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陈伯达人民日报“夺权”工作组的构成——进入大劫难的人民日报（1）
1966年5月30日晚上人民日报编委一致通过向中央的报告，请求派人来接替吴冷西主持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正师级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在这天上午就知道自己的新使命了。
1.唐平铸、刘志坚先后交代任务
这天上午，解放军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唐平铸将朱悦鹏和军报通联处处长李久胜叫到办公室，宣布说，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今天下午3点你们到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家里去，由刘副主任当面交代。
唐平铸把话说到这里停住了，不告诉是什么任务？
朱悦鹏、李久胜很奇怪，既然是重要任务，时间又那么紧，又要由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当面交代，猜不透这是什么样的任务?以致朱悦鹏那天的午饭没有吃好，更睡不着午觉。
下午 3 时，两人准时到达北京东四一条巷子里的四合院——刘志坚家中。刘志坚副主任分管军报，对军报中层以上领导干部比较熟悉。他要两位坐下来，等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来了再谈。
过了一会儿，钱抵千到了。刘志坚立即正式宣布任务：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由陈伯达任组长，军队派 3 人参加，地方也派 3 人参加。你们 3 人就是军队派去的，要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抓宣传、抓版面。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见陈伯达。
这就是交代正式任务了。刘志坚随后还谈了一些当前的全国形势，总体上的意思是，现在报纸宣传很重要，军队在这方面也需要人，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所以挑选你们三人去，希望你们能愉快地接受任务，完成任务。
2.李久胜换成尚力科
领受了任务，返回军报驻地平安里三号的路上，李久胜对朱悦鹏说：“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全力抓版面抓宣传，我在军报长期做通联工作，对版面不熟悉，恐怕得换个同志去。”
他们在回到报社驻地以后，向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做了汇报。李久胜再次谈到他不合适去的理由，说，去人民日报的应该是军报的笔杆子，自己长期做通联工作，算不得军报笔杆子，还是换一个人去更好。
唐平铸、胡痴两人听了，同意李久胜的意见，对朱悦鹏说，军报党委委员就那么几个人，再也抽不出了，你就在副处长、副主编中选一个人吧。
朱悦鹏随即提名记者处副处长和谷岩（故事影片《狼牙山五壮士》编剧之一），说他的业务能力强，团结同志好，比较合适。
唐平铸不同意：和谷岩不能去，你这个处长走了，他还要主持记者部的工作，再想一个吧。
朱悦鹏想了想，提议让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去。他讲了尚力科的长处，唐平铸、胡痴都同意了，要秘书立刻报告刘志坚副主任。
从唐平铸办公室出来，朱悦鹏想，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军报总编辑华楠不出来向我们布置呢？我们接受了任务，也应该向总编辑报告一下，于是来到华楠家中，向他报告了。
华楠说，最近身体不好，由他们布置就可以。
后来朱悦鹏才知道，这时候的华楠已接到新的任命为战士出版社社长，只是命令还没有宣布。
3.刘少奇、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派出陈伯达工作组
朱悦鹏领受的任务毕竟是低了一个层面的，前一天，高层领导已对人民日报的命运、包括对吴冷西的命运作出了安排。
鉴于“文革”已经发动，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贴出大字报，以及领袖对吴冷西领导下的人民日报严重不满，在5月28日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名单上，没有了最初曾提名列入的吴冷西的名字。
5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议地点就在刘少奇家中的会议室。周恩来、邓小平参加，还有一些部门负责人包括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列席。
会议首先议定，由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接管那里的领导。同时决定由李雪峰负责接管北京市委，取代彭真担任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到北京担任第二书记。
新决定是否可行？周恩来亲自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
打完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说，两件事已经得到主席同意。（见刘志坚回忆录《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46页）
周恩来打电话，主要起“确认”的作用，因为刘志坚那边决定派出的 3 人已经在30日上午开始交待任务了。刘、周、邓很慎重，希望通过文字方式将这一“确认”留存档案。
第二天（5月30日），刘少奇起草了向毛泽东的书面请示信，与周恩来、邓小平联署，请示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下卷第638页）
1966年8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署的这个报告看，陈伯达亦担负对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新闻的“指导”
刘少奇的请示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临时工作组”成员是：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李久胜（后改《解放军报》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本文作者注）、杨丁（《红旗》杂志社国际组编辑）。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待定。
毛泽东当天深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同意这样做。”（同上下卷638-639页》
这是“文革的大革命”开始后以中央名义派出的唯一“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有些短命，两个月后不怎么提起了。究其原因，可以看到8月初毛泽东贴出大字报，对“派工作组”的做法表示严重不满，进行了严厉批评。在领袖的批评下，进驻大学和中学的“工作组”纷纷撤出，进入了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立刻放低了身姿，不大使用这个名称，而且通过任命新的总编辑、副总编辑来领导运动和工作。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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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覃韵琪
