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教育网

标题: 武大新闻40年：“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找到大海” [打印本页]

作者: 刘海明 时间: 2023-11-23 23:12
标题: 武大新闻40年：“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找到大海”

武大新闻40年：“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找到大海”

刘道玉很久没见过吴高福了。

刘道玉，年逾九旬，居武汉。吴高福，八十有五，住北京。

从北京到武汉，坐高铁，不到4个小时就能跑一趟。穷山距海固不能限也，然则时光催人老，无情地阻隔了两人的谋面。

但打捞历史，时光也会展现出柔情的纹理。40年前，他俩可是干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吴高福还记得非常清晰：“有一天，刘道玉校长约我到他办公室去，对我说，学校决定要办新闻专业，让我来筹备，并嘱咐我要深入调查研究，尽快提出办学思路，拟定好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调集人员，抓紧筹备工作。”

那一天是1983年7月15日。

彼时，吴高福45岁，他20年前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就留校任教。

吴高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刘道玉。“我当时也不是学新闻的，学校找我来问我行不行，我说国家需要，怎么不行？”

那年，刘道玉已担任武大校长有两个年头了。作为当时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他在武大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我履任校长伊始，痛感武大学科陈旧，科学研究落后，缺少学科的带头人，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需要。”刘道玉多年后说。他在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设计了文、法、理、信、技、管的办学模式，陆续对武大的专业进行合并、新建和重建，先后恢复了法律系，新建了新闻学系、金融学系、统计学系、空间物理学系、信息科学与技术系、病毒学系、建筑学系、环境科学系等，一个新型的多学科的综合大学逐渐形成。

刘道玉的改革后被称作“珞珈山奇迹”，堪为教育史上的华章。

中国大学校长成千上万，但改革开放迄今，能作为教育家被铭记的惟有三人：丁石孙、刘道玉、朱九思。

丁石孙，1984年至1989年担任北大校长。季羡林曾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刘道玉，1981至1988年担任武大校长。学生们称呼他是“永远的校长”。

朱九思，从1953年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建校伊始，就是主要领导，直至1984年。一言以蔽之，他乃“华工校父”。

说来也怪，这三段燃情岁月中的两段就发生在武汉。武汉还真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呢。

刘道玉主导的“珞珈山奇迹”影响最大，是1980年代绕不开的重头戏。

这大戏中的一折就跟吴高福和武大新闻系有关。

2

尽管武大官方把本校的新闻教育追溯至1983年成立的新闻系，而实际上，应把时间前移7年，从1976年中文系新闻专业成立算起。

特殊年代里，武大建有两所分校，即1966年在湖北襄阳建立的襄阳分校和1970年在湖北荆州建立的沙洋分校。1977年两所分校停办。

武大中文系教师樊凡曾在沙洋分校“搞斗批改”。1976年6月，他被调回武大总校中文系，系教改小分队队长李希贤对他说：“我们从教改的角度出发，打算办一个新闻专业，你是系里唯一搞过新闻的老师，希望你来负这个责。”

那年樊凡43岁。他在本该大展拳脚的年纪遇上了“文革”，无端牵扯进李达“三家村”冤案，被打成“黑帮分子”，押送到乡下劳动。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自1953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直至1966年。饶是他在党内外德高望重，也难逃冲击，并祸连多多。

樊凡因此被“挂”了整整10年。基于对工作的渴望，他爽快地答应了李希贤。

说干就干，武大中文系不仅“自主”成立了新闻专业，把1975级工农兵学员中的49人调过来，作为学员来进行教育，还一口气凑了10多个老师。

“复课闹革命”虽已几年，但书店里没有一本新闻学教材。樊凡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北大弄来一本《新闻理论讲话》，从复旦弄来一本《新闻写作》。

《新闻理论讲话》为北京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和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3级工农兵学员编，全书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和批林批孔，而不是构建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新闻写作》为复旦新闻系老师和1975级工农兵学员所编，虽介绍了消息、通讯、小故事和广播稿等常用文体的写作，但不到全书的八分之一，目的也不是告知写作规律，而是如何使媒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余篇幅则是推荐范文，如何开展革命大批判。

