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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4-1-27 20:51
标题: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案例】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老詹小注:
这是转载的一篇文章。
作者姜波,老詹好友。
曾担任经济日报驻日记者,亦曾担任部门主任。
他的部门,正好由老詹我分管。
我俩性格相近,都挺真诚直爽,
所以,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留下很多美好回忆。
姜波很聪明,也很能干,为人又挺随和,
所以,人缘很好,曾被人大北大请去当老师。
很受学生们敬重和欢迎。
我曾建议他将这一经历写出来,一定非常有趣。
诺,果然,写出来了。
各位看看吧,确实很有意思。



媒体人丨姜波: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作者简历

   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


原题
我在人大、北大当老师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选载)
作者:姜波


(上)


   可能有人会质疑:北大是响当当的中国第一,你怎么把人大摆在前面?

   我是2011年开始为人大的研究生授课;2018年起在北大给本科生上课。这里有个时间顺序。

   而且,就新闻教育而言,无论是官方评价,还是民间打分,人大在几十年里一直雄居全国第一。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啦,好像是2009年秋。张征教授给我电话:“姜波,回学校开一门课吧。请业界精英到学校正式开课,是我提议的,学院在积极推进。”

   这太好啦!到高校当老师是我的一个夙愿,我甚至曾一度萌发过转行高校的想法。而且,我已经为此准备好几年了。

   “你就讲新闻采访写作,这是你的强项,因为你有30多年的新闻实践。讲一个学期,每周讲一次,每次3个学时,是专业基础课。注意,是3个学分的课程!”

   张征当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她曾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荣获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名师奖”、“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等称号。

   学生要拿3个学分?!这使我感受到不小的压力。千万不能误人子弟呀!而且是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学院”!

   其实,对高校的新闻教育,我相对还算熟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结束常驻日本回到国内工作起,我每年都会给几个、甚至十几个新闻学院的硕士博士当毕业论文的答辩评委,也会到高校搞几次讲座,后来又担任业界导师。这也可能是张征老师向我发出邀请的原因之一。

   但是,开一门学生拿学分的课程,就是另一回事儿啦。

   3个学分,一个学期是51个学时。除了期末考试,一个学期需要讲十五六次!而且每周3个学时。

   这个工作量不小呀!(这只是对我这个新闻教育的新手而言的,对我这个兼职教师而言的。其实,高校的很多老师,每学期要开两三门课程。范敬宜先生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院长后,每学期还要开3门课。)

   其实,对于请业界人士到高校任教,有的老师是有疑虑的。

   我就当面听到一位在中央媒体担任策划顾问的高校老师说过:请业界精英去学校搞一两次讲座,那真是精彩绝伦,学生们也非常踊跃地听讲。因为那是把他半生或一生的经历和经验,都浓缩在那几个小时里,都是满满的干货。但正式开一门课程,那就另当别论啦。

   我也知道,全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随着传播业和传播学的急速发展,国内各大学的新闻院系纷纷改名为新闻传播院系;唯有人民大学舍不得“人大新闻”这个金字招牌)聘请了许多新闻界精英任业界导师、客座教授、讲席教授,甚至是院长。不过,他们基本上就是搞几次讲座,正式开课的并不多。

   我还听说过,有的高校满怀期待地邀请传媒界大咖正式开课,要么被婉拒,要么讲了几次就讲不下去啦。

   当然,新华社的熊蕾前辈在人大、凤凰卫视的曹景行前辈在清华、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博士在北大,他们长年开课,颇受好评。

   如何使这50多个学时内容丰富而又生动活泼呢?

   如果选一本比较畅销的新闻采访写作教科书,按其范式与逻辑展开,加上我本人所经历的典型案例,应该说是不必花费太大功夫的。

   但是,这不是我的风格!而且,人大请我开课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我要自己编写讲义!

