个大点进行分享。这时候真的意识到，可做的点很多，但是可行性真的没办法提前预测。只能从幽灵工人、幽灵劳动中的运行模式与劳动过程的重塑去发现特别的点。
决定主要以数据标注员为研究的主要工种了。开始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选择内容审核员，但是上次梦瑶做的时候被老师提醒了内容审核在中国的敏感性，所以作罢了。
1107周四
今天上午去了一趟医院，组会前匆忙赶回。
可惜老师有会议，来的时候我刚好讲完。同门们给了很有利的建议，但是老师不认为平台研究对新闻学学者具有长期发展的意义……不过我确实很感兴趣，看看怎么和新闻学研究得更紧密一点吧！有时候，热爱才是万物之源，而且我是一个内在驱动型人格，多查查资料！
1108周五
小强老师的新媒体课程要pre了，和小组成员们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打算重新找选题。新媒体的相关内容那么多，为啥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呀！感觉都是很老，学者们都做烂了的选题……苍天呀，第一步总是这么艰难吗？
1109周六
好不容易组会结束了，今天想要休息一下，看了一直没看完的电视剧！回家陪了陪爸妈和弟弟，也约了同学出来吃火锅，看了《那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一部高中看的小说终于翻拍成电影了，很开心！满满的回忆！
1110周日
今天还和同门师兄姐们一起去了大足石刻玩。特意选了一位导游小姐姐解说，感觉很有意思。大足石刻在南宋的时候开始建造，但是蒙古进军后停修，后期不断地修缮。这里展示的是中国化的佛学，和印度并不相似。后期也加入了道教的思想……很有意思。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1-18 16:01
1111 周一
今天上了一天的课，英语作业要求用corpus做批判话语分析，了解了一下，感觉有点艰难……最开始不是很理解为啥要用这个做，我们的研究方向又不是语料库。不过现在有点懂了，吴老师应该是想让我们通过收集语料库对英语新闻进行大量的阅读。
1112 周二
本学期的中国新闻史就在今天结课了，其实还挺喜欢读新闻史的文献的，叙事性极强，能够看过古代、近代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现代进行对比，很有意思。但是自己要写论文或者专题汇报的时候，感受到了与阅读时不同的艰难——要去档案馆、重庆图书馆。或者各个数据库中搜寻不同的史料，而且好多字不认识……再进行史料的重组与分析！真是个大工程，更别提找不到史料怎么办了TAT
1113 周三
和新媒体研究的课程小组进行了小组探讨，初步探讨出了我们的选题。是一个没有人研究过的内容，但是主要还是从自我呈现方面出发，gap可能是自我披露过程中也有自我抵抗的过程？
1114 周四
看了一天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这也太难了。话语分析的分类太太太多了……
1115 周五
开始实操语料库，发现需要reference语料库，选择了coca语料库，结果找了一天没找到，最后还是花了五十多买下了。。。结果还是1990-2020的老语料库，连Musk都没有收集到。。累了
1116 周六
整理了一天语料库，搜集到的文本也太多了，两百多条……脑子都转不动了，纽约时报的记者和编辑还贼喜欢一篇报道不同标题在不同板块发，找的我心力交瘁了……
1117 周天
最后一天了，终于数据库整理好了……但是ppt还没开始做，上午发现数据又有问题，又重新整理了。。。算了，先大概分析以下，做个英文ppt应付一下，后期论文实体再做修改吧……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2-1 19:33
1125周一
有关新媒体课程的研究设计，我们小组目前考虑做扎根研究。此类探究性研究需要大量的采访文本的搜集与专业定性工具的使用，因此在问卷设计大致完毕后，我在今天采访了五个人。同时学习了NVivo12工具的使用流程，花了很大功夫下载。发现扎根研究具有一个非常繁琐的流程，同时，也非常有探究性研究的本质特点，就是对现象成因的好奇。但是在采访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苦难，最大的问题在于采访对象的获取。
1126周二
今日主要在整理从lexisnexis上导出的纽约时报关于deepfake的新闻报道，210篇缩减至100来篇了。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量，至少于我个人而言，是这样的。发现一些问题，韩国报道主要以色情为主，但是美国主要以政治选举、国际形势为主，偶尔暗戳戳地讽刺两句他国，当然也有夸赞。
1127周三
本学期的最后一门课程pre结束了，小强老师给予了非常一针见血的指导，课后新媒体小组针对该问题作出了一个基本的整改策略。从此次pre，我意识到当研究内容过于丰富时，会导致主题不聚焦。此外，先入为主的理论探讨是必要的，但在探究性研究中，会不断修改。这一点在后期的论文写作中，还需摸索，尤其是在文献综述中。
1128周四
今天阅读了《菊与刀》的前几章。事实上，一直认为大部分东亚国家的底色都是儒学，都是相似的。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些不同。最开始，本尼迪克特就解释了其并未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在战争的背景下，只能通过访谈在美的日本人、观看与日本相关的影视书籍等方式以获取调查资料。在我看来，作为拥有高语境语言的日本，会使得转述变得有难度。更何况生活背景、时间记忆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一直对此书中的观点呈怀疑态度。但是，目前读下来，感觉很多思想仍然分析得较为透彻。
1129周五
继续阅读《菊与刀》，对于人类学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事实上，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一阵不可避免的悲哀。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竟然因殖民而生，至少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民族的研究是如此——为了美国与日本的战争策略而研究，为了打败日本而研究。研究人员站在凝视研究客体的高度俯视，此刻，研究对象不再是一个人，而是研究物体。不知参与此项研究的日本人知道会作何想？研究文本最终成为了某种工具，而解读文本成为了胜利者特有的权力，文本的意义成为了不是结果的结果。
1130周六
对于纽约时报2024年1月5日至11月15日美国大选期间，对于deepfake主题的新闻报道筛除到78篇，进一步进行每一篇的主题整理，以及Antconc工具对此的主题词、高频词、搭配词、检索等分析。
1201周天
参加了2024新媒体文化大会，从早上8:30到晚上8:30，听了很多大佬讲AIGC在新闻行业的应用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深受启发。本科教过自己哲学课的刘国强院长在圆桌会议中侃侃而谈，有了非常惊讶的发现——本科听不懂哲学课，但今天刘院的发言中引经据典，许多理论与哲理竟然能够八九不离十地get到，这应该是人生成长的具象展现了吧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2-9 15:23
1202周一
又是新的一天，今天学习了消费主义的相关知识。认识了凡勃伦这位美国经济学巨匠，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的理论使得伊尼斯的媒介环境学派得以诞生。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中对于有闲阶级和暴发户的描述也很有意义。接下来很期待其他的消费主义知识。
1203周二
一早起来，喉咙又干又痛，四肢发软。去诊所拿了药，决心身体好了之后要开始运动了。为了提高身体素质，也要多吃点饭。奇怪，生病了之后很能吃，一顿能吃两碗了。
1204周三
今天看了好几篇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文献，主要从两党关系、国际格局、人工智能几个方面归纳了一些基本问题，为专业英语课的期末论文做一个前期调研～突然意识到美国的民主真的存在非常多潜在、却又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其实每个国家都应该是如此吧，从辉煌到衰落的交织都不过是再一次展示一些规律的存在。
1205周四
今天边看边写英语论文，文思泉涌。但是想写的多了，反而很杂乱。需要进一步的整理。
1206周五
《菊与刀》快要看完了，越看越觉得日本民族与自己想象的、或者说曾经了解的不太一样，但有些部分东亚国家还是比较一致。毕竟日本人本身就很“拧巴”。总的来说，日本人太讲求“义理”，有点类似中国的人情社会，但这也导致了他们礼貌的疏离，在我看来，其实很可悲。而这一切都建立于他们想要获取外部的一切认可，事实上我们应该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同时，还是期待自己能去日本亲自看看，因为总感觉本尼迪克特的视角不是完全的客观与全面。
1207周六
英语论文大致成型了，需要再参考几篇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的文献，调整一下整体结构，以及上个月完成的前期部分的润色，拟写一个新的总结。
1208周天
今天一个朋友当兵回来，一个朋友过生日，好好放松了一天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00