用这样的教材，很难帮助学生建立新闻记者应有的知识结构。樊凡以前在报社工作时，曾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他就把这三本书揉合在一起，对学员进行讲授。

当时，“左”的风气笼罩学坛，否认教学规律，否认“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而用 “典型产品学科”、“任务带学科”来取代。

樊凡及新闻专业的老师们在当时高压的空气下，不得不跟着潮流走。在“任务带学科”的思想指导下，把学员们带到工厂和农村去“开门办学”。

1976年秋，武大新闻专业又招了一个班。樊凡意识到“任务带学科”根本“带”不动，必须提高师资队伍，加强学科建设。他向系里建议，派人到人大、复旦去进修，让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老师到传媒挂职，还请了一批老记者编辑来兼课。

正当一切向好时，1978年年初，武大新闻专业骤然被叫停。

多年后，樊凡说：“新闻专业的宣布下马，事先没有与我们这些当事人打招呼，更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事后也没有人出来解释。当时刚刚结束是非颠倒的政治环境。领导说一不二，我没敢去问，更不敢去争“生存权”，只是十分痛惜。”

站在当时决策人的角度，事出亦有因。中文系是武大的根基之一，“文革”前，武大中文系发展到了鼎盛期，章（太炎）黄（侃）学派的谪传弟子在此，全校五个一级教授，有两个在中文系。经历一系列运动后，武大中文系元气大伤。到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当儿，武大要集中力量重建中文系，舍弃刚起步的新闻专业，倒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武大校领导如果目光长远，魄力更大，能从国家对新闻人才和新闻事业发展的需求来考虑，在拨乱反正中不将“脏水同小孩一起泼掉”，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3

历史的走向也确实如此。

中国新闻教育真可谓跌宕起伏。没有一个行业像传媒这般，与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勾连如此之深，当挟时力时，一文能动天下，却又长期被裹挟，合理性被充分稀释。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新闻教育发轫之初，其理念就与世界同频。

1908年，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在密苏里大学创办。10年后，即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创办新闻学研究会，这是是中国第一个新闻研究团体，标志中国新闻教育的开始。

蔡元培邀请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导师，前者是中国新闻教育第一人，后者是中国报业的奠基人。

北大新闻研究会规定“校内外人均可入会为会员”。从1918年10月到1920年12月，共有一百多位学员参加学习。

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办了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蔡元培亲自向55人颁发了听课证书，分为听讲一年和听讲半年两种。

毛泽东名字出现在32名“听讲半年之证书”上，但他因母亲生病，早已返回湖南，没有到现场领取证书。

这半年的学习给毛泽东带来极大影响。他后来创办了《湘江评论》和《新湖南》。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在新闻学会里，“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斯诺就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密苏里大学成立新闻学院时，校长黑尔说：“如果报业只是印刷者的技术或买卖，或者只是在印刷工厂的管理，或是新闻的采集与传布，或是这些都加在一起，我们便不能承认这种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一部分。”

1924年，燕京大学创办新闻系，秉持同样的理念，提出“新闻教育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重大关系”，教育目的除了“职业训练外，还要注意人格培养”。

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正式成立。“社会教育，有赖报章……从事于文艺的新闻记者之养成，既示以正确之文艺观念；复导以新闻编辑之规则，庶几润泽报章，指导社会，言而有文，行而能远。”这是建系之时，《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简章》对办学宗旨的阐述。

燕京大学新闻系第二任系主任梁士纯也认为，“若是新闻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顾其自身的生活，而在改革或倡导上无所贡献，那么中国新闻事业的前途就极其阴黯，那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这种新闻机关，也就没有存在或发展的价值了”。