   尽管三十多年新闻生涯是我的长项,但如果都是新闻案例的堆积,那不就成了流水账?尤其是给研究生开课,是需要上升到一定理论层次的。

   好在这些年里,我还是浮光掠影地跟踪着学界前沿,对新闻传播理论还一知半解。不过,我知道,一个长年搞新闻实践的人,在人大新闻学院深究新闻传播理论,那是班门弄斧,那是在找死。

   讲新闻采访写作,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下的新闻采访写作,讲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正碾压传统新闻业背景下的新闻采访写作,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尤其是我相对熟悉的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来融会贯通,可以扬长避短,可能会独辟蹊径。

   我一直认为,如果仅仅掌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知识,哪怕是研究生、甚至是博士毕业,走向新闻采编岗位以后,也很难胜任日新月异的新闻实践。新闻学院的学生应该主修或专修一两门其他学科。从功利的角度讲,最实用的是经济学和法学。但遗憾的是,我对法学完全是门外汉。

   我跟张征老师说,我需要准备相当一段时间。

   张征简单地回复我3个字,“等着你。”  

   说句也许伤人的话,现在的新闻传播学教科书是鱼龙混杂。有人明明在那里“为赋新诗强说愁”。

   有本《通俗新闻标题学》,把新闻标题归纳为突出最重要内容型标题、概括型标题、诸侧面并列型标题、新作诗句型标题,等等。好家伙,竟然总结出99种类型标题!

   概括式、综合式、摘要式、结果式、人物描写式、事务描写式、现场描写式,等等,有人把新闻导语写法归纳为24种!

   外貌描写式开头、性格特征式开头、开门见山式开头、环境描写式开头、巧设问题式开头、心理描写式开头,等等,有人把文章开篇笔法总结出20种!



   ……
   如果是学术归纳,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我无权评判;如果让学生们以此作为未来新闻实践的指导,则谬之千里啦。


   新闻采访写作的教学,怎么能这么“内卷”呢?

   我要把自己的、同事的、同行的、前辈的,在新闻实践中感受最深的、最得心应手的、最有操作价值的心得、体会、手法、惯例、规则,甚至逻辑、规律等,归纳综合,辩证思维,理性升华。

   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广的基础上求深。

   历史与未来的演进,理论与实践的交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国与世界的融通。

   当然,这是我的努力方向。但效果如何,则由学生们评判啦。

   潜心读书,梳理思路,整理案例。

   新闻与道德、新闻与激情、新闻与理性、新闻与历史、新闻与宏观、新闻与数字、新闻与时间、新闻与市场、新闻与效益、新闻与责任、新闻与自由、新闻与发现、新闻与采访、新闻与写作,等等。

   我整理出彼此独立又联系紧密十几个专题的讲义,并做了课件,每个专题足有三四万字……

   2011年春,我带着自编的讲义去见张征老师。张征仔细看了后说:“太好啦!你下个学期就开讲吧。这些内容,学生们是太需要啦。”


(中)


   按着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期末结课时,学生们要给老师打分。

   我每年的平均得分都在九十七八分。尽管我并不在学院考核范围内。

   接替张征老师担任人大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的许向东老师,有次看到学生给我打的分数后连声说道:“高分呀,高分!”





   2011年的秋学期即将开始,我要开课啦。

   首先是授课时间问题。我曾对张征老师提出过一个请求,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安排在周一或者周五。

   因为我在岗在位,需要满负荷工作,经常会到外地采访。把课程安排在周一或周五,可以保证连续4个工作日,基本可以完成一次常规的采访,尤其是对体制内单位的采访(当然,也有些省市领导和国企老总把采访时间安排在周末)。张征老师让我尽管放心。

   开学前,新闻学院负责课程安排的教学秘书征求我意见:“姜老师,您方便上课的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或是晚上?”

   可以晚上上课?是晚上6点开课?这太好啦!

   从报社到人大,我坐地铁也好骑自行车也好(我常年坚持骑车上下班),大约需要50分钟。这样的话,报社下午5点下班时,我踩点出发完全来得及,就不需要专门请假啦(其实,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一个优点就是时间支配比较自由。早走一会儿,不请假也没关系的)。

   所以,每周一晚上6点到9点,是我固定的授课时间。当然,我没有时间吃晚饭,只能吃两块点心、喝几口咖啡啦。

   开课后,张征老师听过我的一堂课,给了我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真应该感谢人大新闻学院对我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手”。

   上课讲什么,怎么讲,怎么进行课堂讨论,怎么布置作业,怎么安排考试,怎么给学生判定分数,一切都由我自主决定。学院从来没有任何干预,哪怕一点儿也没有。

   我呢,也就是每学期开课那天到学院办公室,取一下选课学生名单(请课代表或助教代取也可以),了解一下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再就是结课后把学生成绩签名后提交一下。