0210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一章《乡土本色》。其中提及，人们说乡下人“土气”时，总带着藐视的意味。但读下来方才意识——“土”指泥土，在土里种地是乡下人安身立命的本事，土是乡下人的命根。从这片泥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也受到了土的束缚——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就是地方性。即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在这种限制下，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地方，人们讲究“落叶归根、终老是乡”，限制了流动性。这也是当今中国“熟人社会”的根基。在土里生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每一个人，了解每一处的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因此，在乡土社会，“规矩”往往比“法律”更有作用。这种特质，已然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
0211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二章《文字下乡》。费孝通想辨明文字下乡可以实行，但切不能误认为认为乡下人是“愚”的。他坚持乡下人是知识不够，而非智力不够，因为生活环境影响孩子对事物的习得速度：城里的孩子更认字，乡下的孩子捕蚂蚱更灵敏，各有各的优势。
此外，费老还讨论了文字的用处——乡下文盲多的原因是他们无需文字。这更要涉及至中国的高语境文化。即文字难以完全传情达意，需要联系语境理解。因此，书写时要讲求文法与艺术，减少文字的“走样”。显然，文字是现代的工具。而运用口语时，则只需要以表情与动作等辅助语言补充。在面对面接触的乡土社会中，口语显然是最优选择。
社会的语言附着的是多数人共同承认的象征意义，人越多，共同经验越少，语言也越简化。而“行话”“梗”外加动作表情的特殊语言，则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避免轻易公式化，体现在亲密社群中。因此，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多余，连语言都不是唯一的象征体系。提倡文字下乡，应当考虑到实用之处，如何让农民从中得到便宜。
0212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才意识到上一章是从空间上表述（面对面的社群），本章是从时间上表明，即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人类的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个人通过记忆，所习得的文本在片刻情境系啊搭建了桥梁。个人习得特殊的经验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遗业，成为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而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依其生活需要而决定——“苦忆”。传递世代间的经验时，因为时间没有阻隔，全部文化无需文字，只需通过语言在亲子间传授无缺。因此，文字事实上是庙堂性的，并非乡土的。在乡土社会，人们无需使用文字。
0213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四章《差序格局》。前些章讲“愚”，本章讲“私”。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费孝通先生通过“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深入剖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殊结构。这种格局以“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以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一种有差等的次序。在这种格局下，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圈子内考虑问题，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的事务则相对漠不关心。这种“私”的观念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社会更强调团体的边界和集体的利益，而中国乡土社会则更注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这种差序格局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和灵活性，人们在不同的圈子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遵循不同的规则和义务。
0214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指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道德观念也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多以团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对团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观念则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和责任。例如，“孝”是针对长辈的道德要求，“悌”是针对兄弟姐妹的道德要求，“忠”是针对君主或上级的道德要求。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道德观念，使得每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承担不同的道德责任，但同时也可能导致道德观念的相对性和模糊性。
0215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六章《家族》。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深入探讨了家族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家族不仅是亲属关系的集合，更是一个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的组织。家族的延续和发展是通过亲属关系来实现的，家族成员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家族的结构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土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家族的延续性使得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但也可能导致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家族的权威和传统在乡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乡土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0216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七章《男女有别》。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乡土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和分工。在乡土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这种规范和限制是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男女之间的分工明确，男性主要负责外部事务，如耕种、狩猎等；女性则主要负责内部事务，如家务、育儿等。这种分工和规范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但也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男女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生理和情感上的关系，更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乡土社会的稳定，但也导致了性别不平等的现象。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00
0217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八章《礼治秩序》。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乡土社会中礼治秩序的特点和作用。在乡土社会中，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礼”而非法律。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通过教育和传统传递给下一代。礼治秩序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合作，而不是通过强制手段来维持秩序。礼治秩序的维持需要社会成员的自觉遵守和传承，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礼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使得乡土社会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发展，但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的困难。