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辗转来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一年后，在英国出版《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引起轰动，向全世界第一次介绍了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二战期间，中国驻外记者中有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包括著名记者、作家萧乾，二战时，他奔赴在欧洲战场采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新闻系被并入北大中文系编辑专业（后改为新闻专业）。复旦新闻学系成为全国唯一保留的独立新闻教育院系。

1955年，人大新闻系成立。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大学新闻系。

“文革”前，国内只有复旦、人大、暨大等四五所院校还保留有新闻学专业。

“文革”后，新闻学教育更是成为了“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到1970年，国内几乎已经没有新闻系，除老弱病残之外，新闻专业老师全部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新闻教育的恢复发展实际上是从负数开始的。

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开设新闻系的大学只有3所，在校学生不超过100人。

1982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在全国范围做了一项调查，发现一线记者存在约10万人的缺口，而当时新闻专业在校生1500多人，人才需求和供给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1983年5月，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新闻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新闻教育的改革问题。

“这次会议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新闻史学家方汉奇说。

重点大学纷纷增设新闻系或新闻专业。武大新闻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

假若武大新闻专业没有在1978 年被贸然叫停，到1983年，肯定已颇有一番规模。

诚如樊凡所言：“我校当年成立新闻专业，本是顺应潮流的改革之举，却又浅尝辄止，退了回去，真是可惜。否则，我们在新闻教育上就多赢得了五年宝贵时间，前面的探索必会成为后面的镜子，工作会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一支十多人的教师队伍不致走散，后来成立新闻系时又从零开始到处寻人重组班子。”

4

吴高福受刘道玉之托筹建武大新闻系时果真就是从零开始。

1980年代初期，包括武大在内，整个中国，都像是一个潜力无限的实验场，热火朝天，就看创新者们怎样去利用条件，创造条件，任何徘徊和等待，就有可能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当时，武大就给了吴高福两间房子，其它的就得他自己去想办法。

吴高福四处邀人。他先是找到了在武大中文系任教的刘家林和萧有成，问他们愿不愿意转到新闻系工作。

当时，刘家林和萧有成参编8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汉语大字典》已杀青。经过考虑后，他俩就一口答应了。

“这样，我们仨实际上就成了武大新闻系的始作俑者。”多年后，已经调入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刘家林回忆说。

从武大中文系一同转入新闻系的老师还有樊凡、吴肇荣、秦志希、张金海、李敬一等人。

吴高福很快组成了九人队伍，又借了一辆板车，同几位同事一起到学校家具组拉回一些旧桌子旧椅子，就这样把武大新闻系的牌子挂出来了。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吴冷西担任名誉系主任，吴肇荣担任系主任，吴高福自己则担任系党委书记兼副主任。

武大新闻系的创业史开篇。

相较于中文、数学、化学等建校之初就存在的老牌学科，武大新闻系着实是一个新物种，但刘道玉给予了足够的扶植和关心。

开新闻摄影课需要设备，武大当时财政紧缺，最后是刘道玉亲自和学校设备处处长申报才得以解决。

当第一届新闻系学生找不到中央级媒体实习。刘道玉带着吴高福一起坐火车上北京，去《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广播电视电影等有关部门挨家拜访，希望对方能让学生实习，叩开这些中央媒体的大门后，学生们再去其他地方申请实习，也就容易了。

吴高福认为自己在武大改革中只是个小角色，办学遇到困境时，他往往找校长。“校长从未推诿，什么问题找他，都会给你回答、解决。“

5

刘道玉对武大新闻系另一个弥足珍贵的贡献是邀请何微出山。

何微，1916年生，是经历过南北征战的老抗大、老延安，曾在1950年代与吴玉章、徐特立等人共同执教于人大、北大和《中国青年报》新闻班，并在1960年代领导创办我国西部第一个新闻系——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

1980年代，在中国新闻学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的称谓，都是泰斗级人物。

“北甘”，人大新闻系的甘惜分；“南王”，复旦新闻系的王中；“西北何”，即何微。

1984年，吴高福手持刘道玉的亲笔信，三顾西安，终于把何微请到武大，创办了武大新闻研究所。

何微说：“我来武汉大学，一不为官，二不为名，三不为利，为的是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为的是把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培养成合格的新闻人才!”