   我是上课来,下课走。如果不是每年几次硕士博士毕业答辩,我甚至都见不到学院的其他老师。当然,我会就教学情况随时与相关老师沟通。

   人大新闻学院的几任院长——倪宁老师、郭庆光老师、胡百精老师、周勇老师——都给予我热情的鼓励,并感谢对学院的支持。



   【所以,2019年11月,我获得了第七届范敬宜教育基金的“良友奖”(也就是社会贡献奖)。在答谢致辞中,我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对我的信任与支持。而且,我这次获奖也是人大新闻学院提名并申报的。】


   尽管我不事张扬,但我在人大授课的事儿,还是在报社慢慢传开了,我也没太在意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对自己、对报社、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没想到,一年后的一次全报社大会上,社长不点名地批评道:“有人在大学讲课,还有人在电视台做嘉宾主持,这是不务正业。”顿时,不少编辑记者都扭头看着我。

   你的编辑记者能站在著名高校的讲台上,是给报社增光添彩的事情!怎么竟成了“不务正业”?

   散会后,我马上去找社长。

   “社长,您批评有人在高校讲课,我就在人大当兼职老师。不过,我从来没有耽误工作呀!”

   社长一笑:“我说的不是你。有人在净在外边晃悠挣钱,不干报社的事。不过,你的讲课费别忘了缴所得税呀。”

   我听后,心里苦笑。

   不久,我就有了“尚方宝剑”。

   2013年6月,教育部、中宣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计划在几年内,从新闻单位选聘50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兼职或挂职任教;从相关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选派50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

   其后的一天,中宣部新闻局的一位同志来电:“姜老师,看了你的资料,有3所大学想聘请你做兼职老师,你意向那所学校?”

   我的意向是人大和北大。

    “呀!这有些难办。因为一位老师只能选一所大学。”

   “那就人大吧。”我毕竟与人大新闻学院“前世有缘”。

   不久,从10家中央媒体选拔的49名编辑记者,很快就到首都12所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挂职或兼职。

   我再去人大上课,不仅理直气壮,甚至有点儿“趾高气扬”啦。

   我一直认为,教育部和中宣部这个“卓越计划”是高瞻远瞩的。

   随着飞速发展的移动互联技术和革命性的知识加速更迭,我们很多中年壮年编辑记者尽管都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但其知识结构已经老化,做深度报道时常常力不从心,策划选题时捉襟见肘。即使是出身于新闻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毕业十年二十年后,即使是面对新闻传播领域的新事物、新动向、新理论,也往往感到陌生。因此,都亟需“充电”。

   我曾向有关部门提交过报告,请求脱产一两年,在高校新闻传播院系边授课边研修,但没收到回复。



   【2006年,我曾脱产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真是获益满满。】


   到高校长期任教,还有一种倒逼作用。

   为了把最新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也为了自己不“露怯”,逼着你始终关注传媒业的发展和新闻传播理论的最新动向,逼着你了解国内外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大事小事,逼着你精读新闻大咖们的经典名作和采访写作心得;逼着你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讲义。

   我的编辑记者朋友中,有人也期望能到高校讲课。我总是给予热情鼓励,并启发他们认真准备讲义。因为如果只是按教科书照本宣科,加上一些自己的经历,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啦。

   你要有“不可替代性”!

   结识过几位到新闻媒体挂职的高校老师,我建议他们如果条件允许,完全摆脱学校的教学及行政事务,专心在中央新闻媒体工作两年,白天黑夜都跟编辑记者一起摸爬滚打。

   半年总编室夜班,半年总编室白班;然后,再用一年时间,在一两个关键的专业采编部门磨练。

   尤其是参加一切可能参加的社(台、网)内外会议。因为会议不仅是新闻的富矿,而且通过会议可以了解太多太多的信息,从而深度地了解这个社会。

   这样的话,你对中国媒体运行的规律、规则(包括潜规则,这里没有贬义)、惯例、技术、趋势等,将会有深刻透彻的了解和理解,再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和综合,就能够克服目前的新闻传播领域学术与实践“两层皮”的弊端。

   这不仅“接地气”,而且可以“上云端”。我甚至认为,这可能比去国外访学的收效还要大。

   现在,有人批评一些高校年轻老师过分推崇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其实,未必是这些老师们“崇洋媚外”;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了解社会现实,不了解中国国情。