0218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九章《无讼》。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乡土社会中“无讼”的观念和实践。在乡土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调解和和解来解决纠纷，而不是通过法律诉讼。这种“无讼”的观念体现了乡土社会对和谐的追求，也反映了乡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紧密性和复杂性。调解和和解的过程通常涉及家族或社区的权威人士，他们通过协商和劝解来解决问题。这种解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但也可能导致问题的暂时性解决和深层次矛盾的积累。
0219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十章《无为政治》。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乡土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在乡土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行使往往是“无为”的，即不干预社会的自然运行。这种权力结构与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形成对比。乡土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更多地体现在家族和社区的权威人士身上，他们通过传统的权威和道德观念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种“无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的困难和权力的滥用。
0220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十一章《长老统治》。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乡土社会中长老的权威和作用。在乡土社会中，长老具有重要的权威地位，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被社会所尊重。长老统治是一种基于经验和传统的治理方式，长老通过传统的权威和道德观念来维持社会的秩序。这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传统，但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的困难和权力的固化。长老统治的稳定性和传统性使得乡土社会能够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发展，但也限制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0221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血缘和地缘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血缘关系构成了家族的基础，而地缘关系则形成了村落和社区的结构。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使得乡土社会的结构更加紧密和稳定。家族和社区的权威人士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传统，但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的困难和权力的固化。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使得乡土社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0222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乡土社会中形式和实质之间的分离现象。在乡土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形式和实质之间往往存在分离。这种分离反映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渐进性。例如，一些传统的形式可能仍然存在，但其实质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名实分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也可能导致社会变革的困难和权力的固化。名实分离的现象反映了乡土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需求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0223
今日阅读了《乡土中国》的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乡土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人们观念和价值观的变化。从传统的“欲望”到现代的“需要”，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更多地受到欲望的驱动，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决策更多地受到需要的驱动。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反映了人们观念和价值观的进步。从欲望到需要的变化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变化，更是观念和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03
0224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一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引入了“叫魂”这一神秘而恐怖的主题，通过对1768年清朝乾隆年间“叫魂”妖术大恐慌的背景介绍，揭示了这一事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1768年，中国正处于“盛世”，但社会底层却暗流涌动，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重重。孔飞力指出，“叫魂”恐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这一章为全书奠定了基调，让读者对“叫魂”事件有了初步的认识。
0225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二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详细描述了“叫魂”恐慌的起源和早期传播过程。事件最初发生在江南地区，一些流浪乞丐和僧道被指控使用妖术“叫魂”，以获取他人的魂魄来制作邪恶的符咒。这种指控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恐慌。孔飞力分析了这种恐慌在民间传播的原因，包括民众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社会底层的不安情绪以及地方官员的推波助澜。这一章展示了“叫魂”恐慌如何在民间迅速蔓延，并逐渐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
0226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三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地方政府对“叫魂”事件的初步反应。随着恐慌的蔓延，地方官员开始介入调查，但由于缺乏确凿证据，调查工作困难重重。地方官员在处理“叫魂”案件时，既要维护地方治安，又要避免过度惊扰民众，因此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然而，随着案件的增多和恐慌的加剧，地方官员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向上级汇报。这一章揭示了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复杂心态和行动策略。
0227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四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分析了“叫魂”恐慌如何从地方层面逐渐上升到中央层面。随着地方官员的上报，乾隆皇帝得知了“叫魂”事件，并迅速作出反应。乾隆皇帝将“叫魂”事件视为对清朝统治的严重威胁，认为这是敌对势力利用民众迷信制造混乱的阴谋。因此，他下令全国范围内的清剿行动，要求各级官员严厉打击“叫魂”妖术。这一章展示了乾隆皇帝对“叫魂”事件的高度重视和强硬态度，以及中央政府如何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清剿行动。