1984年9月，刘道玉主持召开学校党政联席特别会议，专门研究“如何办好新闻教育”的问题。何微提出了六点意见，如下：

一是要把武大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

二是要创造条件开办微电子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和主持专业。

三是要建立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新闻系学生要实行“双学位”制，培养出一专多能的新闻人才。

四是要办好一个新闻学术期刊，并使之影响全国。

五是要面向未来，增加新学科，如新闻管理学、比较新闻学、尤其是要重视微电子新闻学。

六是要建立图书管理、资料管理、电脑数据、信息传播研究四结合的智据科学，运用电传及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分析与检索。

今日回顾，何微的新闻教育思想是何等的超前。在他的指导下，武大新闻系迅速成为我国新闻教育与研究的重镇之一。

刘道玉后来回忆道：“1984年秋，何微先生以六十有八的高龄只身南下，领衔创办武大新闻系。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水平和领导才华，武大新闻系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迅速提升，从较晚起步的一个新闻系，一下进入全国大学新闻系的前三甲。过去，在我国新闻界有“北甘、南王、西北何”之说，后来就变成了“北甘、南王、华中何”的三足鼎立之势，至今这种地位依然保持不变。”

1988年，刘道玉因故去职，何微萌生退意，但还是不辱使命，在武大继续执教，直至1992年返回西安。

此后，每当忆起在武大工作光景，他总说：“这八年，我今生无悔!”

1999年，何微去世。

2009年3月，何微先生新闻思想座谈会在西安召开，刘道玉致信说：“每当我回忆武大新闻系成长的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何微先生的巨大功劳，他以精湛的学术、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忘我的奉献精神，给我们武大新闻系的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他留给武汉大学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6

1984年9月，武大新闻系正式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共79人。

当时，系里只有总面积三五十平方米的几间房，冲洗照片的暗房由公共厕所改造而成。1000多元经费只够买来了5台“珠江”牌相机。处处捉襟见肘。

除了9名初创员工，吴高福还想办法从业界挖来三人。在湖北潜江广播站工作的罗以澄、在湖北咸宁日报工作的胡武、在湖北日报工作的苏承雪，都毕业于人大新闻系，吴高福通过湖北省委宣传部将他们都调入武大。

另外，吴高福还想尽办法，从复旦新闻系和本校其他院系的1984年毕业生中，选拔了夏琼（复旦新闻）、张昆（武大历史）、周光明（武大历史）、强月新（武大哲学）、冉华（武大文学）、姚曦（武大经济）等六位青年人充实教师队伍。

创业维艰。吴高福感慨地对1984级学生说：“你们这一届学生是我们的试验品。”

在人大新闻系和复旦新闻系的模式之外，武大新闻系决定依托本校人文底蕴，另辟蹊径，当时排了很多文学的课程。光是古代文学，每周上8课时，此外还上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写作等。

罗以澄是当时的副系主任，他外出开会，别人会嘲弄说，“罗以澄，你们武大要办第二个中文系。”

樊凡是另一名副系副主任，主持教政。他结合此前在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摸索，痛定思痛，不仅强调打好基础，强调严格的技能训练，还冲破 “就新闻论新闻”的框框，提倡用多角度、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新闻写作，建构了新闻写作的方法论。

他曾在课上，让学生以“李谷一放弃铁饭碗，自己办了一个歌唱团”为主题，从政治、经济学、给商界人看、给李谷一的粉丝看等不同视角写5条导语。如果写重复了，就打0分。

有人不同意，告到了北京，教育部有关领导半年内四次找樊凡谈话，谈的是同一话题：“你们办的是不是新闻系？”