   到媒体挂职或兼职,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途径。

   人大新闻学院的陈阳老师,非常珍惜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挂职的难得机遇(陈阳老师这样形容:“完全是天上掉下来一个苹果砸到我怀里”),充分进行“田野调查”,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其后在国外访学期间,进行理论上的吸收、沉淀、梳理、升华;几年后写出了沉甸甸的新闻社会学专著《重新出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媒体转型研究》。

   像陈阳老师这样,能在媒体专心工作的高校老师好像并不多。

   按着学校的规定,每个学期末结课时,学生们要给老师打分。其实,这对于我似乎无关紧要,因为我不在学院的考核系列内。

   不过,我每年的平均得分都在九十七八分。

   接替张征老师担任人大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的许向东老师,有次看到学生给我打的分数后连声说道:“高分呀,高分!”

   感谢许老师。他总是支持我,关照我。而且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他把自己带的硕士生博士生配给我做助教。


(下)


   我上课从来不点名,来不来听课是你自己的事。

   在大学上课是什么感觉?就是一项工作而已。

   名校的学生都是个中翘楚吧?的确有一批未来的栋梁之材,也有一些只擅长考试的平庸之辈。



   十几年里,我竟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

   吕艺老师一个学期竟要开5门课程?真令我惊讶不已。“需不需要我‘分忧解难’?”

   吕老师真诚地说:“姜老师,正要跟你商量这事呢。你在人大开课好多年了,退休了有时间了,能不能在北大也代一门课程?帮我减轻些压力。”

   就这样,我开始在北大上课啦。

   吕艺老师是位坦诚厚道的老大哥。

   开学前,我与吕老师商讨授课内容。

   “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姜老师确定。因为你有常年的新闻实践,又有在人大授课的经历。只是……”

   “我明白。学术无禁区,课堂有纪律。请放心好啦。”本人毕竟在中央党报工作了30多年。

   吕老师考虑到一切可能出现的细小问题,都替我一一解决,并且每年都为我配备一名助教。

   一天,一位背着双肩胯的中年帅哥走进教室,在后排静静地坐了下来听课。这不是陆绍阳老师吗?他时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听过我两次课;还邀请我为他的研究生讲财经新闻的采写。

   还有一次,一位长者在课堂静静地听了一个半小时。课间休息时,他跟我攀谈并展示了一下胸卡,我没在意去看是什么内容。长者自我介绍说是已经退休的老教授,现在受学校委托,现场听课,评估授课质量。他一再鼓励我:“讲得生动,讲得透彻。”

   与人大一样,北大也给予我充分的教学自由。

   与发达国家中小学松、大学紧相反,我国的学生们被绑在考试的战车上,尤其是经过“不见天日”的高中三年,考入大学后,普遍都松了一口气,一些学生经常“翘课”。

   为了保证课堂出席率,有的老师每堂课都点名。我对此不屑一顾。

   我从来不点名。学生愿不愿听课是你自己的事。

   第一,如果老师讲得不好,学生有权拒听,不必听任其误人子弟。即使有的老师采取措施保证了出席率,有的学生课堂上还是心不在焉,总是低头在玩手机。

   第二,你因睡懒觉、玩游戏、交朋友、串课、实习等原因而不来上课,损失的是你自己。你独自享受这种“自由”好啦。

   一般说来,就我的课堂而言,人大的研究生们,有缺课的,但不多;北大的本科生们,缺课的相对多点儿。不过,这些不到课堂听课的学生,也会按时提交作业,参加考试,为的是“刷”到学分。一般情况下,我还是会“成全”他们的。

   每年第一堂课,我都会对学生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是课堂积极发言,可以质疑我,批评我,甚至打断我的授课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是作业也好,考试也好,严禁抄袭。这是一条底线。

   遗憾的是,在北大也好,在人大也好,学生们课堂发言都不够踊跃,远远达不到我们读书时那样争先恐后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的程度。尽管我一再启发他们,尽管他们说我的课堂上师生已经互动够多的了。

   这可能是我的学养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相对弱一些。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现在的学生经过十几年流水线般整齐划一、填鸭式灌输,往往满足于已有的现成答案。最近的一项跨国抽样调查令人沮丧:中国的大学生经过4年专业训练,其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竟比入学时出现了退步!】