0228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五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叫魂”恐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和影响。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到地方官员，再到中央政府，不同阶层对“叫魂”事件的反应各不相同。普通民众因迷信和恐惧而陷入恐慌，地方官员则在维护治安和迎合上级之间左右为难，中央政府则将其视为政治阴谋加以打击。孔飞力分析了这种不同阶层的反应如何相互作用，进一步加剧了“叫魂”恐慌的蔓延。这一章揭示了“叫魂”恐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复杂传播机制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0301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六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深入分析了“叫魂”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通过对清朝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的剖析，孔飞力指出，“叫魂”恐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时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社会底层的贫困、不平等和不安情绪为“叫魂”恐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传统文化中对超自然力量的迷信则为恐慌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这一章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叫魂”事件的成因，让读者对这一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0302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七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探讨了“叫魂”恐慌对清朝政治体制的影响。乾隆皇帝对“叫魂”事件的强硬处理，不仅反映了他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也暴露了清朝政治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在清剿“叫魂”妖术的过程中，各级官员为了迎合上级，纷纷制造“成绩”，导致大量无辜人员被冤枉，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孔飞力指出，这种“文字狱”式的清剿行动，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社会稳定，但从长远来看，却削弱了清朝政府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这一章揭示了“叫魂”恐慌对清朝政治体制的冲击及其深远影响。
0303
今日阅读了《叫魂》的第八章。孔飞力先生在这一章中总结了“叫魂”事件的结局及其历史意义。随着清剿行动的持续推进，“叫魂”恐慌逐渐平息，但事件的余波仍在持续。孔飞力指出，“叫魂”事件虽然最终得以平息，但它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清朝盛世背后的危机，也预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转型。通过对“叫魂”事件的深入剖析，孔飞力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通过阅读《叫魂》这本书，我深刻感受到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孔飞力先生通过对“叫魂”事件的详细分析，揭示了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也让我们对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06
0304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前言部分。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托，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目的是帮助美国更好地了解日本，以便制定对日政策。书中以“菊”与“刀”为象征，揭示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即日本民族性格中既有爱美、尚礼、喜新、服从的一面，又有黩武、好斗、顽固、不驯的一面。
0305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一章。本章主要介绍了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与背景。作者指出，日本是一个文化具有独特双重性的国家，这种双重性在“菊”与“刀”中得到体现。同时，作者强调了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分析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观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来理解其文化特征。
0306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二章。本章聚焦于日本人的战争观念。作者分析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指出日本的战争观念深受其传统文化中对荣誉、忠诚和集体主义的强调影响。这种观念使得日本在战争中表现出独特的战斗方式和对胜利与失败的态度，也为理解日本在战后的转变提供了文化背景。
0307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三章。本章探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作者认为，明治维新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它体现了日本文化在面对西方压力时的适应性和变革能力。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成功地从封建社会转变为现代化国家，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家族观念等传统因素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日本现代化模式。
0308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四章。本章深入分析了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作者指出，等级观念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它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家庭、职场、政治等。这种等级制度既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同时，作者还探讨了等级制度与日本人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
0309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五章。本章主要讨论了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作者通过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礼仪、节日等方面的描述，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如对和谐的追求、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等。这些风俗习惯不仅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08
0310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六章。本章聚焦于日本人的道德观念。作者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进行了对比，指出日本人的道德观念更多地受到社会舆论和他人评价的影响。在这种文化中，个人的行为和决策往往以维护自身和家族的名誉为首要目标，而对个人内心道德的反思和自我约束则相对较少。
0311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七章。本章探讨了日本人的教育方式。作者认为，日本的教育体系在培养国民的集体主义精神、纪律性和责任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教育方式也可能导致个人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不足。此外，作者还分析了教育在日本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作用，以及教育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0312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八章。本章深入分析了日本人的“自我训练”和修养方式。作者指出，日本人通过各种形式的自我训练来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忍耐力和自律能力。这些训练方式包括传统的武术、茶道、花道等，它们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精神和道德的修炼。这种自我训练的文化传统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心态。