樊凡耐心解释，并继续坚持。最后教育部也不再存疑，并当面对他说，要把武大新闻系当作“老三”来培养（老大老二分别指的是人大和复旦）。

武大新闻系无意中趟出一条跨学科的路径

如，吴肇荣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型记者》【注：武大新闻学院官网写作《作家型记者》，有误】，开拓性地研究了新闻与文学的结合。

罗以澄一直坚持给本科生讲授专业核心基础课“新闻采访学”，一门课讲了二十多年，成了国家教学名师。

多年后，罗以澄反思，武大新闻系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弱势反而变成长处。“笔杆子的后面、技巧的后面，是文化底蕴的问题。特别是学新闻，你要去判断、去分析一些事情，这些都不看专业技巧，而是背后思想的问题。”

7

学者潘忠党在论文《成名的想象》中说， 1980年代初，新闻界最重要的几个事件和最著名的一批新闻工作者，无不凸显新闻从业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的深切关注。他们受新闻职业理念影响，大胆进行新闻改革实践，也拓宽了新闻从业者构建专业形象和名望的话语空间。

1980年7月，《工人日报》刊发了通讯《“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说明了什么》，开启了改革开放时期“批评报道、舆论监督、信息公开、行政问责等的先河”。

这一切不仅诱惑着新闻从业者，还感召了一批新闻学者。

武大媒介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就是误打误撞进入新闻行业。1985年，他从武大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本安心治图书馆学，但新闻改革的浪潮把他卷进了新闻行业。

1987年5月，大兴安岭林场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森林火灾。《中国青年报》记者奔赴火场，经过30多天的采访，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佳作——《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1987年6月，《经济日报》上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并在随后通过多篇深度系列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这些媒体事件展现新闻作为社会变迁的工具的魅力，单波忍不住“跨入热闹而又贫瘠、充满创造机会的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跟随樊凡攻读研究生。并在樊凡的引导下，走向中西新闻比较研究。

1990年代更是风起云涌。媒体在改革关头屡屡发挥重要作用。

1992年3月，《深圳特区报》头版推出《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文章被称为“历史关头的雄文”。

1993年3月，中央电视台决定将一套节目将开播时间调整到了7点，准备安排一档反映社会热点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是《东方时空》。

后来，《东方时空》又孵化出子栏目《焦点访谈》。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三亿人”的电视栏目。

1994年5月，《四川日报》51岁的副总编辑席文举受命创办一张城市报纸不久，中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份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破壳而出。

随后，《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三湘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燕赵都市报》、《大河报》、《华商报》等市场化媒体快速崛起，契合了经济高速发展下民众对资讯的渴求。

到1999年，全国已经有近30家有相当规模的都市报，广告收入过亿者比比皆是。

业界热火朝天，教育界不遑多让，全国高校陆陆续续在增办新闻专业，呈现你追我赶的态势。到1999年，全国的新闻学教学点达到了124个。

8

方外别有洞天。但武大新闻系并没有急切地扩大规模，到1995年，武大新闻系改组为新闻学院时，也才三个专业。

除了1984年对外招生的新闻学专业，还有1987年增设的广播电视学专业及1993年增设的广告学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武大广告学专业发展速度飞快，这离不开学术带头人张金海，他开创了珞珈广告学派。

1990年代初，广告学还是新兴专业，可用的教材比较少，张金海就组织力量，自编了一套广告学教材，经出版社和相关部门审评后认为质量不错，可是武大新闻系拿不出出版费，于是张金海就自己借了十万元把教材初版了，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课无教材的状况。

吴高福出任武大新闻学院首任院长。3年后，张昆接任院长。

张昆，毕业于武大历史系，就因曾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举办过一个中国近代史讲座，武大校方认为他是个在广播电视方面有潜力的人才，将他分到新闻系当教师。

本科学的是历史，怎么教新闻呢？深思熟虑之后，张昆主动报考了人大新闻系研究生，1986后重回武大执教。

与张昆有同样经历的还有石义彬，他先后毕业于武大外文系和哲学系，1986年起，在武大新闻学系任教。为充实教学和科研水平，他于1987年到1989年远赴美国西东大学传播学系学习。