   当然,下课后,不少学生会围着我问这问那;有的学生发长长的邮件与我讨论问题;而且,在“展示”环节——我事先选出一两篇有特色的新闻作品,请一两位学生课堂上进行剖析,每次十分钟左右——也非常积极,有学生甚至私下找我,主动要求下次“展示”;还有的同学把自己课程作业之外的新闻作品,交给我评点。

   有朋友问我,在大学讲课是什么感觉?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就是一项工作而已。

   如果说,刚开始时,还有点儿心潮澎湃的话;但时间一长,就是按部就班、波澜不兴啦。

   当然,每堂课都看到一双双清澈的眼睛、一张张明媚的面庞时,你不仅会感受到心灵的蔚藉,而且似乎整个时代和整个世界都在变得年轻啦。

   有朋友问我,北大、人大都是全国最顶尖的高校,这里的学生是不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人中翘楚?

   当然,比起一般的大学,这里的“学霸”们的整体素质非常高,令人兴奋,令人惊叹,令人感怀。但时间一长,他们在我的眼里,就是些学生,就是群孩子。

   他们中间,有一批有思想、有激情、知识渊博、前途无量的未来栋梁之材,但也有一些中规中矩、只是擅长考试的平庸之辈。

   有几个学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2011年秋学期,张征老师帮我选了课代表,因为我对学校情况了解得较少。“北京四中的。本科就是咱这儿的。很厉害的。”

   在接触中,感觉这个学生思维敏捷、知识面广、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她的作文也写得很好,的确是个学霸。

   后来我才听说,岂止是学霸,简直是学霸中的超级学霸!

   三年多的时间,这位学生拿到了3个硕士学位,而且都是响当当的名校——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伦敦政经学院、人大新闻学院。

   天之骄子呀,不服行吗?

   讲授新闻采访写作,我希望最好是30人以下的小班,这样便于相互交流和讲评作业。

   那年,学院开放选课平台,结果从其他社科院系一下子涌入100多人。我讲课就比较累,批改作业压力大。

   我没想到的是,最出色的作业竟出自法学院一位大三女生之手。其思想之深刻、逻辑之清晰、叙事之流畅、文笔之清新,令我久久无语。

   结课时,我专门找这位学生谈话。“将来你做检察官也好,当律师也好,干其它工作也好,都不要放下你手中的笔。那将是你人生飞翔的翅膀……”

   他以国防生的身份本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武警新疆总队所属的一个单位。他努力工作,用学校学到的知识,写文章、拍视频、编节目,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 但这些都是工作中的“常规动作”。一年后,赶上老兵复员,老兵们对部队的浓浓真情深深地打动了他,采访后就赶写了一篇通讯。这篇报道不仅《人民武警报》全文刊登,而且《解放军报》大篇幅转载。

   人才呀!武警新疆总队领导得知后,马上将其调入总队机关。

   他特别感怀:凭着这篇文章,自己比同龄人少奋斗了三五年。扎实的文字基本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本领。

   领导开明,又放行他读研究生。

   一次课堂上,大家就日本为什么失去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而争论不休时,他冷冷地冒出一句:“人口老化与萎缩呀。”可谓一语中的。

   我会结合学生们的作业,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方法和技巧。那次,一个学生的作业让我眼前一亮,尽管这个学生很少来上课,但好文章毕竟是好文章,我还是在课堂上将这篇文章展示给学生们。

   课间休息时,有两个学生不约而同地举着手机找我,“老师,您看!这文章是抄袭的!”

   我的天!那学生的作业大约有2/3是抄袭网上一篇文章。

   没办法,挑战底线了。这次作业我不能给成绩。

   期末,这位学生打电话给我:“老师,为什么不给我成绩?我作业不是很好吗?不是还在课堂上展示了吗?”

   “你难道真的的不明白为什么吗?人在做,天在看……”

   我回顾了一下:除了一次因交通故障而迟到几分钟外,十几年里,我竟没有缺过课,也没有因故改时间补课,哪怕一次也没有!

   不容易呀!我安慰着自己:起码说明这十几年里身体没有大毛病……




来源:码字工匠老詹(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glk8Zl_8aekk33nL39M1A


编辑:洪韵
迁移:李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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