0313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九章。本章主要讨论了日本人的家族观念。作者认为，家族在日本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亲属关系的集合，也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家族观念强调家族成员之间的责任、义务和相互扶持，这种观念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影响着他们的婚姻、生育、继承等方面的行为。
0314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十章。本章聚焦于日本人的儿童教育。作者分析了日本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的教育方式，指出日本的儿童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纪律性、服从性和集体意识。这种教育方式从儿童时期就开始，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塑造了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同时，作者也探讨了这种教育方式对日本社会的长期影响。
0315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十一章。本章探讨了日本人的“义理”和“人情”观念。作者指出，“义理”和“人情”是日本文化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体现了日本人在人际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在日本社会中，人们通过履行“义理”和维护“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和秩序，这种观念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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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十二章。本章主要讨论了日本人的“名誉”观念。作者认为，名誉在日本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家族和社会的荣誉。日本人通过各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名誉，包括遵守社会规范、履行义务和避免羞耻。这种对名誉的高度重视在日本人的行为和决策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13
0317
今日阅读了《菊与刀》的第十三章。本章总结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和影响。作者通过对日本文化中“菊”与“刀”双重性的深入分析，揭示了日本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和变革能力。同时，作者也指出，日本文化中的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全面剖析，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日本的视角。
通过阅读《菊与刀》，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揭示了日本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种文化在日本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依然有一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商榷的，但是大致能让人理解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些特质。而且，在其中我依稀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菊与刀这本书是一篇关于日本人的报告，但这里并不想讨论日本的民族性和国民性问题，本文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民族的方法。本尼迪克特从没未去过日本，也不懂日语，更没有接触过正常生活状态下的日本人。她只凭借去过日本的美国人写的游记﹑日本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还有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进行研究。这些都是二手资料。但她的研究又绝不是仅仅是归纳和整理，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论，而是试图深入日本民族精神深处。《菊与刀》一书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也没缺乏严密的论证和翔实的事实作为支持。《菊与刀》以及本尼迪克特更有名的著作《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最重要的问题是过于简单化。它们是把一个预先设定的观念（耻感文化，罪感文化，酒神文化，太阳神文化等等）套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具体现实之上。无论是从研究范式上还是从后来的实证研究中，都可以证明“本尼迪克特研究法”对具体文化现实的解释力是非常弱的。这种文化模式和韦伯式的理想型(ideal type)有着根本的不同：理想型并不对应具体的现实，其解释力体现在它与现实的张力和距离之中，类似于绝对零度、坐标原点这样的概念，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是封闭的，历史缺席的，它设想一种文化就象一个永生的“正常人”那样，有着统一固定可以预测的人格特征。如果试着把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扩张到其他方面就立即会碰壁。比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耻文化”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是日本没有像西方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一元性的神的存在，日本的神道是一种多元神的宗教。但是这种解释就无法应用于阿拉伯世界。如同众所周知的，伊斯兰教是一个一元神的宗教，只有安拉这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而穆罕默德也只是安拉唯一的使者，但人们在研究阿拉伯世界时发现其实阿拉伯世界比任何世界都更加注重世俗的目光。比如阿拉伯世界对于女性的社会进出的顾虑，与其说是出于《古兰经》的教诲，不如说是害怕世俗的目光。
综上，想像式的研究方法，（对实证问题运用）先验的方法论逻辑，封闭的研究模型。可以说《菊与刀》一书并不是十分合格的学术著作，只是一份典型的美国式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研究报告，带有一种西方的甚至可以说种族的色彩。我们现在理当看得更远，不要把注意力聚焦在文化一个因素上，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可以决定的。而是很多因素缠绕着决定的。记得休谟有一句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0318
当一场具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时，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揭开了序幕，挖掘出了深埋于中国官僚政治外衣下的“歇斯底里”。这场妖术清剿“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映出来”。
首个涉及的便是普通大众。他们在妖术事件中虽然地位最低，却人数最多，扮演着事件基础的作用。在文化愚昧政策下的他们具有易轻信的特质，更别提其最大的弱点愚昧无知了；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在上苍与实际政治之间起着一种调停连接的作用，这也就无可避免民间闹剧的出现。
其次是各级官僚，正是公众的歇斯底里与卑劣的腐败现象相结合，酿成了司法上的一桩大错。于官员来说，这是一场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战争：国家本就一直通过宫廷星象家从事着解读天象的活动，很难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联系的现象。除此以外，若官员们裁决民众，阻止其为对付妖术而大动干戈，需要付出极大代价，如被指责为“同罪恶站到一起去了”而无法维护政府公众形象。而皇帝过于不近人情，对官员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办案速度与力度层层加码，加上其自相矛盾的指示，让官员难以贯彻落实。战争已经打响，他们也只能抱团，以人数打赌保持官僚集团的稳定性。