钱江：陈伯达面授机宜“夺权”“抓社论”，军报“红小鬼”记录——进入大劫难的人民日报（2）
上文记述进驻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的人员构成，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迅速与军队挑选的干部谈话，宣布了任务。
1966年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到钓鱼台宾馆八号楼，被引入一层大会议室，陈伯达和康生随后进来，身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穆欣，以及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杨丁。这是朱悦鹏第三次走进“钓鱼台”。
1、陈伯达面授机宜“抓社论”
朱悦鹏自1938年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当面听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他当时认为陈、康二人是党内有数的高级理论家，也是重要领导人，因而行止格外小心。这时也确值陈、康两人红得发紫的当口。陈伯达将在 4 年后“陨落”，康生“当红”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直到他死后文化的大革命终了。
朱悦鹏面前的陈伯达显得很兴奋，在这一个月里，和他同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吴冷西看来正在无可挽回地暗淡下去。而他陈伯达本人，不仅执笔修订了重要的“五一六通知”，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协助修改了林彪在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要谈“政变”的讲话。两天前的5月28日，中央正式文件宣布，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
当着随行去人民日报“夺权”的班子，陈伯达以难懂的福建口音讲了很长一段话。很多话朱悦鹏听不大仔细，大意还是明白的。
陈伯达说，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有重要意义。今天下午3点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宣布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
随后，他主要阐述正在兴起的“文化革命”，说这场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发动群众参加这场大革命云云。
陈伯达强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陈伯达在讲话中说，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和“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
这些内容，在不到两周前那次“扩大会议”上林彪强调“防政变”的讲话中都有了。
陈伯达滔滔不绝讲完，已经接近中午12点了。康生接着只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同意陈伯达所讲的。
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陈伯达说，明天6月1号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他指定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起草这篇社论。
钱抵千请示说，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伯达同志刚才讲的内容来写？
陈伯达表示同意。（见朱悦鹏回忆录文稿《漫漫人生路》2013年，第53-66页）
穆欣根据陈伯达的要求，当时记录，随后立即整理出来，作为社论内容的依据。实际上，在场的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向面前的人们分配任务，今天迅速起草成文，当晚改定，第二天见报。（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记事》，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104——105页）
2.军报笔杆子“红小鬼”踏浪尖进入风暴“台风眼”
朱悦鹏是个真正的“红小鬼”，1927年3月27日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朱家村一个富裕农家，出生的时候家里有80来亩地，不愁吃穿。
他6岁进私塾，等来年乡里有了新式小学，他就转学进入，开始学语文、算术，还有史地、英语等。
1936年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一支红军队伍自陕北而来，逼近西安，军声震撼。他们径直来到了朱悦鹏所在的村庄驻扎。
这支红军队伍在镇上只停留了20来天就返回陕北，却留下了红色种子。他们走后，镇上小学里来了3个青年教员，后来知道都是中共党员。他们组织起了“抗日民族先锋队（民先）”，朱悦鹏也报了名。因为年龄太小没有被吸收，但他的名字被“民先”组织者牢牢记住了。
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鲁迅师范学院来人，到朱悦鹏所在学校招收学生去陕北读书，结果挑中了14个人，朱悦鹏也在其中。他回到家里把去延安读书的事告诉父母，父母死活不让去。朱悦鹏还是有办法，他找到了10块钱，瞒着父母亲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这一年他刚刚12岁。
由于年龄太小，他又转去延安边区中学去读书。
读书不过半年，性格活跃的朱悦鹏调入了边区保安部队剧团，唱秦腔，扭秧歌，拉二胡，学提琴，成了活跃的文工团员。
1942年底，延安“边保”改编为警备第3旅，文工团改成宣传队，住处紧挨着旅部宣传科，朱悦鹏跟着宣传科的干事写起了新闻稿，很快成为《部队生活报》的模范通讯员，写的稿子登上了延安《解放日报》。
1945年新年过后，离18岁还差3个月的朱悦鹏入党了。这年夏天抗战胜利，他当上了旅长贺晋年的秘书。1946年4月，他随旅长奔赴东北，辗转来到了佳木斯。这年冬天，他曾担任骑兵连代理指导员，参加了三江平原上激烈的剿匪战斗。
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组建骑兵纵队，贺晋年任纵队司令员，朱悦鹏到政治部担任干事。他到任后向领导建议，创办了《铁骑报》，这是他走进新闻队伍的重要一步。
转眼到了1948年夏天，21岁的朱悦鹏已经是骑兵师宣传科长，参加了辽沈战役，亲身经历了塔山阻击战。
接下来就是大进军了，朱悦鹏所在部队整编为第48军，从东北一直南下，到了江西赣州。在这里，军部办了《奋进报》，任命朱悦鹏为副社长兼新华支社副社长，主持两个班子的日常工作。不久进入广东，朱悦鹏在1953年1月奉调中南军区政治部，担任科长。
1960年晋升上校时的朱悦鹏
1956年，《解放军报》在北京创刊，朱悦鹏调入军报当记者，从此一生的工作都在这里。他于1960年晋升上校，1963年担任记者处长。
几年以后就是1966年。一场大风暴酝酿许久，终于要在夏天爆发了，朱悦鹏踏着风口浪尖进入这场大风暴的“台风眼”。
听陈伯达讲话时，他还不明白这里的风险。
（未完待续）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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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覃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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