这就为武大新闻教育埋下了传播学的种子。

传播学引入中国，对中国新闻学有划时代的意义。原来的新闻学之所以在高校地位不高，就是因为新闻“无学”。但传播学是真正学理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传播现象，并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吸收了大量学科理论，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

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便有一些传播学研究，但影响非常小。1982年5月，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来华访问讲学，并提出了向中国系统介绍传播学的设想。这成为了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的开端。当年的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年底，《传播学（简介）》一书成为了大陆地区的第一本有关传播学的著作。

导入传播学后，中国新闻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无学到有学，慢慢在高校站住脚。

1997年，教育部正式将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

9

2000年，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

随之，武大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罗以澄担任院长。

这一年，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生，学院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继人大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北广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复大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等之后，武大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也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俗称小基地）。

此外，继复旦之后，人大、武大、清华也获准设立国家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俗称大基地）。

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牢牢站稳了第一阵营。

科研是硬实力，但新闻教育归根结底是要培育出合格的人才。

1983年的夏秋之交，吴高福去复旦新闻系取经，王中生病在家，吴高福登门拜访，并告知武大要办新闻系时，王中特别高兴，虽躺在躺椅上不停地咳嗽，却谈兴大发，接连跟吴高福谈了三个下午。

第三天，当吴高福告辞已走到门口，王中叫住他说：“小吴，你们武汉大学要教出几个敢说真话的记者来。”

“做有思想的新闻人，负责任的传媒人”是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训。

对照人大新闻的“京派”和复旦新闻的“海派”，武大新闻毕业生们有一股独特的气质，也许这和武汉这座城市的性格有关。

位处华中，九省通衢，熏陶出开阔的胸怀和高远的眼界。同时码头文化浓厚，则造就出敢作敢为敢闯的勇猛风气。故此，美国史学大家罗威廉把汉口视作中国早期市民社会的样板。

从1984年迄今，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培养了16000多名学生。试举数人：

窦文涛（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薛晓峰（广东政协副主席、原《广州日报》总编辑）

任卫东（新华社副总编辑）

刘汉俊（“学习强国”总编辑）

王慧敏（光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赵铁骑（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欧阳常林（原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总经理、湖南电视台台长）

陈菊红（腾讯副总裁，前《南方周末》著名记者）

杨瑞春（腾讯网副总编、前《南方周末》著名记者）

万静波（前《南方人物周刊》副主编）

王跃春（原《新京报》总编）

段功伟（原南方日报社编委，原《南方周末》总编）

从玉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王景春（摄影家，原《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

赵青（摄影家，原《深圳晚报》编委、摄影部主任）

……

同门师兄弟，作别珞珈，既能北上进入央媒成就不凡事业，也能南下在市场化媒体搅皱一池春水。看似泾渭分明，却又源出一脉，唯独武大新闻一家。

10

不可否认的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传媒行业到底是走向了歧路。

在学术史层面，2023年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上升为一级学科25周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廖圣清等人做了一项专门的研究。

从1998到2022年，9种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共刊发论文47593篇，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5位的研究机构为：中国传媒大学（2881篇）、中国人民大学（1835篇）、复旦大学（1819篇）、武汉大学（1003篇）和南京大学（924篇）。

不过，本土真正有原创能力的新闻传播学者屈指可数，目力所及，也只有：尹韵公（新闻史）、喻国明（媒介经营），陈力丹（马恩新闻观）、黄旦（新闻传播理论）、单波（中西新闻比较及跨文化传播）、陆晔（新闻传播理论）、何道宽（传媒翻译）。