最后则是专制君主弘历。可以从弘历本人的朱批中考证，叫魂以“偷剪发辫”的表现形态出现时，引来了弘历几近病态的关注：偷剪发辫作为政治意象的出现，着实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而官员轻蔑于大众无知，欺上瞒下的做法更是给了弘历狠狠一击，他猜测这其中一定有着惊天阴谋，他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他看不见的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出于他的好大喜功、敏感多疑以及对于满族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急切证明，他迫切希望加强对臣民的控制，以防再现嘲弄帝王权力的情况。然而他缺乏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也无军事威胁带来促人清醒的挑战，以至于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这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权力下的种族问题是弘历恐惧的根源：乾隆既以中国的礼仪方式担当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君主，同时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征服者集团的首领。他号称众生平等，但其实这样做既是对汉人长期以来划分社会等级的做法的一种嘲弄，又表达了征服者的某种仁慈，从而使得满清政权能够更好的高踞于相对来说已无显著差异的芸芸众生之上，给予平民以形式上的平等。他对汉文化的崇拜又暗示着他的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叫魂危机无疑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而这使弘历将眼光转至江南。江南这个问题关键，在弘历看来：“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肩、懦弱虚伪。”危险来自富庶文明的长江三角洲，并沿着运河两岸向北蔓延着官场中的腐败习气和社会上的妖术阴影。对于他来说，术士们窃取人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但若是没有汉化，满清政权将永远是一个合法性严重缺失的外来政权；若是全盘汉化，满人又会面临着中国为什么一定要由它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来统治的合法性挑战。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弘历治下可称为镀金时代。我们一直说“康乾盛世”，但“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经济的勃勃生机很大程度上“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不断上涨的米价、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与1870年后的通货膨胀、白银灾难性外流，迎来了全国性的心理沮丧，整个中国急切需要转移这种沮丧，便统一的将眼光投向了乞丐和和尚。对国家而言，“一来和尚和道士这种民间宗教礼仪人员其实是在和国家抢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国家对其素无好感，二来他们是社会流民，无家无业，本身确实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对平民而言，这源于在社会符号的领域里对陌生人的恐惧。文中更是以《纽约人因街头有太多乞丐而愤怒》这篇文章佐证下层阶级正越来越侵入社区生活，而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甚至具有了排外情绪。观念先行，这种“盛世”不过是民众意识中的“盛世”，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做的挣扎奋斗。就类比于当今的现代社会，我们貌似生活在一个公平、繁荣、先进的社会，但房、车的贷款重重压在我们的背上，一个个成了房奴、车奴，至今甚至有些成年人连孩子都养不起了。社会繁荣，但人口压力激增，内卷严重，一切都挤压着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因此，在这个权力对普通人来说可望而不可即的古代社会里，以“叫魂”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一种突然可得的自有漂浮的社会权力，而这种权力的攥取无疑带来了平日不敢妄想的、不可多得的好处。
无论这场妖术恐惧背后是否是谋反的烟幕，在皇帝看来都严重危及了王朝制度。而在这场妖术恐惧背后暴露出的还有专制权力与官僚常规间的相互消长排斥。掌权者一方面努力做到理性化，不断制定规则，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利。”官僚其实也是如此，他们受到规则的制约，一旦违反，就会受到弹劾、罚俸、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但同样也是这些繁琐的规章制度为他们的职责划定界限，提供保护。总而言之，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对平等有极大意义。
这场盛世妖术背后的权力欲望其实是朝廷和人民间的某种共谋，是谋反恐惧的最佳陪衬。孔飞力老先生认为我们无法改变过去，更没有办法预示未来。但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身边一切的点线面都可能是构成未来的因果，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破碎，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归根结底，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令人生畏的。”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5-3-2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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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阅读《什么在决定新闻》，对新闻生产背后的复杂机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书中指出，经济与政治上的强势者能够轻易接近新闻从业者，成为记者搜寻的对象。甘斯认为，新闻内容的生产受到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但他并未明确回答“什么在决定新闻”，而是列举了多重影响因素。后续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信源的权利、受众的力量以及效率是“为什么新闻被如此这般呈现”的主要因素。他们与甘斯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承认新闻被现实世界重构，最终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强权者”。对比其与塔奇曼的《做新闻》。塔奇曼从社会学视角重新审查新闻生产过程背后的“规则”，指出新闻生产是一种“制作新闻”的过程，新闻是一种知识、社会资源、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者的参考。甘斯则更多地通过总结观察的方式，深入新闻机构内部，剖析美国权威新闻机构的生产现象。甘斯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思考始于新闻发布之前，包括取舍素材、发行时间、曝光预算等，这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新闻创作的成分。新闻内容在发布前已进入国家和社会的运作机制，承载着信息源的约束和新闻机构的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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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研读《什么在决定新闻》，我开始深入思考新闻客观性的本质。甘斯指出，新闻的客观性只能作为长远的追求，而非已被广泛运用的行业规范。客观性压制和主观性判断侵占了发布新闻前的思考程序，最终的成品可以被视为经过一系列商品式生产的产品。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面临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无形压制，这种压制由内而外，最终服务于政治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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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之一：“新闻框架”下的罪恶。来自社会政治权力机构的消息来源更容易占据头版头条，因为这些选择符合“新闻框架”。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发挥空间极小，他们往往只能进行机械的筛选工作，而非理想中的“人民的喉舌”。这种现象导致强权者占据更多社会资源，而社会底层的声音被忽视。新闻报道中对“反社会人格”人物的详细身世阐释，往往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激发了对这些人物的批判，进一步淡化了社会底层的存在感。
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之二：流水线型就业压力。新闻工作者不仅面对公众，还有同行业的竞争者，竞争标准是时效性。为了争夺时效性，新闻工作者会不择手段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导致“新闻抢跑”现象。传统媒体如果不转型为融媒体，将面临裁员和停工的风险。新闻工作者自身承载了太多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无形压制，当他们想要表达时，往往会考虑到内容的后果和影响，从而选择沉默。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困境之三：如何进行合理的自我审查。自我审查可以分为无意识自我审查和合理自我审查。新闻工作者在面临广告商、政府机构、附属电视台的压力时，往往选择自愿剔除或改变故事，自我审查无意识地产生。这种自我审查更多是一种新闻选择，而非新闻判断。新闻工作者需要培养共情能力，这是一种平视所有人的能力，是同情苦难、敬畏生命、包容过失的能力。运用好这项能力，可以做到合理的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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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新闻工作者在面对诸多困境时的应对策略。最重要的是明辨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认真研究新闻作为一门知识所代表的意义和本质。新闻框架是对每天发生的事情的重建，而不是简单的镜子。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是维系政治体系，而非单纯追求真理。这种理解需要抛开“新闻是对真理的追寻”的传统认知，做好无疾而终的准备。
总而言之，甘斯指出，新闻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角色及其其面临的压迫。新闻工作者的权利在于决定什么新闻进入符号场域，即公共舞台。新闻对政治界高层的关注虽然赋予了他们更多话语权，但也形成了社会全景式监督，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政府机构会考虑到新闻机构的容忍限度，要求机构在合理限度内剔除和添加部分内容，防止新闻机构因过度压力而被激怒。这种监督的真实性和力量提醒公众行使好手中的权利，建构起一个全方位被审视的国家。
反思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合法性”与伦理困境。甘斯通过亲身观察，穿透了新闻选择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将新闻生产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新闻工作者虽然掌握着话筒，但却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公众眼中最自由的舞台上跳着最沉重的舞蹈。新闻伦理和法规的繁复冗杂，使得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坚守岗位的新闻工作者，大概出于真正的热爱和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3 天前
0324
今日梳理了义务论的知识点。义务论是一种规范伦理学理论，主张行为的道德价值取决于是否符合道德规则，而非行为的后果。更多考虑其动机的纯粹性，要以道德律令为内在驱动力，而非利益或者外部压力。在康德是义务论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绝对命令”，认为行为必须符合普遍的道德法则，即行为准则能否普遍化。且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内在价值，不能将人仅仅作为手段，即“人是目的”。义务论强调道德行为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例如说真话、遵守承诺等行为，即使可能带来不良后果，也应被视为道德的。然而，义务论也存在局限性，如忽视行为后果，以及在道德规则冲突时难以抉择。与功利主义和德性伦理学相比，义务论更关注行为本身的道德性。叔本华就曾批评康德忽视情感，主张道德应基于同情。通过梳理，我对其理论框架、应用场景及局限性有了更系统、清晰的认识，也体会到它在伦理决策中的独特价值。
0325
今日与同门再次商讨了义务论在传媒领域的案例，并完成了PPT的最终版。我们聚焦于“隐性采访手段”和“媒介逼视”等典型问题。从义务论视角来看，隐性采访是指记者在不公开身份或不表明采访目的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或伪装身份等方式获取新闻素材。这种采访方式在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和法律争议。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隐性采访涉及欺骗行为，违背了康德“绝对命令”中对普遍道德法则的尊重。然而，当隐性采访用于揭露重大公共利益问题时，如食品安全、高考替考等，其行为的正当性又值得探讨。讨论中，我们明确了隐性采访的合法性边界：记者不能冒充公务人员、不能设置陷阱诱导犯罪、必须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在“媒介逼视”现象中，记者虽有揭露真相的义务，但过度报道私人信息会伤害当事人，这反映出义务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困境。通过讨论，我们认识到，传媒行业应坚守道德自律，平衡好职业义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0326
今天，非常有幸聆听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钟布教授的讲座《无声的挣扎：非社会性、心理健康和人工智能身份》。
钟布教授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潮头，为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勾勒出了一幅清晰而深远的学术蓝图。他以高瞻远瞩的视角，指出 Persuasive Technology（说服技术）在当下有着绝佳的发展前景，这一观点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在专业探索道路上的迷茫。
讲座中，钟布教授结合最新研究进展和丰富实践经验，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的 Digital Order（数字秩序）与青年人的 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这两个关键课题展开深入探讨。他以 AI 的历史发展路径类比人类的思想史，深刻指出每一步科技的变革都是人类认知的生动展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不仅能够影响人们的信息处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和决策（Decision-Making），甚至还能重塑人们的认知与行为（Cognition and behavior）。在此过程中，钟布教授巧妙地延伸了 In-Group Identification（群体内识别）概念，即通过一个人的语言、行为方式等细节，精准识别其所属群体。这一概念的拓展，让我深刻认识到人的认知与行为在重构人们认同与归属感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人工智能时代浪潮为背景，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对青年的情绪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引发了抑郁症等一系列心理问题。其中，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令人揪心。钟布教授深入剖析了抑郁症 的三个确定路径与机制：1.undersociality（社交回避，包括回避社交场合、害羞、缺乏兴趣）；2.social withdraw（社交退缩，表现为社交孤立、孤独感）；3. mental issues（心理问题，如抑郁、自杀倾向）。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判断是否 undersociality 的四个衡量因素：回避社交场合、难以主动接触他人、害怕被评判以及对他人评价的恐惧。在这一基础上，钟布教授提出了 Designing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s（设计沟通干预措施），包含三种干预措施（prosocial behaviors，亲社会行为）：Performing Acts of Kindness（践行善举）、Placing Trust in Others（信任他人）以及 Practicing the “Joy Pie” Strategies（践行“快乐馅饼”策略，即延迟担忧）。最后，他还提出了四种实验条件：1. offer kindness（提供善意）；2. offer no kindness（不提供善意）；3. control group（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处理）；4. anticipations（预期组，仅进行想象，方差较大）。能够学习到该研究方案，让我大开眼界，但仍然不太了解预期组的操作模式与目的。