豆瓣上，8分以上的新闻传播学专著也是寥寥无几。主要有：

单波：跨文化传播（武大）

胡百精：公共关系（中传）

黄旦：新闻理论（复旦）

陈力丹：新闻理论（人大）

陈昌凤：新闻史（清华）

吕新雨：纪录片（复旦）

张志安：媒体人访谈录（复旦）

侧面印证，中国的新闻传媒学术研究前路依旧漫漫啊。

更揪心的事还不止如此。

2006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后，张昆更多扮演的是新闻教育家。他在专著《新闻传播教育导论》中发出呐喊，“如果越来越多的公民不再去阅读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调查、认证和职业处理程序而确认的信息（我们称为‘新闻’的产品），如果这个产品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价值，那么新闻职业就失去了它的主要功能。相应地，新闻业也就失去了它的‘品牌’，它的特殊地位。”

遗憾的是，这一现象正在发生。而高校并未拿出有效的应对举措，还在一味扩招。

截至2022年底，全国719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共有1391个专业教学点，共计29万余名学生。而据2022年版《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中国持有记者证人数19.4万余人。

更为严重的是，国内新闻院系 “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缺乏属于自身的特色与风格。

一方面是新闻学教育规模狂飙突进，一方面是整个传媒生态在急剧恶化。

新闻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时代需要改革家。此时此刻，不由得分外思念刘道玉。

由于身体每况愈下以及其他原因，2008年3月22日，刘道玉做了最后一场公开演讲《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演讲结束后，他宣布：今后不再为校内外的学生作演讲；不再参加社会重大活动；不再担任任何社会兼职。

那晚，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人都不退场，刘道玉只得缓慢穿过人群，但未料到千余名学生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11

当我们纪念武大新闻40年时，我们其实在纪念那段改革往事。

1984年作为青年才俊留校的毛头小子强月新现已两鬓飞霜，他执掌武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有6年了。樊凡和秦志希已经去世，吴高福、罗以澄、张金海、石义彬等均荣休。就连与他同届的夏琼也退休了。

去年四月，秦志希去世后引发诸多缅怀。他讲授的沈从文作品赏析曾是几代武大新闻学子的记忆。

沈从文说，“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

新闻何尝不是一条河。

1994年，为拓宽单波的学术视野，樊凡把他引荐给武大哲学系教授郭齐勇（原武大国学院院长），攻读博士，研习中国哲学。

单波读博时，樊凡专门送他一本《辞源》，助其解惑，并在扉页上写着：“只要沿着河流走，就一定能找到大海。”

参考资料：

1，《刘道玉：没时间驻足回望》，南方人物周刊

2，《“这八年，我今生无悔!”——记何微教授在武汉大学锐意进取、创新的峥嵘岁月》，车英

3，《新闻院的那些旧闻》，吴高福

4，《屐齿印痕诉当年——我校新闻教育发展历程回顾》，樊凡

5，《激情澎湃的岁月——忆1983年“人大”新闻系教师进修班》，刘家林

6，《回到1984年的新闻院》，罗以澄

7，《缅怀恩师樊凡：清泉心上流》，单波

8，《罗以澄与武汉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刘建明

9.《吴高福与初创期的武汉大学新闻教育》，刘建明

10，《立德树人“新闻老兵”——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武》，刘思维

11，《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历史与展望》，赵玉明

12，《讲述70年高校传播学变迁史》，李良荣

13，《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光明日报

14，《百年奠基：论徐宝璜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贡献和遗产》，出版参考

15，《学科30年嬗变之新闻学：从“分枝”成长为“大树”》，科学时报

16，《《冰点》主编从玉华：那张业务桌子让我们对抗着流量焦虑》，青年记者

17，《武大新闻系主任辞职信走红网络称只想安静教书》，新京报

18，《新闻传播教育导论》，张昆

19，《成名的想象》，潘忠党、陆晔

20，《传媒变迁40年：那些改变的和被改变的》，新京报传媒研究

21，《何以自主？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演进脉络（1998―2022年）——基于知识管理过程理论的内容分析》，廖圣清等

22，“Journalists Sense Turmoil in Their Industry Amid Continued Passion for Their Work”

来源：猛哥（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MrnXnfcf_KDUt1pMJoU6w

编辑：郑程程

欢迎光临传媒教育网 (http://47.106.1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