此外，钟布教授还深刻指出，AI 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格局。AI 不仅能够深入个人的内心世界，还能重塑世界的秩序。曾经的两极世界（Bipolar World）正在向具有新数据秩序（New Digital Order）的新世界转变，这一转变的有力佐证便是世界格局的重塑。在这一发展阶段中，世界的决定因素从原有的 Nature（基因影响）和 Nurture（外部环境），加入了第三元素——Algorithm（算法），从而彻底重塑了世界格局。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我对 positive solitude（积极的独处）这一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独处是否因手机、平板、音乐、读书软件、微信、微博等新介质的加入而发生了变化？不同的独处方式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人们只是减少高质量的外界交流，转而投身于微博、小红书、微信等表面的浅层交流，是否会引发群体性孤独，甚至产生因社交比较而带来的负面情绪？如果在独处时使用 AI 聊天工具、电子宠物、电子伴侣等 APP，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而如果使用阅读、音乐类 APP，这种独处是否是积极且高质量的，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呢？
感想：
钟布教授的这场讲座从一开始就极大地提升了我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认同感。一直以来，我对于本专业学科的边界感问题一直感到十分尴尬与不自信，外界的怀疑与新闻社会热点频发的冲击，都使我越来越不信任自己曾经的初心与选择。
然而，钟老师这次的讲座宛如一场及时的心理疏导。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切似乎都被重塑，我是否也因为社交平台上“键盘侠”们、所谓的“意见领袖”们对新闻业前景的悲观预测而陷入了焦虑与压力之中？扪心自问，我是否也被牵着鼻子走了呢？当我也陷入这个传播的怪圈，不自觉将自己的心房关闭，不再愿意对自己的未来付出，甚至不愿意为自己当初信誓旦旦所选择的心爱专业再努力时，我的内心并不快乐。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再次使我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了疑惑与退却。AI是否能够代替人类，每个人都在诉说着文科的不易时。我闭上了耳朵，选择了摆烂。我知道，我最后肯定能找到一份工作，大几率只可能是一份底薪的文字类工作。我知道，就算我没能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家庭会为我兜底。这种想法让我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我又能有理由摆烂了。毕竟也烂不到哪儿去，我好像失去了一切野心，所有校园活动我都不再主动参加，所有学习我只是表面参加，再也不复习、拓展……但我其实一直都清楚，我只是不敢再努力，好像我不努力，跌倒得会更优雅一些。
但钟布教授在讲座中提到的三个 interventions（亲社会行为）中的第三个——Practicing the “Joy Pie” Strategies（践行“快乐馅饼”策略），让我深受触动。他告诫我们要 delay the worry（延迟担忧），“到晚上六点再开始焦虑”。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呢？也许到了 60 岁，我就会发现，我焦虑的那些事情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可能是一节课我没听懂，但过了 50 年，我早已经忘了，那节课主讲的老师是谁？我身旁座位上的同学又是谁？我需要记得什么知识点？好像越长大，越害怕失败，越失去了激情与热爱。从今天开始，到晚上六点再焦虑吧。
AI 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拓展。而我，也应该在成长的道路上慢慢前行。也许 30 岁时我才会留下成长的痕迹，也许是 50 岁，又或许是 80 岁，但那又如何呢？又有谁记得，我是一个懦弱、胆小如鼠，还经常犯错的人类。但是现在的激情还不拾回，生活还不奋斗，我一定会记得。很流畅地写下来，也许并不专业，但还是决心留下这段不成熟的随笔，没有修改过一个标点符号，毕竟不加雕琢的才是最有passion、也最纯真的！
0327
今天，非常有幸参与了来自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王怡静副教授主讲的《推进数字化社会中的危机传播：新挑战与新领域》讲座。
王教授的研究领域是风险传播，她运用了许多荷兰的危机案例，使得这场讲座的知识输出更加通俗易懂。她解释了危机（Crisis）的产生路径：危机最初是由事件（Issue）转变而来，事件分为正向与负向两种，此时多为负向事件，它们总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风险（Risk）。风险程度的高低以及应对主体（如政府机构或者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的认知能力、解决策略与干预速度决定了事件是逐渐消亡，还是转变成为危机。然而，危机也分为人为与非人为、内源与外源。人为危机可预防，非人为危机多是由自然因素或技术系统故障引发的危机事件，因此难以预料。
在数字化社会中，危机也产生了新形态。而我们也面临着新挑战——如数据和隐私泄露（data breaches & privacy violation）、伦理困境（AI risks & ethical dilemma）、危机溢出（crisis spillover in the digital ecosystem）。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传播专业人士（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对其做出风险与能力的评估与应对。如王教授所说，荷兰等西方国家拥有CCO，即Chief Communication Officer（首席沟通官）职位，能够与CEO、CFO、CIO共同参与公司最终决策。这证实了西方有多么重视传播，而他们也开始运用GenAI进行评估与决策。在该阶段，人们开始传播AQ的概念，强调适应（Adapt）运用AI的能力。传播专业人士呈现了双重角色（Dural Role），一方面他们是AI使用者（AI users），另一方面他们是AI解释者（AI explainers）。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AI的思考过程与结果，甚至不了解AI思考的能力。AI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王教授用一个小人爬梯子的案例向我们解释其原因，我的确感到不可思议与后怕）。因此，我们应该要思考，什么条件下使用AI，什么条件下绝对不能使用AI（法官需要对判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AI法官的存在是绝不可能的）。若是完全隔绝自己与AI，那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瓜，毕竟AI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效率。我们可以通过欧盟设立的《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来判断自己的AI使用行为是否有问题。
最后，王教授提出了一个危机传播下的READINESS model，即多级能力（multilevel efficacy）、思维方式（mindset）、动态过程（dynamic process）。多级能力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人，更涵括了各级组织在抗击风险过程中的能力需求。动态过程则是因为部分危机会涉及二次甚至三次灾害，如地震后的海啸。在该动态过程中，需要不断去评估、干预该危机的发展状态，以减少其伤害。
感想：
王教授对生活的观察十分细致入微，全程使用的都是他在荷兰时身边的最新案例。这些案例生动翔实，能够使我更好地融入情境，理解学术词汇。同时，王教授的介绍是我也意识到于生活的细节充满乐趣与知识。
王教授非常平易近人，更看重与同学们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火花。在讲解过程中，她非常喜欢与提问的同学进行有来有往的交流。如对技术少数群体的关注，在她看来，要从人的需求着手，才能懂得风险/危机存在的根源。我也意识到只有有温度的学术发现才能为社会创造贡献，只有原创的、有创新性的学术发现才真的有意义。
了解了危机传播的领域后，我也意识到提前做规划、做评估的重要性，规避风险需要个人与组织具备多级能力，运用特有的思维方式，提前做好风险与危机管理，以免造成不可预估的损失。在人们广泛使用AI的大背景下，更要注重诸如数据和隐私泄露（data breaches & privacy violation）、伦理困境（AI risks & ethical dilemma）、危机溢出（crisis spillover in the digital ecosystem）等问题的披露，考虑在这些挑战与困境下如何使技术向善。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又起着什么样的角色？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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